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肯定还没有忘记，曾经有个袁姓“最牛历史老师”在讲台上肆无忌惮地辱骂伟人；又有个毕姓“知名央视主持人”在饭局上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词汇诋毁伟人，激起了亿万普通民众的极大义愤，掀起了群起而攻之的声讨浪潮，使这两个自以为得意的小丑像人人叫打的过街老鼠钻到地下去了，再也不敢嚣张。但是，人们有没有想一想，这样的疯狂攻击新中国开国领袖的事情怎么会如此明目张胆地发生在新中国建国已经六十多年的讲台和媒体上呢？究竟其背后有什么势力在鼓动和推波助澜呢？
回看历史，查阅各种媒体资料，可以发现，其实在伟人逝世后不久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股“非毛化”的思潮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上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那个被称为“理论务虚会”的“精英”大聚会。这个会，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始于1979年1月9日；参会的人员都是当时理论界和宣传部门的知名学者，许多人兼有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可以说，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人物。会议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共发出了264期《简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会议原定于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进行大会发言，但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计划变更，没有进行大会发言，“第二阶段”只进行了几天就于4月3日结束了。
发生了什么情况变化呢？
原来，邓小平一直关注着会议讨论的情况，会上发的简报他每期都看，但会议讨论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言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到了令他无法容忍的程度。本来，他复出之后，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刊出后，他注意到党内、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他想通过讨论会的方式，“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达到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可是没想到这个“理论务虚会”开成这个样子。他很生气地对理论务虚会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胡乔木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有同感：“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3月27日，邓小平召集理论务虚会领导小组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针对第一阶段讨论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3月30日，邓小平到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邓小平讲话后，原定的大会发言取消了，一些人已经写好的发言稿没用上，按他们的感觉就是——“草草收场”了。
务虚会上有些什么言论，会让邓小平“看不下去”呢？当时担任会议小组召集人的吴某，著文披露了发言记录（参见2001年11月《炎黄春秋》），我们不妨看看几则典型发言。
某黎姓历史学家批评毛泽东：“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人共产主义。”他所说的“经济自然发展阶段”，指的是“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评：这就是随之泛起的“补课论”即“补上资本主义阶段”的论调的起源。）
某许姓经济学家批评毛泽东：“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并说毛泽东“不懂经济”。（评：这就是后来诋毁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的种种论调的起源，至于“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则纯属胡说。）
另一个孙姓经济学家说：“我不久前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回来，看到人家解放后，一心一意建设了三十多年，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硬性地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把我们国家搞成目前这个样子。”（评：看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的下场，算是个什么样子呢？）
某宦姓国际问题专家直接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的“九评”，称“‘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评：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四分五裂已经给了这个专家最好的回答。）
据吴某所说，整个务虚会呈现一种基调——新中国建国“30多年来”， “是一条极左路线的恶性发展，这条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也就是说，这个会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毛泽东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整个历史。
这些记录于简报的言论，都是经过发言人本人审核过的，措辞语气都经过斟酌。尽管如此，许多发言的语言仍然那么尖刻，足见发言人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仇恨之深。
务虚会的非毛化绝不是孤立的。在会议召开期间，许多城市出现非法组织，散发油印刊物，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完全否定新中国的历史；有人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甚至要求美国总统来“关怀中国的人权”; 公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张贴攻击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标语。值得注意的是，会上讨论什么，社会上也跟着讨论什么，会上谈论的一些观点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出去，社会上还出现会议发言的手抄本。另一方面，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非毛化观点，也有不少传到会上来。对这些观点，一些与会者不仅不加批判，反而表示支持和赞许；呈现出会内会外互相呼应，沆瀣一气的态势。
更为严重的是，在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那些持非毛化观点的人，不但没有认识错误，反而指责中央“收”了，“解冻期”要结束了，“冰河期”又回来了；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抵触。在务虚会结束后的5月到10月期间，在包括重要党刊在内的一些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与四项基本原则唱对台戏的文章，使得非毛化的妖风越刮越大。与此同时，文艺界也出现了以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为典型的许多非毛化作品，且并未受到有力的批判。
党内的非毛化倾向继续发展，在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召开的四千人高级干部讨论会上（1980年10月）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个讨论会的与会者都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和地方及省的军级干部，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根据邓小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的指导思想写出的决议初稿，交与会者讨论，却遭到了许多与会者的抵制。据当时担任会议秘书的郭某某披露，成为会议主导气氛的典型观点就是认为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认为决议草案“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主张“《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有一个原中宣部副部长甚至扬言要“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参见：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对于这种思潮，邓小平予以坚决反对。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而且明确表示，如果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一些有良知的老干部也坐不住了。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挺身而出，作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列举了毛主席力挽狂澜，拯救革命事业的大量历史事实，雄辩地驳斥了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拷问——“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震撼了整个会堂。
然而，那些持非毛化观点的高官们仍然坚持他们的立场。据郭某某所披露的众多与会高官的态度，他们普遍不满于“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声称他们只“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梳理这一段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非毛化妖风的源头在哪里。许多从理论上“上纲上线”，系统性地讨伐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的文章，正是出于党内掌握意识形态发言权的高官们。
这里还应该指出，许多曾经流传于社会的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一部分是来自对新中国持敌对立场的境外媒体，被国内别有用心的人加以渲染和传播；也有一部分就来自党内意识形态高层。以四千人大会的发言来看，就有人公开造谣。例如，有人言辞凿凿地说： 1950年的五一口号，“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评：中央文献研究室拿出原始档案，此口号是胡乔木的笔迹。谣言不攻自破。）有人还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与朱德“不和”，“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评：两人的分歧已经由《古田会议决议》作了结论，而古田会议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自古田会议后，就如朱德所说：“朱毛不分家”；毛赞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并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所谓“朱毛不和”，本是以小人之心度伟人之思想境界，却敢在党的大会上信口胡说。）
毛泽东生前早就提醒全党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且指出这类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包括“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等。在曾经的很长时间内，善良的人们总是想“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吧？”“是不是毛泽东把问题估计严重了？”。现实给了人们最好的教育。
所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固然主要是指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但除了所有修正主义者共有的思想表现之外，这个称呼还特指赫鲁晓夫个人品质方面的特点。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品格作了这样一个评论：“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 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斯大林，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非常拥护的。”请注意，当时中苏之间尚未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发生严重的分歧和争论，但毛泽东已经看透了赫鲁晓夫是一个“缺乏革命道德”，即品格恶劣的人。
在后来中苏大论战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中，对于赫鲁晓夫的政治品质，作了以下描述：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拿上面这些评论来与理论务虚会及四千人大会上某些人的言行对照一下，不是发人深省吗？由此再来思考一下毛泽东要求全党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告诫，是不是真切地感悟到，伟人看得就是比常人透彻得多，长远得多！
然而，事情并不是按照那些非毛化鼓吹者的愿望发展的。辩证法的不可抗拒，使得非毛化在猖獗至登峰造极之时就开始走向反面。他们对伟人的肆意诋毁和造谣污蔑，促使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去探寻真相，对比鉴别，追求真理；也促使在伟人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纷纷发声讲出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痛斥各种谣言。伟人生前不为人知或被长久封锁的档案材料终于大量地公之于世，一个全心全意为着最大多数劳动大众的利益殚精竭虑奋斗了一辈子的伟人形象在人们心中得到了更加丰实、立体且有血有肉的真实还原；那些向伟人身上乱泼污水的人恰恰暴露出自己的卑劣而为人们所不齿。今天，对待伟人的态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民众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良知的重要试金石。
这场非毛化与反非毛化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因为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坚持毛泽东给新中国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背离这条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触及到各种人群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不同阶层的现实利益和他们在未来利益格局分化中的命运，因此必然是尖锐的，严峻的，不可调和的。那个著文《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的郭姓专家，在其文中以他所代表的阶层代言人的口气呼吁推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企图代之以彻底否定的评价。然而，历史必将证明，如果真有一天要对那个《决议》进行修正，并且由人民大众来做的话，其结果必与那个郭姓专家的愿望相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