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原载辽宁省委党校《党政干部学刊》《复杂性科学纵横谈》，2011年第1期）
巩 献 田
编者按：
此文为巩献田同志十年前的文章，十年后的今天，此文没有过时，依然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特分享给大家。
内容提示：本文以复杂性研究中国学派的代表钱学森科研实践为例，说明复杂性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实际上，《资本论》就是最早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这个复杂社会系统(主要是经济系统)进行研究的杰出典范和光辉结晶。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复杂系统的本质和规律的发现者和科学阐释者，是社会复杂系统理论的奠基者；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既是系统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具体运用，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系统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正确总结，是指导我们认识和研究社会复杂系统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而复杂性科学研究必将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科学
在钱学森所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中，系统科学是11大部门科学之中的一个。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横贯性科学，是为一切研究领域提供用系统观点考察对象的一般原理和方法。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就是从局部与整体、局部与系统这样一个观点去研究客观世界的。”其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系统论，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是系统学。
复杂性科学，不是通常所指的一门科学，或者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是一种科学类型。复杂性科学研究，即科学转型，有其历史必然性，是整个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复杂性科学研究在我国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伴随着思维科学、系统科学和人体科学的研究而兴起。其主要标志有：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的提出，从定量到定性综合集成法及研讨厅体系的形成和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建，大成智慧、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工程的提出。
复杂性科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它不但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一种科学范式的转换，同时它也是一次深刻的科学革命。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发展，不但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必将深刻影响和推动我国社会文明的建设。
复杂性科学研究与系统科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方而，系统科学统率复杂性探索。因为复杂性探索所探索的复杂性是系统的复杂性，是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复杂性。复杂性探索中要正确处理复杂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而这两者正是系统所要研究的内容，不仅如此，而且系统科学注意从统一性的高度去研究复杂性。所以，系统科学可以统率复杂性探索。另一方面，复杂性探索可以丰富、深化、发展系统科学。复杂性探索的对象、内容、方法及其进行的哲学思考，可以大大地丰富、深化、发展系统科学。由此可见，复杂性探索与系统科学是交互作用、彼此协同、相互促进、辩证发展的关系。
系统科学研究为复杂性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和方法的支撑，复杂性科学研究深化、丰富和发展系统科学理论和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所创立的思想体系。按照钱学森的理解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源泉，是人类生活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位于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即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属于部门哲学，是社会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
（一）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复杂系统本质和规律的发现者和科学阐释者，是社会复杂系统理论的奠基者
在1975年苏联《心理学问题》杂志刊载苏联Б·Ф·罗莫夫题为“心理学的系统观点”一文，他说：应当强调指出，系统研究方法的思想并不是新的。把它同控制论的产生联系起来是不完全正确的。在对社会的研究中，系统观点的原理是由马克思研究出来的（《资本论》是系统研究方法的光辉范例），在生物学中是C·达尔文；在化学中是Д·И·门捷列夫。系统观点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中引申出来的。
苏联哲学家В·П·库慈明在1976年发表的《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一书引言中，明确指出：
“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们理论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这特别是指这样一些科学领域，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对这些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永久的意义，因为在每一个领域里，他都是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再现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的工作是由恩格斯开始并由列宁继续进行的。（这首先是在这样一些著作中，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
……在研究马克思著作中的系统性问题时，我们绝不把它和现代方法论著作中的、特别是在‘一般系统理论’和实用系统知识范围内对系统方法所做到研究加以任何类比。换句话说，我们有意识地拒绝一切把现代系统方法的结论、概念、观点从外部加到马克思的理论上的作法。为了强调马克思对制定系统性原则的科学贡献的特点和意义以及他所阐明的规律性的基本特点，这样做看来是必要的。……这种态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对制定系统性原则的贡献还将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原理在今天是怎样仍然在“起作用（работает）”，而他的理论结论和方法论原理甚至在现代科学的那些最新的和“时髦的”问题（例如系统论）中，也仍然是有效的和基础性(оснвополагающими)的理论。”
1、《资本论》是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杰出典范和光辉结晶
恩格斯1868年3月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能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颠观察下面的山景那样。”
那么，马克思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具有丰富内容的“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紧密联系起来的呢?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是很有启发的。
1867年8月23日，恩格斯在读了马克思寄来的《资本沦》第一卷的三十六个印张的清样后，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祝贺你，只是由于你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圆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
第二天，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写道:“请把你的要求、批评、问题等等都写到清样上。这对我非常重要。至于第四章，我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这些东西的本身即它们的联系的。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在最后加工时，蓝皮书接踵而来，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我的理论上的结论已经完全被事实证实了。最后，这是在痈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写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指出，《资本论》第四篇所论述的经济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各部分相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那么，马克思“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的这种内在的“联系”究竟是什么呢?
马克思使用的方法，就是所谓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即今天通常称之为系统科学方法——系统论的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即上述所指第四章）的第十一章“协作”中，写道：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这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整体涌现性吗？不就是所谓的1﹢1﹥2吗？
我们通过仔细阅读《资本论》的文本，可以发现多处马克思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阐述问题。在李建平教授所著的“《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一书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系统方法探索——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有着详细论述。
2、恩格斯对社会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他的著述使社会系统理论进一步得以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对于社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进行了科学地阐释。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在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写道：“……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社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例如，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致约·布洛赫的信以及其他著述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合力说”以及偶然性由必然性支配的原理。通过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对于社会这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与一般没有人类参与其中的，没有人们意识、意愿的所谓纯自然系统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特征。生硬地照搬自然系统的思想、学说，就难以避免错误和走入歧途。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利用了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和方法，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的。
（二）唯物史观既是系统论原则的具体运用，又是社会复杂系统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指导认识和掌握社会复杂系统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系统本质和规律的最早发现者和揭示者，是社会系统复杂性理论的开创者、奠基者。
首先，他们把社会看出一个有机系统，并且阐述了社会系统的产生、性质和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共产主义原理》以及通信等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系统（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类型的社会）的产生、特征和性质都有所阐述。
第二，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并且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发展看做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说：“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米海洛夫斯基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笔者加）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列宁接着说，《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密联系的思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列宁说，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象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梳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列宁讽刺米海洛夫斯基说，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系统的结构。
首先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区分为经济基础与其决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中包括了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由其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分配制度。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社会意识形态。
马克思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１８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
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系统发展的动力、规律和特征。
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而作为这两对矛盾的集中反映和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恩格斯写道：“至于‘阶级斗争’，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时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纸怎么说。”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的、伟大的动力，并且科学地论证和系统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同时，还正确地指出，阶级对抗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和直接目的是国家政权。“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的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经济解放进行的。”
同时，他们还阐述和揭示了社会系统的一般特征,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不同于自然系统的。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个别特征，即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都有所揭示，但是他们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矛盾运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特征的阐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对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概括说来，一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必笔者赘述。二是对于整个经济，始终强调计划调控。
恩格斯在1847年说：“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互相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参加下来经营”“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
马克思在1872年曾经写道：“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恩格斯在1873年—1883年期间写道：“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后的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实行计划调节和管理设想的论述还有许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复杂性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既是真理，又是钱学森科学研究工作的切身体会、经验总结，也是他之所以作为世界级的、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战略科学家取得辉煌的科研成果和有重大思想、理论和方法创新的一个根本原因。
钱学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就必须用来指导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是革命导师们所多次讲过的。”他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您遗漏了最最重要的一点：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钱学森在领导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等的研究中，是他始终一贯的要求并一再反复强调。
在1979年10月他在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讲话中说：“我的总的想法是：我们搞科学技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因此考虑问题一定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我国的实际出发，不能一味跟外国人走；他们搞不清的，我们应当努力搞清，他们不明确的，我们要讲明确，而且要力求符合大道理”在1984年关于开展思维科学的讲话中，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指导思维科学的研究，而思维科学的发展，也必然会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8年7月11日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概括，扔掉它就等于把最锐利的武器扔掉了，这是最蠢不过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信念，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人体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可以认清周围环境，采取对策。” 在1990年6月28日关于人体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讲话中，他说：“我今天再重复强调，搞人体科学的人，一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然，我们不仅搞不好人体科学研究，而且还会犯错误。” （原稿如此，杂志编辑删去，现在恢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既是系统科学方法和社会复杂性研究的奠基者，那么，作为人类智慧结晶和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三、复杂性科学研究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仅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下复杂性科学研究如何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第一，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框架的构思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具体运用和创新的体现
根据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则，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9世纪末恩格斯曾经预言：随着自然科学系统地研究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自然科学将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
1982年7月10日，钱学森讲，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割的。整体在研究对象是一个客观世界。各门科学的划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客观世界”。他说，这么一个思路，也是得启发于系统论。系统科学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思维科学就是“从人怎么认识客观世界”，“角度就是从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这样一个角度去研究这门学问。”“人体科学怎么变成研究整个客观世界？这是因为人体科学的中心目的就是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整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存在。这样一个认识，实际上在中国是很古老的。现在就是要吸取古老的这些正确的东西来加深我们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所以，人体科学就是从研究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这一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包括人在内。”
1991年10月，钱学森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指出： “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从上个世纪40年代，钱老历经半个多世纪构建了一个层次清楚、体系结构基本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它是开放的：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部门还会增加或重新整合；它是复杂的：各个部门、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1983年他说：“现代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只抱着自己的小地盘不放，没有希望，不行。”
这是知识分类学、科学学中的科学体系学的一个独创，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现、发展和创新。同时，这也是一项跨部门、跨学科、跨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探索工作的结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综合集成和创新的结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世界物质统一性原则的深化、具体化。
第二，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系统科学研究六十多年以来，国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简单系统和简单巨系统问题，直到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研究，涉及复杂性研究之后，只靠还原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随着对新的科学方法论——系统论的探索，钱老指出，实际上复杂性问题，就是指的复杂系统的问题。1980年他与于景元、戴汝为联合署名的文章《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提出系统的新的分类，把系统分为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特殊复杂巨系统，并把生物体系统、人脑系统、人体系统、地理系统（包括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星系系统等称为开放复杂巨系统。把社会系统称作特殊复杂巨系统。
这是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所以遇到“困惑”，其原因，一个是对于系统的分类没有进行下去，没有提出新的概念来，第二是研究的方法论发生问题，不是方法的问题。也就是没有按照钱学森所说“我们所倡导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统一。”去进行研究。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论，利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才有可能研究和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问题。
第三，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法、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研讨厅体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创新
“整体涌现性”是系统科学的最核心概念，“综合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基本要求，“集大成，得智慧”是中华民族经验和智慧的总结。钱学森提出的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法、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研讨厅体系和总体设计部的构想，既是系统方法，又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钱学森说：“这个研讨厅体系的构思是把人集成于系统之中，采取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技术路线，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使研讨的集体在讨论问题时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使集体创见远远胜于一个人的智慧。通过研讨厅体系还可以把今天世界上千百万人的聪明智慧和古人的智慧（通过书本的记载，以知识工程中的专家系统表现出来）统统综合集成起来。以得出完备的思想和结论。这个研讨厅不仅具有知识采集、存储、传递、共享、调用、分析和综合等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产生新知识的功能，是知识的生产系统，也是人——机结合精神生产力的一种形式。”
源于上世纪我国导弹总体设计部的成功的实践经验，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构想，以及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不但早就提出政治文明，而且他还认为，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这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他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这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是学不了的！他说，总体设计部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他还认为，我们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思想库，那是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
第四，坚持和指导人体科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学原则的体现和创新
恩格斯说：“于是，必然被说成是科学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那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钱学森对于“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的认识很深刻，并勇敢地付诸于科研实践，特别表现在对于人体科学研究的著述中。他指出：“科学就是探索未知”。他顶住和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不理解、嘲讽、压力和阻力，坚决支持和用辩证唯物主义具体指导人体科学的研究，发表了很多宝贵的见解、真理性极强的论断，对于我们继续开展包括人体科学在内的所有领域的科研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钱学森一直认为并主张，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理解的现象，但是没有不可理解的现象。不因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就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人体功能“特异”与“非特异”是相对而言的，人体的 “特异”功能会向非“特异”转化的。特异功能之所以“特异”，不过是说我们现在还不理解，还不能用现代科学技术去解释，所以不认识。不理解、不认识当然都是暂时的。
他说：“特异功能的‘特异’”是应该加引号的。之所以‘特异’是因为我们现在不认识它，而一旦认识了它的本质之后，就不再是特异的了。……我们已经知道，许多特异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解释它们，所以加上‘特异’两个字来形容它。于是，它们也就还不能纳入现代科学的体系中去。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特异功能的‘特异’，也会逐渐被甩掉。”
在1986年《气功与科学》第5期题为《纵论气功、中医与特异功能》一文中，讲到钱老会见记者时，他说：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三个东西是一致的，尽管现在还不被人所认识，被现代科学体系所纳入，但经过认识和研究，真正变成科学理论，其本身就打破现代科学体系，再前进一步，最后将引起一场科学革命。人体特异功能，不要简单提，这几年我联系这个问题在学习。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是学科学的，事实就是事实，我被说服了。我们做了一些试验，发现特异功能的人与传统气功相似，而传统气功又与中医有联系。这三样东西是一体的。最突出的是特异功能，第二是气功，第三是中医，三者一致。这就解释了我们的中医为什么有几千年的传统。
（以上投稿时是原有的，杂志编辑发表时删去，为使读者掌握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个内容，予以恢复。）
钱学森始终一贯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并通过科学研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强调，马克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引导我们前进的明灯，是随时用得着的，在探索未知时，一定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已知部分。而一旦在某一方面有了发现，新发现又一定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的其他部分。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切不可失去事物的全貌。 并说，事物总是要变的，要发展的，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不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哲学一定要发展，也一定要始终指导我们的一切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包括他自己的整个客观世界的智慧的结晶；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切科学技术及文艺活动的实践，还有古代的实践经验的概括，也要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各干各的，不就是坐井观天吗？！”
附录：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计划调控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他们对于未来社会，即新社会，也就是我们所指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一是强调消灭私有制，这是众所周知的，此处不必赘述。二是对于经济调控，主张计划调控。
笔者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从1847年至1891年，45年期间，找到13处谈计划调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1处，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发表于此，供读者参考。
1847年
1、“……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互相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都需要来领导。”
——恩格斯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 237页。
2、“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同上，第237—238页。
3、“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的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
——同上，第241——242页。
4、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
——同上，第243页。
1868年
5、“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186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 ，第５８１页。
1872年
6、“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草稿中“人道”被划掉。）
——马克思1872年：《论土地国有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第130页。
1876年——1878年
7、“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可能得到解放。”
——恩格斯1876年—1878年：《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第６４４页。
8、“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为宗教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同上，第６６８页。
1880年
9、“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的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恩格斯1880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第757—758页。
10、“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同上，第760页。
1881年
11、“人类数量增长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1881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页）
1884年
12、“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
——恩格斯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队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第１７５——176页。
1873—1883
13、“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
——恩格斯写于1873—1883,1885—1886年个别补充：《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第３８２页。
1891年
14、“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自己的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恩格斯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第２版，第330页。
作者简介：巩献田，男，1944年12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