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是2022年9月4日，我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三十次年会》上的发言稿，原标题是《两个疑问》，供大家参考。

一、人口数据

最近，网上流传“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年龄段人数”的一组数据：

——46岁以下除了31-35年龄段人口再也没有过亿，16岁黄金年龄段才7000万太少了，年轻劳动力减少三分之一，需求减少三分之一，人口是资源财富，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少了，未来产业供给多出的三分之一如何消化？没人了接盘了，消费急剧减少：

1-5岁 7788万，6-10岁 9024万，11-15岁 8525万，16-20岁 7268万，21-25岁7494万，26-30岁 9184万，31-35岁 12414万，36-40岁 9901万，41-45岁 9295万，46-50岁 11422万，51-55岁 12116万，56-60岁 10140万，61-65岁 7338万，66-70岁 7400万，71-75岁 4959万，76-80岁 3123万，81-85岁 2038万，86-90岁 1082万，91-95岁 365万，96-100岁 81万，100岁以上 11万。

这组数据前面还加了一句导读：“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年龄段人数，从中你能发现啥？”

这个导读的政策含义，是对我国人口数量下降非常担忧。

由于这个担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思考。

按照这组数据的逻辑，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只能依赖于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

这个逻辑与“劳动创造价值”的逻辑，看起来是一致的：在商品经济中，价值的增长依赖于活劳动投入的增长，而活劳动投入的增长则有赖于劳动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增长。

但是我必须指出，“劳动决定价值”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劳动都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价值是异化劳动创造出来的。

——关于异化劳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讨论了，有疑问的同志请参考两篇文章：（1）赵磊《“劳动决定价值”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2）赵磊：《价值与异化岂能无缘？》，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

“劳动决定价值”是劳动异化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不依赖于单纯的劳动投入。

因此，人口数量的增长并非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马克思的预言

对于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作过如下预言：

“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创造（或“使用价值”的创造）越来越不依赖于劳动投入的增长，而是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

所谓“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这看似与“劳动决定价值”的逻辑相悖，其实恰恰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深刻性所在！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深刻性就在于：一旦“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那么“劳动决定价值”这个命题最终也将随之消亡。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我就不展开讨论了，有兴趣的同志请参考：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四、量变到质变

“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马克思说的这种情形并不是突然降临在世界上的，而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比如，连环卫工人都正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据央广网的消息，2022年9月1日起，无人驾驶环卫车已经在广州投入使用。

看看今天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看看当代世界财富增长的状况，我们就不难理解马克思说的“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的发展趋势了。

在当代很多国家，劳动力数量增长越来越停滞，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但是财富创造（使用价值创造）究竟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越来越多呢？

如果用货币来衡量，价值的增速是趋于下降还是趋于上升，或有争议；但如果用实物和效用来衡量，使用价值的增速是趋于下降还是趋于上升，这一点几乎不会有什么争议。

——看看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我们就不难得出答案了。

顺便提一下，完全否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下很是时髦（比如拿“人权”说事的易富贤）。对此，群里有老师提出了商榷：

“大资本家就是要大家多生，然后高价多卖房子多赚钱，且就业难又可减少用工成本。”

“现在流行观点只看出生率，不看人口总量。过去多年盼望的人口达峰快要出现了，竟然认为是人口出生断崖式下跌，不仅把好事说成坏事，而且危言耸听，难道人口要无限增长下去？”

这些商榷很尖锐，但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我完全赞同。

对于“产能过剩”这个市场经济的痼疾，马政经与西经有着本质上的分歧。二者的分歧（比如，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歧），我就不重复了。

我国当下应对“过剩”的具体政策，除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聚焦在如何“扩大需求”上的。

如何“扩大需求”呢？如果按照关于前面那组人口数据的逻辑，那么“扩大需求”是不是必须依靠人口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呢？

由此产生的疑问是：难道只有“过度消费”、“过度浪费”，并由此推动“过度增长”，才是人类社会必须追求的经济吗？

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人类就不能在一种“合理”的或者“有计划”的环境中生存呢？

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早就给出了科学答案。

在现实层面上，“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或许正在回应这个疑问。

六、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

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是“最大化”逻辑（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利润最大化，负的外部效应最大化）。

有趣的是，这个逻辑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不信你们可以去翻翻微观经济学的教材：人的行为目的就是力争“最大化”各自的私人利益。马克思将其归纳为：“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1】。

那么，“最大化”逻辑正在把人类带向什么地方呢？

看看地球生态和气候的变化趋势，看看西方国家集体放弃碳中和……我们就清楚了：资本主义“最大化”逻辑正在把人类带向死路一条！

这就是“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资本主义版本。

美国当代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 贝拉米.福斯特说：

“这种不可持续的‘成本效益’法则导致了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流行病危机及金融危机，进一步破坏了已经显示出金融泡沫‘过度激增’特征的资本体系。”

资本主义今天“面临着生产和投资的长期停滞，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正在达到历史上空前的程度。世界生态裂痕已经达到了全球范围，正在产生一个不再适合人类安全生活的全球环境。”

七、谁是“最大化”的受害者？

昨天我看到一条消息称：一个名曰“达辉”的知名律所裁员，毕业于中国人大和清华的一位年轻男律师，在被辞退后自杀了。

不仅雇佣劳动是“内卷”的牺牲品，很多资本家也是疯狂“内卷”的受害者。比如，东莞电子大厂爱高电业有限公司，连续多年严重亏损，8月30日发布停业公告后，董事长梁伟成选择了跳楼自杀。

瞧瞧，“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为什么年轻人的就业越来越艰难？为什么人人都在抱怨竞争越来越“内卷”？

别的原因（比如疫情）暂且不说，难道我们不应当反思一下资本主义的“最大化”逻辑吗？

“最大化”逻辑内生出来的严重问题在于：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哪怕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最大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也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还造就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最大化”逻辑泛滥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或将会醒悟。

八、马克思的“最小化”逻辑

那么，“最大化”逻辑应当朝什么方向改变呢？

窃以为，改变的方向就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真正的经济是劳动时间的节约” 。

马克思的原话是：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2】

马克思关于“经济就是节约”的思想，其逻辑不是“最大化”的逻辑，而是“最小化”的逻辑（即“劳动时间最小化”），这样的逻辑，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过去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又提出“高质量发展”。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这里面隐含着经济发展基本逻辑的变化趋势。

经济发展的趋势必然反映到经济学理论上来，进而推动经济学逻辑的改变。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与马克思“真正的经济就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的“最小化”逻辑相比，资本主义的“最大化”逻辑（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就是作死的逻辑。

注释：

【1】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请参：赵磊《马克思的实证何以如此特别？》，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