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面的话
在由之甚至许多人看来，诺贝尔奖的公信力远不如从前，特别是每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极具政治争议的。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次之。其他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相对要令人信服一些。今天，“由之说天下”将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开去，旨在关注“制度与繁荣”的关系。
其实，早在他们之前从武汉大学走出去曾连续两度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湖南籍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这方面的研究比三位诺奖获得者要深入得多。于是，有人为杨小凯未获诺奖鸣不平，这位充满传奇的杨小凯究竟提出过那些经济学主张?使得人们难以忘却他的经济学存在与贡献，并对他独立精神人格表示敬重。
过去，人们对繁荣与否的注意力过多投向了资源禀赋，象沙特、科威特那些“富得流油”的国家，躺着赚钱令以色列、日本这等资源贫乏的国家羡慕不已，这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禀赋只能归咎于“上帝”的不公。但环视当今世界，繁荣与萧条的分野不全在于资源禀赋，更多的国家面对国情的现实，选择了创新驱动与技术对经济赋能，并实现了“贫富的逆转”，又比如以色列和日本。而创新驱动的背后首要的是“制度创新”，好的制度创造了繁荣的奇迹。当然，不好的制度对经济的破坏也不言而喻，有目共睹。下面，让我们看看今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究竟有什么过人的经济学发现或主张。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出发，观察这些年的经济学奖都授予了西方学者。按理说，这些西方经济学主张与开出的“药方”应能帮助拯救西方经济，但结果是“一团糟”，从而拖累到世界经济一蹶不振，结果坏了经济学家的“名声”，也让“专家”(砖家)蒙羞。
中国的快速崛起，开辟了独特的中国政治经济学道路，让西方政治经济学黯然失色。看来，这完全与所获诺奖无关。诚然，诺奖在世界所有奖项中，仍然具有某种分量，仍具关注价值。
二、颁奖导向：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社会制度与国家繁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影响。意即“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他们的理论框架表明，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良好的制度，如民主、法治和财产权保护等包容性制度，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如专制、腐败和资源掠夺，会阻碍经济发展。
一个关键的概念是“贫富的逆转”，即那些在全球殖民化前相对富裕的地区，现在可能变得更加贫困，而一些在殖民化前相对贫困的地区，现在可能变得更加富裕。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引入的制度差异造成的。例如，墨西哥在阿兹特克帝国时期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但由于殖民后的掠夺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相反，美国在殖民前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但由于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现在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殖民时期欧洲人的死亡率影响了他们建立的制度类型。在疾病严重、死亡率高的地区，殖民者更倾向于建立榨取性制度，快速攫取资源。相比之下，在气候宜人、死亡率低的地区，殖民者则更可能建立包容性制度。
三位获奖者还提出了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洞见，强调全球需要新的制度来确保人工智能带来经济繁荣，而不是取代人类。他们建议改革商业模式、更新税收制度、提高劳动者话语权、资助更多有关人工智能与人类互补性的研究，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与人类形成互补，促进共同繁荣。这无疑是具有前瞻性与建设性的。
三、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研究范畴是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背后是其推崇的经济学主张，旨在让人们关注经济繁荣的制度性因素。这就回到了制度经济学的定义与研究范畴。让我们重新温习一下这门经济学分支所关注的领域，作一次制度经济学的学术概念巡礼。
制度经济学是一种将制度视为经济分析核心要素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法律、政治、社会规范以及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不仅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还受到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
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包括：
1、制度的定义和分类：
研究制度如何定义，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规章、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如习俗、传统、社会规范)。
2、制度的起源和演变：
探讨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随时间如何演变和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3、制度与经济绩效：
分析不同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生产率和收入分配。
4、制度与市场结构：
研究制度如何塑造市场结构，包括竞争与垄断、市场进入壁垒和退出机制。
5、制度与企业行为：
探讨企业如何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做出决策，以及制度如何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战略。
6、 制度与创新：
分析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
7、制度与经济发展：
研究制度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
8、制度与社会福利：
探讨制度如何影响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健康、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9、制度比较研究：
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以理解它们对经济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10、制度变迁与改革：
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包括制度创新、制度失败和制度改革。
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理解制度如何塑造经济行为和结果，来提供对经济现象更深入的解释。这就回到了今天“由之说天下”的话题。它通常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结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四、重新审视杨小凯的经济学主张
今天，读到一篇来自@独眼财经的自媒体文章：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早该颁给杨小凯。对杨小凯的经济学主张非常推崇。当然，只能代表一家之言。但杨小凯作为一位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他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注意是“过度”干预。重温他的经济学主张也许对于我们观察理解当下经济走势并找到药方开启一扇窗。他的主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要点：
杨小凯
1、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小凯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分工，这一点回归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观点。他批判了主流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主张以分工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
2、交易成本与分工的关系：杨小凯提出，分工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市场规模，还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降低交易成本可以提升分工水平，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3、私有产权的保护：他认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相呼应，即制度是经济长期成功发展的根本。
4、超边际分析：杨小凯发展了超边际分析方法，这是一种非线性优化方法，用于解决分工模式或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问题，以及在特定分工模式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5、后发劣势：他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警告说如果后发国家仅仅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忽视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最终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危机。而最具全球样本意义的可能是阿根廷。
6、宪政和制度改革：杨小凯强调宪政和制度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良好的制度保障，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甚至可能导致后发劣势。
7、经济周期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经济周期和失业有积极的生产力意义，是市场成功的表现，而不是失败。
8、反对政府过度干预：杨小凯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过度干预，认为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协调分工和资源配置。
杨小凯的这些主张，特别是他对分工和交易成本的分析，以及对宪政和制度改革的重视，对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工作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也为理解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五、对全能保姆型政府的反思
前面提到的来自@独眼财经的自媒体文章，对“全能保姆型政府”有点“犀利”批评。事实上，也值得政府与市场反思。
文章说：“各色的专家们，依然在为干预主义鼓与呼。”
——政府承担了包办国民人生的“伟大”角色。大众被带了节奏一样，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循环：遇到困难找政府，一旦它提供了包办服务，就会遭到无尽的抱怨。(注：对于这一点，体制内的人士深有同感。)
——在干预主义盛行的经济社会中，越来越少的人为自己负责(选择躺平)。有人渴望提前退休，退休的希望拿到更高的工资。就医的希望免费。上学的希望免费。人人都希望从国家或政府这个组织里争夺到更好的资源，并且以此而荣。
就当下而言，“自由比强制更有利于繁荣”这一观念，虽然不是阿西莫格鲁的原创，但通过诺奖将它发扬光大，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不过，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走向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标榜者”正在埋藏自己曾经信奉的“主义”，让经济干预走上了前台，这似乎动摇了现代西方经济体系赖以繁荣的制度信仰与根基，眼看西方在自由价值取向上不那么“制度自信”了!
六、小议“政府有为 市场有效”的中国经济学新主张
“政府有为 ，市场有效”这一表述是在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这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所谓“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制度安排与表述改变，含义有二：一是指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二是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制度安排旨在通过政府的合理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我们所理解的要义如下：
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减少对资源直接配置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市场机制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
2、政府的科学宏观调控：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3、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负责提供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国防、治安、消防和公共卫生。
4、政府纠正市场失灵：政府通过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来纠正市场失灵，保护消费者和环境。
5、政府促进公平竞争：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政府确保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
6、政府的监管职能：政府通过监管来确保市场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市场滥用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7、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政府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创新和技术发展。
8、政府与市场的动态互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9、央地协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作用，共同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确保政策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10、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为市场的有效运行提供基础性保障。
上述这些要点，体现了政府在确保市场有效运行的同时，通过适当的政策和监管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政府的有为作用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现知行合一其实非常不易。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作用分工，从来都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话题。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边界划分与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学认知，决定了各种差异化的经济形态。
由之认为“政府有为 ，市场有效”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新认识、新主张。如果中国能够探索并开辟出一条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道路的话，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真应该颁给中国政府才对，当然，中国政府不会在乎这些。
对于中央文件提出“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当下，的确还看不出来效果，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市场反馈，而地方强调“党管资源”“大包大揽”，则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机制的发挥，管得太多、管得太死的结果是，形成了新的“路径依赖”，也许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构建，并从制度与繁荣的角度，再度思考“活力与秩序”“公平与效率”“自由与限制”的关系，让制度创新成为举国创新驱动的新动能，为新一轮繁荣营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