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科学大革命”（中篇）

莫宅

第⼋、颠覆性创新问题

中国要获得“颠覆性创新”，⾸先要在学界包容“特⽴独⾏的思维”，克服国内“教科书⾥的科学（science）”的传统僵化定义，这是发展“颠覆性创新”的前提条件。我国之所以少有“颠覆性创新”，就在于国内从各级教育界到学术科研界，长期热衷于“标准答案” 的惯性思维，因⽽频频出现打击创新、打击学术异⼰的“中世纪” 现象。和“教科书⾥的科学（science）”不⼀样的——“就不是科学”，这种类似封建“⼤家长式”的思维、态度和处置⽅式，不知道摧毁了多少中国的“陆家羲”（具有世界级组合数学成就的包头中学数学⽼师，屡受国内数学界主流打击后，中年逝于贫困操劳中）。

需要保护本⼟的“颠覆性创新”，善待“⾮体制内创新”，这是国家科技管理制度急需⼤⼒改⾰之处。要认识到“颠覆性创新”，它的⼀个特点就是和常规“教科书⾥的科学”（science）有可能完全不同，有可能看似异端，需要给予“⾮体制内、⾮主流创新”学者⼀定的宽容和主动资助，不能漠然视之，更需要对主流学界肆意打压后辈的态度予以节制！

第九、民科与官科的问题

国内所谓的“民科”现象，是我国科研管理部门和主流学术界的刻意傲慢所导致，以及国内学界热衷⾃我标榜之⼈刻意制造的⼀种“⽂化标签”。如果按照“民科”的⾮官⽅特点来对学术科研划线那么世界上曾有很多科学技术专业的创始⼈及⼤家，都要划⼊到“民科”当中去了。⽐如⽣物遗传学的奠基⼈奥地利孟德尔，⼀⽣的主要职业都是基督教布道的牧师，在业余时间长期进⾏研究遗传学的豌⾖种植。美国发明⼤王爱迪⽣连⼩学的学历都没有，这是众所周知的。

相对于民科概念的“官科”群体，惯于认为⾃⼰掌握的“真理”是恒久不变的，其次认为“不同于教科书”的⾔词都是⽆知盲动的。再次，就是我国对于科研界的“⾔辞诽谤”长期缺少司法上定罪，导致了⼀部分“官科”学者和“华丽⽂凭”持有者，以极为嚣张的语⾔肆意贬斥探索中的“民科”创新能⼒。“界定民科”、贬斥“民科”，这是中国科研界⼀种极为不良的“内耗”状态，应该公开、明确加以纠正。

第⼗、学术权威问题

科学界普遍需要学术带头⼈，但不是过度需要“学术权威”！

从历史上看，⽜顿在其中后期对英国科学界的进步也起了很多负⾯作⽤，其⼈在功成名就之后晚年热衷神学，陷⼊到了不可知论中。⽜顿的某些历史也是“学术权威”阻碍科技进步的典型案例，⽽在我国媒体上乐于热捧“权威专家”，惯于热衷以“权威专家”的头衔来形容著名科学家。

“权威专家”在科学原始创新上往往在起了推动作⽤后也有阻碍作⽤，⽐如美国⼤发明家爱迪⽣在业内长期公开诋毁后起的尼古拉.特斯拉，⽤⾃⼰的直流电技术捏造事端，不道德地打压特斯拉的交流电技术。中国科学界需要⼤量的带头⼈，但是需要对“权威专家”任意打击学术后辈的泛滥⾔论予以约束。

第⼗⼀、选拔科学家问题

科学家的分布具有普遍性特征，并不是只在⾼校和科研院所，⽽是⼴泛地分布在社会各界的男、⼥、⽼、幼当中。必须要长期坚持中央“破四唯”政策的“唯⽂凭”导向，历史上的平民科学家数不胜数，“唯⽂凭”就是反对⼤众参与科学创新。

历史上“晚慧后发”的科学家⽐⽐皆是，全⼈类的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曾经在青年时期喜好赌博，⽽“印度之⼦”拉马努⾦则不是⼀个良好的⼤学⽣，只喜欢研究数学放弃其他学科。我国现在的科学家选拔体制对“卓越的学者”缺乏选拔能⼒，⽤“⼀把尺⼦”去衡量所有的学者，甚⾄荒唐到曾经⽤英语⽔平来衡量袁隆平的院⼠资格，这种选拔体制埋没了⼤量的⼈才。屠呦呦的卓越成就如果不是由国外的诺奖来挖掘，国⼈能否认识到她是⼀位⼤科学家都不⼀定，坊间说退休前3年仅为副⾼级职称，屠呦呦获诺奖显然是对国内科学家选拔能⼒的⼀次否定。 国内的科学家选拔制度惯以⾏政层级代替实际⽔平，⽤“优青、杰青、院⼠——帽⼦台阶”硬性⼈为制造出逐级爬升的等级制度，不是优青不可以评杰青，不是杰青不可以评院⼠，这些荒唐离谱的⼈才制度违反了“科学与民主”的规律，回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界等级制度，这是在中国科学界开了⽂明史的倒车。

第⼗⼆、学界⼭头林⽴的“⼩学科”问题

在前苏联“科研细分”体系的影响下，我国的学界将学术科研的门类划分为很多细分的“⼩学科”，并且在学科门类之间忽视进⾏⼤⼩归类和上下分层。“⼩学科”林⽴的问题，是中国学界⼭头主义的⼀个突出表现。

⽐如在“⾃动机控制科学”的⼤学科之内可以分为⾃动化、计算机、软件、⽹络、⼈⼯智能等分⽀学科，但是在国内学界普遍将其认知为“5个学科”。尤其是⾃动化学术和计算机学术之间，刻意制造出彼此互不相容的学科壁垒，“两⼤国⽴学会”互不掺合。

导致出现了不属于“计算机技术的⽹络科学”、“硬件之外的软件科学”、“⾃动化以外的⼈⼯智能”等很多啼笑皆⾮的学术划界，学术内涵的离散化导致了我国“⾃动机控制科学”整体进步只能跟随美国，长达⼏⼗年不能摆脱亦步亦趋的困境。

学界林⽴的“⼩学科⼭头”⼤⼤增加了我国学界的“内耗”，导致了很多学术论⽂在概念模糊的定义中发表，原本是上层“⼤学科”内的通识，雕琢成⼀个新的“⼩学科”名词概念，就可能成为⼀项重⼤获奖的科研创新成果，像国家科技⼀等奖“透明计算”就被信息技术业内普遍诟病。我国的学术论⽂发表数量在近⼗年内很快达到世界第⼀，很多是⽤“造新词”⽅法获得的，其实我们⽿熟能详的“软件”、“硬件”、“⼤数据”、“云计算”、“算⼒”等概念的科学独⽴性都未必能存在，都是“⾃动机控制”的各种现象。运⽤“⼩学科、新概念”不断地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进⾏新词堆砌，造成了中国学术论⽂的空前繁荣，⽽真正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国科研创新却⼏乎完全乌有，就必然会被美国今天“卡脖⼦”！（待续）

2022年4⽉25⽇撰写完稿于深圳龙华

​        作者是中科院⾼⼯，⼯信部信息司规划司⼊库评委，国家民航局适航司⽆⼈机适航岗位专家，长期从事⼤型客机计算控制系统研究及适航评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