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探索
李 珍
李 珍
推荐者语：为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推荐两篇好文章！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笔者特此推荐两篇比较全面、准确、系统介绍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好文章！
这两篇文章载于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看中国道路》一书中。第一篇，是李雨檬撰写的《建国后毛泽东对‘敢讲话’、‘讲真话’的思考和探索——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篇，是李珍撰写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探索》
笔者认为，这两位作者的文章比较全面、准确和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同志这两个方面的思想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迫切的实践意义，所以，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我愿意与同志们一起认真阅读、深刻领会并付之于实践。
——齐 工，2022年9月10日
第一篇，李雨檬撰写的“建国后毛泽东对‘敢讲话’、‘讲真话’的思考和探索——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 http://www.maoflag.cc/portal.php?mod=view&aid=16962
第二篇推荐者语：
习近平同志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党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毛主席早年就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9页。）“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6页。）
建国后，毛主席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822页。）
毛主席早在1945年4月24日就指出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3—1094页、第1096页。）
正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作为在全国执政的大党，建设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保证党的肌体健康，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需要面对的课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用够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它内化为全党的自觉认识和行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的重要部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齐 工 9月26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探索
李 珍
自觉的、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入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 页。）。它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巩固和团结、保证党的路线正确、推动党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全党普遍养成，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党的七大对这一作风作了集中理论阐释。新中国成立后，党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怎样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唯一有效的方法”，使党不蜕化、不变质，进而跳出“历史周期率”，成为党的建设一项新的历史任务。对此，毛泽东作了大量有益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民主革命时期，党运用这个办法，成功进行了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统一。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组织愈加迅速地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时，党已经拥有450万党员，比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增加了近3倍。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使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被带到党内来。面对复杂的形势，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开始抬头。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毛泽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得到了新的运用和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坚持真理、克服自身错误的重要途径。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在这个艰巨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 “我历来是‘难免论。’”（《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9 页。）。但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年谱 (1949一1976)》第2卷，第549 页。）从一般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党，所以，“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4 页。）。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党并不是“整齐划一， 铁板一块”的，“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1页。），加上“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 页。），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工作上、作风上犯错误的可能性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党内民主，保证党的各项政策不脱离实际，工作中少犯错误 ，巩固人民政权，就具有更现实意义。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方法。由于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普遍存在，所以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经常发生，党内矛盾也由此产生。一般而言，这些矛盾可分两种：一种是工作中的不同看法和分歧，一种是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冲突。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就是推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断巩固和统一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提出，本着增进团结的目的，开展经常的、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方法。他说，首先，共产党人要承认矛盾总是存在的，并不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其次，我们要看到，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党内矛盾产生的原因就是“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一107 页。）党内矛盾在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只能用批评与自我批方法加以解决，而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更不能用杀人的办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民主革命时期，党已经认识到，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环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主要体现在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关系认识上。他认为，党内军中，均应有民主，在民主讨论民主批评基础上的集中，是最有力的。（《毛泽东年谱 (1949一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这里所谓 “民主批评”，主要形式就是客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作了更深刻的阐述，提出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 页。）事实也正是如此。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正确开展、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的时候，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得比较好的时候。党的建设的制度化、科学化，往往与这个进程相一致。1954年2月，在处理高、饶事件过程中，党的民主制度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形成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鉴于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同时，毛泽东还在会上提出，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是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毛泽东年谱 (1949一1976)》第2卷，第361页。） 这个提议，已经涉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化、经常化问题了。1962年，他提出，“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3页。）。这就把党内民主与批评和自我批评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重要进步，都是与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成功开展分不开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防止党内腐化变质现象的有效武器。“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人就是要压力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只有在及时监督、提醒下，在积极、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下，党员领导干部才可能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筑牢思想防线。毛泽东反复强调，党内要形成敢于批评、敢于“得罪人”的良好风气，全党同志都要养成敢于批评、善于批评的习惯。尤其是在原则性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同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有的同志不敢批评，“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同上，第406页。）。如果帮助同志不彻底，有顾虑，对他的缺点有袒护，“将来总会有一天要怪你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66页）。所以，共产党从不但要敢于开展批评，要 “长角”，而且要长尖锐的“角”，“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 ，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同上，第406页。）。在党的会议、文件、报告中，都要贯彻这一要求，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一片颂扬。“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2卷，第579 页。）用好、用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成为党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发扬优良作风的重要保证。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译东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与“民主”直接联系起来，提出党需要人民的监督，需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后来，他进一步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民主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5 页。）。可见，毛泽东所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用于处理三大类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的关系；二是党同人民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三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之间及其内部的相互关系。其中，对处理后两类关系的论述，是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际所作出的理论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要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有效方法。毛泽东指出，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192 页。）。能否密切干群关系，在党和人民群众中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革命彻底与否的重要标志。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和危险。“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党员领导干部身上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打掉党与群众、党与非党之间的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的批评与监督，依靠党员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要鼓励人民群众多批评，讲真话，“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127页。），“要让他们讲，让他们批评。这样对我们有好处，使我们的同志清醒一些”（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158页。）。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处理人民和群众不同意见的民主方法。“人民”由不同阶级、阶层构成，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和需求出发，对党的批评意见就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对此，毛泽东提出，“舆论不一律”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正常现象，要分清人民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对于这些不同意见、错误意见，一是要客观看待，二是要以理服人。他说，在人民内部，我们要允许“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我们的事业，就是在克服这种“不一律”的矛盾过程中不断推进的。但承认“不一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等于对错误意见放任自流，而是要坚持这样的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批评；第二必须批评得好。所谓“批评得好”，基本要求就是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讲究方法。“我们应当提倡大家公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116页。）。“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 页。），“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8 页。）。但是，有些糊涂的人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2卷，第390 页。） 这些认识 ，既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具体体现，也是对这一理论的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窰洞对”中，毛泽东说，我们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方法，那就是“民主"。那么，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的前提下，怎样看待这个民主的表现方式?
一是，党要主动接受大多数人民的监督、批评。1956年8月，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把这一点提到关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高度加以强调:“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毛泽东年谱 (1949一1976)》第2卷，第609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并不只包括工人、农民，而是指更为广大的社会阶级、阶层，包括“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同上。）。这样，就把党和党的工作置于最大多数人民的监督、批评之下。
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民内部，党主张实行积极的“小民主”，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决问题，而不主张西方的“大民主”。民主是一个方法、一种手段，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是少数人的“大民主”，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但是，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对于这个“大民主"，我们不赞成、不提倡，除非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仍然主张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88 页。）
三是，推动建立人民内部的平等关系。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平等的、民主的关系。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是这种关系的重要体现。“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同上，第123页。）2建成这样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同上，第305页。）。这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是社会主义平等关系的重要内容，又是它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
作为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在有基本共识前提下开展。“这种民主应该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同上，第124页。）对于怎样使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序进行，达到真正的团结，毛泽东也提出了许多科学见解。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方针是团结—批评—困结。党内团结是党的生命。本着“惩前感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从帮助同志、团结同志的角度出发，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团结。延安整风是这一基本方针的光辉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强调、坚持贯彻这一方针，而且在认识上、实践上更加成熟。毛泽东说，我们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是既说清问题，又团结大多数人，“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那些犯错误的同志，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107 页。）所以，整风要严肃认真，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对我们党来说，这是必须遵守的基本方针，“不是讲讲而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1 页 。）。我们要正确看待犯错误的同志，对他们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提意见要中肯。“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保护是第一位的。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这一基本原则依然适用。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在团结，在帮助。古人蓬矢桑孤，射不伤人。批评也要批不伤人。（《毛泽东年谱〈1949一1976)》，第2卷，第574 页。） 他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达到的结果，是“不但批评了坏人坏事，又表扬了好人好事”。“这样做，受损伤的人很少，而团结教育觉悟起来的人则很多”（同上，第70页。）。简言之，就是促进团结，巩固团结，推动工作。这一点，是毛泽东十分突出、一贯坚持的思想认识。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希望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中间， 都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推动“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1 页。）。这些，都是“团结—批评—团结”基本方针的进一步深化和实践。
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巩固发展。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状况，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批评是讲原则的，是有界限的，要避免批评这个武器“拿在反动分子手中"。“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121页。）我们的报纸要避免把阵地拱手让人，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传声筒。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遵守的几条基本标准，毛泽东也作出了说明。他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包括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等六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有了这个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 页。）。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党员领导和干部。毛泽东认为，人无完人，包括党的领袖在内的所有人，“总是有过的”，所以，任何政党、团体、个人，都可以批评，“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7 页。）。在这中间，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虽然掌握了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但同样会犯错误，“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而且，“官做得大了”以后，党的领导干部很容易蜕化变质，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34 页。），进而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产生很大消极影响。因而，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是加强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组织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强调说，“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第406 页。），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坚持艰兰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6 页。），“无论哪级政府和干部有缺点错误，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88页。）。
党员领导干部要敢于担责，“经得起批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这样的党应当不怕批评，共产党人应当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工作中犯了错误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对待错误和批评的态度。对于已经在全国执政的党来说，这一点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共产党人“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党的领导干部一定不能有“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思想，“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关于辛玄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6 页。）。过去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一种攻势。现在搞建设，我们缺乏经验，就需要虚心接受人民善意的批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尾巴夹起来呢?”所以，“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在这方面，各级领导干部中的一把手，要敢于担责。“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 页。）。
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科学方法
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有科学的方法。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民主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要诚恳坦白、当面批评、抓主要问题，防止主观武断、冷嘲暗箭、庸俗化等认识，为改进党的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整风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效形式。整风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延安时期，我们用这个方法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毛泽东强调指出: “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34 页。）。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转折时期，分别开展了整风运动。开展这些运动的出发点，就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改进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以更好地完成党在新时期的各项历史任务。这几次整风，时间上前后相续，方法上相互一致，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在整风的对象、重点上又与延安整风有所不同，体现出认识不断深化的特点。通过整风，党逐步形成、发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辩证地看问题，全面地分析问题，是毛泽东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观点。批评的要害在于实事求是，这样才会有说服力，对受批评的同志产生触动，起到帮助、教育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要养成分析的习惯，要学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开展批评时，对犯错误的同志要 “采取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0页。）。不能做到辩证分析，一方面表现为不愿接受批评，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批评不客观，以偏概全，给人乱戴帽子、乱打棍子，“不从帮助人出发，而是一脚踢倒”（《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77 页。）。对这两种情况，毛泽东都提出了批评。他说，思想工作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口号去套一切，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既要反对好人主义、自由主义，也要反对上纲上线的武断强制作风。过去在战争年代搞思想改造，“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的，基本解决分清敌我，这是有效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92 页。）。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要具体地讲，仔细地一件一件地讲。我们的许多思想斗争，就是犯了片面性的毛病，“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开展批评 ，“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77 页。）
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主要是作自我批评。善于自我反省，带头作自我批评，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需的基本素质之一。领导和干部带头作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历次整风的重要形式。毛泽东反复强调，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主动作出自我批评，要求大家不要帮他隐瞒错误，要“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 页。）他认为，能够做坦诚的自我批评，就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动权，改正错误、团结同志就会比较顺利。这种主动权，一方面体现在事先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优，要 “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6 页。）；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犯错误的时候主动听取批评意见，主动作自我批评。这是作为革命者、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科学态度。“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 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3 页。）后来，他把“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第363 页。），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之一，认为这是必要的工作方法。这就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民主制度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批评要公开、及时。为了使党的工作少走弯路，少犯错误，避免出现大的失误，毛泽东强调，批评要公开、及时。“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
罪”（《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145 页。）。“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6 页。），“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不然许多人犯错误，要排成队打屁股”（《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2卷，第451页。）。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反对开展无原则、无界限的“大民主”式的批评。他认为，这样无益于解决问题，团结同志。党内的整风，即使是公开、尖锐的批评，也应该以团结为最终目的，“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4 页。）这些认识 ，充分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辩证法。
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不仅仅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艺术，更是党团结同志、推动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泽东批评人，尤其是对党内同志的批评，一向都很直接、严厉。但是批评过后，又很关心保护受批评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关心他们的思想改变和工作安排。他提出，党内不要造成这样的空气: “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0 页。）为了保护犯错误的同志，他还提出，“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但我建议在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的同志的名字”（《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379 页。）。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偏要摸”省委书记们的“老虎屁股"，让地、县两级县委书记提批评意见、“出气”。这个建议，让省委书记们感到压力很大。会下，毛泽东请各中央局书记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传话，“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5卷，第81页。）。这个表态，使省委书记们放下了思想包袱，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保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效果。
平等讨论 ，以理服人。从领导革命战争的党转向在全国执政的党，在思想改造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简单粗暴、以力服人。毛译东提出，我们党有很大的历史功绩，所以尤其要警惕骄傲自满，包办代替，我们“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128页。），思想斗争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对于思想问题，“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只能够在他们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84页。）在讨论的时候，要采取和他人完全平等的态度，对事物要有分析。否则，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这不但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而且会“吓得人不敢讲话”，把人家吓倒，走向提倡批评的反面。“批评人家一定要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第128页。）。
作为在全国执政的大党，建设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保证党的肌体健康，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需要面对的课题。习近乎同志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党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录、越用越有效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0月9日。）这说明，用够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它内化为全党的自觉认识和行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的重要部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作者李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