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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对俄乌事件期间的中国舆论战失败的粗略分析

  一、作为舆论战失败的“中国形象”塑造问题

  关于国内有人觊觎乌克兰美女的言论,有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毕竟中国人囗有那么多,更猥琐的想法恐怕也还有。但是,为何那么微弱的一个声音,还受到网管部门及时处置,最后被放大到全世界都听见了?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仅仅说明中国是有敌人的,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所需要的负面中国形象。有人简单地怪罪国内的烂人及其不当言论,难道真的能够或想要把中国建成只有圣贤的国度吗?毛时代都差的远,今日更不可能吧。

  所以,首先得承认,这是中国舆论战实力不行的结果,是舆论战打输了的表现。然后,才是中国没有全部圣贤化的问题,所以,敌对势力随便就能够找到弹药。若真要全部圣贤化,恐怕先要复辟到毛时代——那个时候正派人比例肯定会高一点,然后再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实现传说中间的共产主义,看那时,整个的中国能不能变成洁白的羔羊那样,一点点瑕疵都没有。

  说五星红旗有护身符的作用,以至于“卖断了货”,那个不是战狼而是无知。美国总比中国强大吧,但是其身份一样未必管用;这不是别的原因,在乌克兰内部政治高度极化和对立,每一个身份符号都会有潜在的敌人,所以,明确身份就会招致具体的敌人,会增加风险而非相反,所以,明智的态度是大隐隐于市,泯然于众人之中。任何一个身处乌克兰实地的人,都会注意到其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和具体影响,有且只有对乌克兰具体状况完全无感的键盘侠,才会任意地驰骋其遐想(瞎想)——好像力量与强大本身就会无条件地带给个人的安全保护作用。对具体状况无知,而且还想要赚流量,这才会编故事推销他贫乏的战狼想象力,这个舆论市场上的投机性经营行为,一时可能还禁绝不了。

  显然,在西方传播中国声音的力量,以及在西方得到广泛接受的声音,都不是中国自己需要的,而是别人需要并传播的,这一点无比清晰。

  二、为什么舆论战中间与西方高度一致的公知丧失了“出场机会”

  与这些状况不同,中国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传播美国软实力的精神美国人也不少,例如北大教授王立新等人,奇特的倒是,这个时候为何他们的声音,没有被传播去西方然后代表“中国形象”?要知道他们可是认真写了书面说明,还发起过联署的呀。

  公知和精神美国人,反而在这样的舆论战中间,因此与西方的一致而丧失了“代表地位”的状况,值得好好来展开分析一下。

  作为一种政治不认同的极端状况,就是不承认公共事务或者公共物品存在(这个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所界定的),然后以绝对化个人的想象力,连国家安全这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也要在私人物品和个体选择的基础上去理解;同时,还不愿意如实地承认国家安全问题的存在与解决,都处在国家层面之上的相互关系之间。显然,基于内部政治不认同产生的公知批判性,外扩到国家安全层面,就会扭曲问题的存在及其展望其解决方案,公知的批判性产生于个体与国家关系方面那个内部层面,停留于一国内部的公共领域中间,而国家安全问题所由发生的“国家相互关系”层面,是一个国家间的公共领域。

  当然,国内的公共领域状况及其政治不认同的生产效果,会显著影响到安全目标的实现能力,这是软实力的所在——即别国能够在硬实力实际水平之上实现对他国的政策介入或者干预。在这个意义上,软实力意味着一国与他国竞争时期,内部的政治不认同在功能上,会帮助实现对外加成或者对内加成状况。当今世界上,各种内部的政治不认同汇总之后,都会加成美国的软实力,助推其扩张性政策目标或者单边主义。而国家间公共领域的显著失衡,才会带来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及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选择,而公知把内部公共领域的批判性,扭曲并放大投射到国家间的公共领域中间,是加强美国软实力的举措,也因为这种自我屏蔽也就看不到单边主义及其与软实力的扭曲联系。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公知引起与西方的一致性,以及客观存在,反而丧失了在舆论战中间出场并代表中国声音的机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三、谁在挑选“中国声音”并在西方获得了普遍传播与接受

  一些人推测:之所以国内的一些偏颇言论被放大,在海外俨然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这是港独台独的舆论战实力的体现。因为欧美人士多半对中国不够了解,兼之汉语水平差,无法达成这样的及时反应,而港独态度身具汉语过关且英语(其他外语)好的条件,加上国内屏蔽外网,多数网民并不能翻墙去发言,这就从反面加强了港独台独的优势。而西方主流媒体和平台的倾斜传播机会分配——愿意优先传播负面想象与信息,而西方国家的许多民众则存在着选择性的接受机制,这二者也有助于“中国舆论战失败”事态的最后形成。

  换言之,中国外宣舆论战的失利,有三个积极行动者和一个消极行动者共同起作用;第一个积极行动者港独台独的选择性翻译与传播,第二个积极行动者是西方平台的传播机会倾斜分配机制,第三个是西方民众的选择性接受,而一个消极行动者则是国内网民普遍缺席西方舆论市场(这与官方的网络管制有关系),这在反面会放大港独台独的“独家”发布优势。

  从武汉疫情开始,在西方舆论场域的舆论战中间,一直都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有人为此激愤地说过“官方文宣体制养了一帮废物”,这个说法触及到了部分真实——“外宣无能”;同时,俄乌事件引发的舆论战中间,中国再一次全面失利,这一次揭示出来的问题更为全面和深刻;实际上,在海外舆论战场上,中国缺乏传播自己声音的合理机制不说,甚至,还因为内部的阻扰,妨碍了民众出场,撇开西方国内内部民众接受机制和传播机会分配不论,这两个内部原因都加强了扭曲中国声音的力量。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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