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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忆毛主席:新闻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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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阅读《人民日报》】
【编者按】今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吴冷西同志《忆毛主席》一书。作者该书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华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这次再版,将作者历次修正完整收录。现经作者家属授权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同意,由昆仑策研究院分篇转载该书有关章节,以飨读者。该书的“编后语”和第一部分“(一)从评价斯大林说起”已发(见【相关阅读】),本篇为第二部分“(二)新闻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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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毛主席
———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吴冷西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2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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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最高国务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审阅新华社消息稿。左为吴冷西。】

【作者简介】吴冷西(1919.12.14-2002.6.16),广东新会人。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马列学院学习,曾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新华社副总编、总编辑。1952年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直至“文革”开始。1977年后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82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三、四届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

 

(二)新闻的阶级性

 

1957年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后不久,5月18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我得到通知赶到毛主席的卧室时,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常委)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这是我年初出国访问(1月15日至3月21日,主要是考察英国、法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通讯社)归来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的气氛还是和过去一样融洽、随便。

 

我进门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脚靠左一边,紧挨小书桌坐下(可以说,这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书桌写点什么)。毛主席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我问:“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我回答说,“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主席说,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的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四点意见

 

毛主席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

 

一、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毛主席说,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致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二、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毛主席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三、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毛主席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四、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看来,毛主席对赵先生的印象比较好,他后来在反右斗争中扬“新民”而抑“文汇”不是无因的。6月间,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赵先生,勉励他继续进步)。

 

毛主席原来靠着床头斜躺着,这时直起腰来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看来现在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两种新闻学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对西方报纸封锁我们的消息举了许多实例,也谈到了西方许多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也不刊登。大家还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我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范围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着又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这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

 

毛主席说,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

 

毛主席说,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展开时讲的。当时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过3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首先鸣放起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从5月16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国新闻界代表人物开座谈会,征求对新闻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座谈会的意见,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新闻界存在三条路线,并指出归根到底是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新闻学、新闻观点、新闻政策。

 

在这以后,6月间展开了反右斗争。新闻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有些批判扩大化了,绝对化了,是错误的,其恶果是伤害了许多有才华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许多人错划成右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他继3天前(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篇文章之后,专门谈新闻问题。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党内一些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必要的但不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毛主席这次谈话,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当时的各种议论,他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并认为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可以使我们认真改进新闻工作中的缺点。这次谈话在新闻理论和工作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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