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两次演变及其后果

　　在俄乌事件中间，国内一些左翼倾向于遗忘社资对抗的历史，同时，也不愿意认真看待二战之后全球关系格局的变化，本文打算冒昧地谈一下两方面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乌克兰的投机政客集团及其主打经营策略，则较为鲜明地集中和揭示了这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对社资对抗历史经验教训的共同遗忘？

　　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俄罗斯无法跟西方扳腕子，反过来，如果中国不走社，不管是向北向南，哪里都没有出路。

　　目前左翼内部的争论中间，比较糟糕的事情是：一些人心安理得地回到一战前后的列宁语录，拒绝考虑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更不考虑苏东波之后的集体帝国主义的内部演化状况，这两次全球格局的演变，都具有部分质变性质。无视这样的巨大变化，还以教师爷姿态强硬要求跟他对表，真有点盲人瞎马的味道了。

　　一些左翼无视基本事实的狭隘眼界，除了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缺乏分析之外，还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盲点——没有认真回顾与总结中苏论战以及社资对抗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要在今天进行对资批判，以及觉悟民众的过程，不可能在假装十月革命及其后的制度实践没有发生过、也不能假定对苏联体制的系统否定过程与相关方的意识形态经营成果为零，怀揣着这样的致命盲点，就使得一些呼吁、号召显得空泛和毫不切实。看起来，这群人除了想要强硬地推销一种纯粹的立场之外，在对资批判以及对社反思方面，在事关民众的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接受方面，都拒绝给予起码的关注，这给人以“真理教教徒”的感觉。

　　在一些人的文章写作与文风上，则倾向于以一种“差不多”的心态，去引证语录，包装立场同时强硬地拒绝历史事实与逻辑分析；然后，热衷于援引阶级利益对立的国家概念，作为棒子去打人而不是分析问题。

　　可能，遗忘历史经验的唯一好处，是获得了思想和言论上的绝对自由，想要咋说就咋说，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不需要有任何的顾忌。

　　二、二战后世界格局的两次大变化

　　应该说，二战之后国际格局的显著变化，最初阶段是旧殖民主义式微，美帝以超强的工业与金融实力推销新殖民主义政策，边缘化了英法德等老牌帝国主义；在此之后，还至少发生过两次深刻的改变。

　　第一次大的改变起于1970年代，是里根、撒切尔等人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起点。这一次改革的背景，我个人倾向于萨米尔·阿明的诊断：到了1970年代之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福特制）、苏联体制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三个体系都从内部瓦解和终结了。在西方，是彻底收拾了内部的异己力量，实现了思想上统合，弥补了合法性亏空，由此终止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政策让步，新自由主义改革由此重新再出发；万隆会议的不结盟运动和民族解放力量，其内部政治和经济选择，回归外围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本性所选择的对外依附性发展道路，在国内则确立特权消费社会的路径；苏东与中国转向和走资。这三个趋势的同时完成，强化了美帝和西方的权力，尤其是软权力，西方内部的二心者消失，外围国家的买办阶级集体登场，同时苏东国家内部的变修走资势力上台，这三者都极大地加强了美帝和西方的软实力，与此紧密相关，战后“谈判的全球化”局面终结（彼时具有相对的权力均衡和平等）。

　　显然，战后三个体系的终结，都肇源于各国上层阶级的本能觉醒，及其外推进行制度化改造——把上层阶级既存优势，兑现为现实社会中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与此紧密相关，美帝和西方的制度体系以及观念，获得意识形态堡垒地位——用西方的富裕发达给民众以欺骗性许诺——只要变得跟西方制度一样，那么为了的富裕和民主也可期了，把西方作为未来的样板去骗取民众的支持，由此肯定外围国家的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的正当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美帝获得额外的巨大软实力加成，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有一点现实的依据——各国新进统治阶级将会不遗余力地肯定西方政经体制的正当性，由此会投入的巨额意识形经营资源，似乎就可以欺骗全球民众直到永远。

　　这一份暴涨的软实力相关，1990年代美帝获得了空前的行动自由和跨越国界的权力。战后早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间，新兴的政治力量，还怀着强国富民的真诚愿望和努力，到了1970年代之后，外围资产阶级的买办阶级本能逐步回归，并占据主导地位，共同终结了“谈判的全球化”历史；此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苏东波转型之后，新的选举政治体系中间，为追逐执政地位的相关政治利益，投机性的政客集团获得了以企业化的持续方式，去完成政治资本积累并展开彼此竞争。而乌克兰的投机政客群体，就是依靠唤起反共反俄的极端民族主义阴魂，作为投机获取执政地位的“敲门砖”使用的；对于这一点，中国民众相对熟悉，港台地区的黄丝政治力量以及台du，都是这么经营其“政治资本积累”过程的——都是拿身份政治的经营性投机策略，去支撑小集团的政治资本积累需要，同时以对内制造族群撕裂为代价，对外则高度谄媚美帝充当走狗，这成了到处流行的主打策略。

　　在历时性的国际政治视野里，民族解放运动的衰败，后续出现的替代物，则是在政治市场上进行投机经营的政客集团，这些新出现的投机集团，在世界各地都表现出这样的政治资本积累策略：对内的一手是依靠塑造和强化族群撕裂和敌对情绪，而攫取选票的；对外则无节制地谄媚美帝和西方强权，为此甚至不惜挑衅强邻制造地缘政治冲突；就这样，外围国家的选举政客集团的政治资本积累过程，往往表现出对内损害政治整合成果同时对外破坏既有的安全格局，换言之，外围地区的政客投机策略，总是与既有的内外部政治协调成果处于不兼容状态，而美帝以及西方国家，还往往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去扩大裂隙并从中渔利。这是1990年代之后的新变化，美帝就此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实际上仅仅肯定选举形式以及合乎需要的政客投机集团，目的当然是为了扩大其投机成果并加以有效利用。

　　外围国家在选举政治条件下，催生出来的投机政客集团，在政治市场上以企业化经营的方式获得资源支撑和运作，在完成自身政治资本积累追逐执政地位的同时，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选择成为美帝的外交政策工具，这个1990年代兴起的趋势，使得美帝具有跨越国界的行动能力甚或是免费政策工具（普及称之为“耗材”）。乌克兰学者尤尔申科把现实的乌克兰状况，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盗贼统治”，在这样的基础上，正面的政治和经济改进更加困难，由此，其政客投机集团的策略选择，越发偏畸，最后收敛于彻底破坏内外部安全态势，去促成小集团的政治资本积累过程。类似的状况，带来战后第二次重大国际关系格局和关键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巨变，俄乌事件也深刻体现了这一演化过程的部分后果，目前还没有看到对这部分历史政治演化状况进行理论化的概括。

　　与此紧密相关，国家利益目标及其主权意志的体现，也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美帝和西方具有“依赖别国投机政客集团的挑衅行动而获益”的机会，还具有是否下场参与其对外博弈过程的自主选择机会（如同在乌克兰所表现的），这个对照降低了美帝的风险与成本并外扩了其利益边界，会相应地助长美帝自己投机取向和莽撞选择（如同美帝国内的现实主义流派所批评的），由此，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了。在中国周边，谄媚美帝并挑衅中国的政治力量，并不限于港独台独，还包括韩国的状况（萨德入韩），潜在的还有越南等。美帝新获得的低成本政策工具——如同乌克兰所表现的，会导致其进一步冒险，低成本政策工具的出现与频繁调用，会使得世界更加不得安宁。

　　港du台du的想象力中间，存在着一种“只要依附于美帝就能够获得单边主义行动自由”的自欺，似乎，不需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切，从依附于美帝本身就会获得力量和正当性，这也是乌克兰投机政客集团的想象力所在。俄罗斯出兵跨界作战，显然是对这个想象力的武力反驳，同时也以具体案例分析形式，揭示出相关行动者的成本风险分配状况——走狗不可能搭宗主国的便车，相反倒是宗主国能够从走狗的牺牲和成本中间牟取利益，搭走狗的便车——这种搭便车利害关系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走狗能够“无成本投机”的幻想。但是，这个部分的成本或者损失，对于美帝的损害是有限的，特别是相关地缘政治中间存在着其他“替代者”的情况下，美帝依然存在着跨界政策工具备选项，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存在着多个积极投机的政客集团，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故乌克兰远非唯一。这跟中国周边的情况，没有两样。

　　换言之，在宗主国与走狗的博弈中间，走狗幻想能够搭宗主国的便车，无成本地实现自己的小算盘；但是，在现实中间却是相反的，是宗主国能够搭走狗的便车——能够依赖走狗付出的高成本和牺牲而获利，如同乌克兰事件所揭示的那样。这种不对称的成本与收益分配状况，会显著助长美帝的投机和冒险——把自己的利益扩张建立在走狗的牺牲上，由此，世界会变的更加不安全了。

　　在香港，虽然黄丝政治力量还没有上台执政，但是，在医疗卫生行业、教育领域和媒体行业，都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同时，就黄丝所批评的建制派而言，实际上也追求与西方更高度的一致，而非与内地的一体化——他们只是口头上不说而已。回顾年初的香港防疫政策选择，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香港是在认真地追求与西方防疫政策目标的一致，而非与内地一致，这样，就实际上实现了“防疫政策”对中央和内地的独立，同时也实际造成了与西方的一致和相互开放条件。

　　三、新的地球村竞争问题：南北关系与资源分配系数

　　全球竞争的核心内容，越来越集中于南北关系与资源分配问题，对于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早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但是，地球人口还在增长，人均资源耗费水平还在提升，在这个背景之下，谁穷谁富，谁可以并且实际占有更多的资源，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一个人有没有米下锅，向来不是在厨房决定的，甚至，也不完全是由市场和竞争地位决定的，其背后还有别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影响资源的分配系数。近年来，西方媒体就中国人吃肉和吃海鲜问题，鼓噪过两次很大的舆论风潮，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西方媒体精英及其受众这样一种阴暗心态——目前中国的巨大人口及其已经实现的分配系数，是不是太高了？

　　阿明认为：美帝和西方的集体帝国主义，其核心内涵是基于“五大垄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经济和金融力量，不对称的打击能力、对媒体的垄断）的价值规律实现框架，由此实现北方对南方的超额剥削。由于中国转入依附性发展轨道，海量优质劳动力进入低端制造业，使得西方公司获得了一个空前的“全球劳动套利”机会，并以此完成“空间修复策略”——修复了1970年代西方大资本的利润萎缩趋势。在俄乌事件中间，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内容，美帝和西方悍然盗用各种公共资源，并使之充分地“武器化”，来追求越界利益，这当然会主张其“强大感”和单边主义选择的冲动。

　　回到前述舆论风潮，很显然，基于西方的“五大垄断”和新展现出来的优势，西方媒体及其受众下意识认定：他们有能力对中国人目前得到的分配系数说三道四，还认定他们将有能力改变这些。

　　此外，西方国家大资本的利润率修复事业，其成绩来源于外围国家低工资劳动力对于中心国家工人贵族的替代，这在中心国家带来一个巨大的合法性亏空——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人口连预期寿命都出现了显著下降，为了应付这部分“怨气”或者合法性损失，美帝的舆论逐步转向种族主义和法西斯蛊惑宣传——目的当然是为了误导和对外转嫁国内民众的不满，把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说成是外国非正当竞争造成的——其中中国最频繁被提到。就这样，美国大资本的高额利润，在其国内也同样造成了政治后果，并由此催生了一种法西斯宣传喧嚣，这又直接纳入选举政治的策略动员过程而得到放大和扭曲，也就是说，新一轮的全球化与大资本的高额利润，在西方内部催生了国内政治与媒体极右翼生态，并被扭曲为一个外交问题。

　　新的变化缘起，则是由于中国内部地产金融崛起导致生活费用暴涨，个人和政府消费都出现不可逆的刚性推进趋势。美帝的贸易战和不对称关税，并非逆转全球化，而是为了开启新一轮的“全球劳动套利”过程，终结中国的世界工厂转移到南亚非洲去——就劳动贸易条件而言中国具有4比1的入超，这是新一轮的空间修复策略的启动。跨国资本掌握的高技术产品，美帝可以透过行政或者其他国内法渠道进行规制，中国本土资本优势的轻纺工业，则透过高额的不对称关税，引导其转移到南亚非洲地区，这样，中国的产业空心化趋势就可以期待了。仅仅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近两年的资本和产业流出过程，才算是放缓了脚步。

　　应该说，美国和西方已经在着手安排与中国的脱钩策略，瓦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促成低端制造业继续向南亚非洲转移，这个趋势非常明显。而且，这应该还不是问题的全部，2011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间，说地球无法供应中国人口的而富裕生活，终结中国的发展势头并降低中国的资源分配地位，是西方一贯的目标。

　　在本次俄乌事件中间，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受损，敢怒而不敢言，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敢于拒绝美帝和北约的讹诈，坚持不跟进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这个具体的利害关系结构，是毛周时期“反帝反霸统一战线”那种利害关系的自我呈现——除了霸权主义之外的国家都存在着实际上的共同利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带头人，相关意志和利益得不到充分的集结和表达，对于这个状况应该充分重视和研究。

　　四、必须严肃应对美帝的经济超限战

　　目前的严重态势，美帝和北约近乎“无成本”地展开经济超限战，如果在此无法进行有效的“反侵略”阻击，相当于坐视美帝在新的战场上，获得了一个只有收益而毫无成本的战争手段，这将会促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爆仓”危机，威胁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关键利益。正是在这个战场上，美帝早已经成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就其造成的现实利害关系损害规模而言，会比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危险性总和，要高出数十倍。而如果怠于应对这样的超额战争风险，将会带来比张伯伦纵容希特勒更大的危险。

　　在美帝和西方的集体帝国主义制裁俄罗斯的政策工具中间，不仅全球化的金融结算平台，被彻底“武器化”用以体现集体帝国主义的利益目标，而且，西方大公司如苹果等，还以产品功能使用的限制，去最大化损害消费者，此种私人产品武器化的新发展，显属违犯国内法，其所以敢于如此选择，当然也是背靠集体帝国主义的力量庇佑。这部分新的“武器化”状况及其影响，实际上属于俄乌战场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政府扭扭捏捏的不作为，有可能使得美帝和西方最后能够“无成本抽身”，这就在另外一个方面助推了美帝的力量增长及其不加节制的运用。

　　所以，过分消极的反应和缺乏积极作为，其实就是帮助作恶，沉默即帮凶，这真不是说说而已。因为这样的选择，降低了美帝选择超限战的机会成本，并助推其收益最大化，结果当然会鼓励其后续同样的选择。更有甚者，不敢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付出成本和行动，会被美帝战略家解读为“使用实力的意志为零”，从而鼓励其进一步的政策讹诈。目前，美帝政客之所以喋喋不休地指责和讹诈中国，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和依据，除了判断中国的态度含糊犹豫——约等于“使用实力的意志为零”之外。

　　在与制裁相关的隐性战场上，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利用“最大的产品净出口国”地位，利用基建能力与产业链完整且竞争力远胜的地位，积极与俄罗斯这个最大燃料与原材料出口国身份合作，这三方面的优势加起来，都能够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原初功能上，给出强有力的支持——这是支持本币成为“流通媒介”和“世界货币”的可靠与可信基础。还应该以此为依据，在SWIFT之外强化和构建新的通用结算平台。为此，应该不惜付出最大的跨国公关能力，拉拢尽可能多的成员国和银行，参与构建一个真正的“非武器化”公共平台，服务于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需要。

　　目前，尤其应该尽快着手的事项，是人民币不再与美元绑定，迅速实现脱钩。以人民币绑定美元的政策，相当于是以中国的超强基建实力和净产品出口大国地位，去支撑美元作为“流通媒介”与“世界货币”的强大地位；在美帝视中国为头号敌手的前提下，这属于典型的“倒持太阿、授敌以柄”的资敌政策，迫切需要尽速终止。务实地看，只要美元不作为“通用”的结算工具，不成为中东产油国的首选结算工具，没有中国产品出口大国的绑定和支撑，也就是说——剔除了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工具的功能性地位之后，其国内的支撑力量要脆弱得多，仅仅依靠美帝的半导体技术优势和可怜的去工业化基础，能够支撑到什么程度大有疑问，除非直接调用“五大垄断”中间的军事优势来硬的——但那样做的经济效果如何也很可疑。

　　做这样的努力，不仅对美帝劫夺公共财富是一个事实性的批判，是一场有效的反侵略战争，还将在道义形象构建和捍卫自身利益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而且，从时机把握看，这个努力需要赶在美帝贸易战引导的产业转移全面奏效之前着手，越早着手，效果就越好；同时，由于西方集体帝国主义尽最大能力打压俄罗斯，会相应地促成了其合作意愿的高涨，这就从外部保证了俄罗斯的高度协作意愿，减少了各种机会主义“小算盘”带来的风险，所以，从关键合作者的处境看，这个方面的合作努力，也是宜早不宜迟。

　　特别是，作为国家战略利益角斗的新战场，不应该放任境内金融从局部利益出发的依附性选择——诸如终止俄罗斯银行使用银联卡系统的事情，要及早扭转，关键行业的国际合作问题，需要纳入国家战略利益目标之内，进行审慎评估和决策。

　　最后，还应该与俄罗斯等国共同协商，针对美帝和北约公然劫掠他国储备的强盗行为，研究如何落实联合国相关公约规定的“自卫权”，这个并不是“要出头”，而且必须居安思危，预作研究和准备。因为，当今世界，中国的储备数量巨大，受到美国政策工具贬损的风险很大，而且，美帝以此为要挟还有可能进一步榨取更多的越界利益；在最坏的情况下，应该接受廖子光的建议——不受美帝劫掠储备的威胁，按照实际可能的最优路径，重新选择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主权意志的兑现方式，目的是止损和避免进一步的战略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