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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重建供销社?好好搞真的可以利国利民

  显然,对于大量中小生产者来说,独立实现差异化品牌营销与自主销售网络建设并不容易,依托一个不以最大化榨取为目的的购销平台,确有必要,但会不会有这样的供销社出现,则大有疑问。

   供销社回潮是舆论的恶意炒作吗?

  有人推测,炒作供销社回潮,这是某些势力刻意地设置议程,进行意识形态炒作的舆论经营方法,试图炒热话题然后狠批老路;而且,仅仅作为销售门店的供销社网点,毫无帮助中小生产者的价值,连自身生存都大有疑问,何况并没有任何相应的政策宣示。以前发生过类似的状况,炒作过私有制退出等议题,结果就是大腕和大V出来,狠批老路,狠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高效率等等,主要套路是:找题材拉高关注度,然后借机做一波宣传。

  这一次有点意外,网络上出现了荒腔走板的意见,认为需要国家出面建立公营商业体系应对非常事态,可能是沪上防疫期间的恶劣表现,激活了反向的问题意识。

  不过,在今日中国,如果真搞全国性的供销社,认真贯彻供销社系统的精髓,肯定还是能够出成绩的,其潜在的发展空间是很可观的。而实际上的竞争对手,则是跨国资本垄断的连锁商业,这也给国内大批中小企业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和选择,避免目前这种残酷的最大化榨取。

  郎咸平反复申说的“产业链阴谋”,就是这个状况,中小企业无力创造自己的品牌和营销渠道,结果被大型连锁商业过度榨取;甚至还由此出现了“二地主”——各种所谓的跨国品牌商——他们更有能力对接大型连锁商业,结果,国内中小企业陷入“两拨地主进行过度收租”的悲惨处境。

  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国营商业实现了全渠道整合,对接工业生产与消费者,这个模式极大地节约了流通费用,加上国家政策刻意执行“工大于商”,使得整个的价值链分配集中于工厂生产环节,结果形成有利于工业生产与技术扩张的“无工不富”局面。

  改革开放早期,商业和金融对于实业的相对地位提高,初期是以牺牲工业利润为代价,促成国内商业和金融业繁荣,第三产业兴旺了一阵;后期,转入依附性发展道路之后,是海外的品牌商和连锁商业,获得了对国内中小企业的巨大榨取机会,导致主导权易手和巨幅利润外流。此后,“无工不富”消失了,大量工业企业陷入亏损,还出现过全行业亏损的窘境。

   供销社经营模式有利于保护中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如果认真搞供销社经营模式,哪怕做不到尽善尽美,只要规模够大,形成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也肯定能够从跨国资本手里,抢一些肥肉下来。

  相对于传统的门店经营模式,目前的网络直销业务算是一个热点方向,资本经营的极端浪费,在物流上的体现也很明显。一端是卖家,另一端是个体消费者,此种营销方式,唯一优点是个体的灵活选择,但一对一直销,肯定会导致过多的单件运输与过度包装,带来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因为在产销之间缺乏起码的整合,无法实现流通的集约化经营与节约,流通成本对最终价格占比过高,相当于消费者支付同等金钱条件下获得的净产品(福利)数量下降,这对于人均资源不足或者不够富裕的群体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时,大量的废弃包装物变成垃圾也是一种环境危害。

  所以,流通费用节约,对于大多数不够富裕的消费者群体而言,会带来同等购买力条件下购回净产品的提高。

  随着中国转入依附性发展道路之后,中小企业的生产过程,就完全受制于跨国资本,并被过度榨取。《棉花帝国》一书虽然不是专门写中国的,但是,描述了一起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兴起和壮大的共时性事件,即中国的纺织与服装行业崛起之后,国际连锁商业和品牌商的市场权力崛起,导致生产性环节的大幅度贬值。这个不难理解——中国的规模过大,显著改变了产品生产与实现诸环节的竞争关系和补偿水平。

  像所谓的全球品牌“H&M”,实际上自己根本不生产,只制定规格品种以及质量、验收标准,向一大把小工厂下订单,然后对接大的连锁商业,跟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级批发站”职能相当,但多了最大化榨取生产工厂利润的经营目标。这种模式仅有的正面效果是强化了生产工厂的主动质量责任,但生产工厂的利润被最大化榨取,对于生产者维持劳动者稳定和诸生产要素组合的损害,则是永久性的。地主和过高的地租会有害于生产者的良性成长,这在所有时代都是一样的。

  很显然,没有能力实现品牌差异化营销网络建设的中小生产者,不管是农户还是工业企业,都容易受到渠道商人的过度榨取。因此,中小生产者的良性成长,客观上需要依托一个不那么苛刻的渠道——这一渠道需要发挥某种公共品的功能,提供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服务,还不宜以最大化榨取为经营方向。否则,会带来供给侧的恶性竞争和生产萎缩。而新出现的供销社,能否担负起服务于中小生产者的功能,还有待于观察。

   共同的购销网络是重建供销社的关键

  如果重建供销社只是运营一些基层门店,却没有大的购销网络支撑,那就啥问题也解决不了,门店自身的生存都会有疑问。如果以供销社为主体,从农产品收购入手,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比例,供销社则有可能发展成为财政支农政策的抓手。甚至,财政可以依托供销社的收购数量,直接进行收购价格补贴,这比目前的按亩下达的补贴,对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更直接和有效,切实做到补贴种粮农民而非有地农民。如此下去,真有可能做到逐步排斥私商,最后达到某种程度的农产品统购统销。

  如果没有共同的购销网络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会存在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竞争优势和榨取机会,不惟在中国如此。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分析:在1970年代的美国内部,也存在着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化,他把前者称为计划体系,后者称为市场体系,彼此的价格补偿水平大不同,生存机会也完全不一样。

  依附性道路的结果,是本国中小企业的产能扩张、过度竞争,利润却被海外的品牌商和连锁商业过度榨取。这是“唯生产力论”带来的恶果。把垄断租金与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之间是弱关联的关系,即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并不必然能带来垄断租金。然而直接进行实体化绑定,然后迸发各种想当然,现实的结果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作为最大的垄断租金受害者,假如一方面扶持中小企业的扩张(透过压制劳动者和环境补偿水平去降低成本),加大对外输送能力;另一方面又不断鼓吹高技术高附加值,给垄断租金唱赞歌,那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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