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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 | 胡耀邦:“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

  刘继明老师引用百度百科的词条,在微博里提到了发生在44年前的“潘晓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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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刘继明老师又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44年前的“青年女工”经过这四十多年的实践,是否会有所醒悟呢?

  这样的“醒悟”当然不是刘继明老师的臆想。笔者在20余年前走访国企工厂时已经听很多工人亲口讲述过,他们无不感慨毛主席担忧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高瞻远瞩。

  不过,这样的“醒悟”却不会发生在潘晓身上。因为潘晓本身就不是一个真人,而是一个杜撰出来的“青年女工”,用胡耀邦当年的话来讲,“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文章用幽怨、激愤的笔触,讲述了自己人生的痛苦、创伤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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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晓来信

  文章开头写道: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据潘晓在信中的描述,她小学的时候,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理想主义氛围中,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但文革的冲击摧毁了她的憧憬,家庭、工作、爱情中经历了种种不幸……

  最后她得出一个结论: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封“读者来信”被称作“文革”后青年一代的精神告白,迅速引发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

  《中国青年》编辑部很快收到大量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有赞同也有反对。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当时主管宣传的王任重,想寻求更高层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6月18日,胡乔木来到编辑部,不仅支持和肯定了这场讨论,还表示,希望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6月20日,王任重批示“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1980年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

  于是,这场讨论的调门越来越高。第8期的《中国青年》刊登了署名“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的来信,称“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

  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赵林这篇文章成为继“潘晓来信”之后刊登的读者来信的主题。

  那么,潘晓究竟是什么人呢?

  她其实在来信的第一段已经有所交代,“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按她的说法,“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要知道,五六十年代想入党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五十年代的党员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足2%。潘晓无疑是干部家庭出身!妥妥的精英群体,而且潘晓本人善于思考、博览群书、喜欢“反省”。

  这一点在这个群体中尤其具有普遍性,例如十多年前陈小鲁等人纷纷出来替整个群体道歉——其实很多事情的确是他们干的,但并不代表这个群体的工农子弟也都干过这些事。真心反省的话,就把自己做的错事好好检讨一下,而不是借着“反省”来表达对毛主席和那个时代的不满。不过,精英群体毕竟是突然经历了冲击与下行,相当不满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是由立场决定的。

  我们再说回到“潘晓来信”的缘起。

  1978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决定复刊。当年6、7月间,复刊领导小组成员的关志豪等人希望了解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定开展一场人生观讨论。编辑部的人员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编辑部结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沟通交流,决定向黄晓菊约稿。在这前后,在北京经济学院的座谈会上,学校团委向编辑部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

  编辑部结合两篇稿子,最终由编辑马笑冬执笔,写出了一篇2400字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

  而上面提到的“潘晓”的个人和家庭经历,原型就是黄晓菊。黄晓菊出生于1955年,1972年初中毕业,可能因为身体原因没去上高中也没去插队,而是在家待业了两年,1974年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她当时的烦恼就是“难道就这样一辈子与机器打交道吗?”1978年-1979年,黄晓菊参加了当地的文学培训班,得到了“思想启蒙”,才有了那篇8000多字的稿件。成名后,黄晓菊进入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当图书资料员,80年代末先后去了深圳和日本,1993年回北京加入朋友的服装公司……这些家里与高级干部子弟当然还有不小的阶层差距,但也远胜过一般平民子弟了。

  潘祎的家庭经历与黄晓菊相似,同样是干部家庭出身,只是父母并不是受运动冲击,而是去了青海支援三线建设。1978年,潘祎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在大学里,他开始迷茫了:“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

  所以,“潘晓”二人的确是当时的青年,一位青年女工、一位青年学生,但社会地位比绝大多数青年还是要高的。要说他们的思想能代表当时的青年,恐怕也有夸大的成分,他们代表的正是当时的精英群体子弟、青年知识分子。

  毛主席那一代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平等的努力尚未完成,当大多数平民弟子还上不了大学,大多数农家子弟当不了工人、端不上铁饭碗的时候,这些上了大学、进了工厂的精英子弟却有闲工夫在那里多愁善感,要实现“自我价值”。

  然而,他们那种自怨自艾的多愁善感,不过是因为运动冲击导致家庭状况向平民阶层下行所产生的失落感;他们自以为高明、“先进”的反省与思考,不过是捡起了几千年以来早已陈旧不堪的破落玩意儿——

  样板戏《红灯记》鸠山试图劝降李玉和,所用到的“最高的信仰”便是“为我”两字。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几千年来用下半身思考的统治阶级,不都是奉行这样的哲学吗?

  当然,这篇被《中国青年》杂志操刀的“读者来信”已经不是停留在个人的抱怨与思考上了,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在一篇两千多字的短文里用了大量篇幅对毛泽东时代、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进行讨伐。

  我们今天无法看到黄晓菊、潘祎的原稿内容。然而,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情况》指出:“潘晓”的信“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当年的知识精英们,真可谓用心良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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