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刘继明:后抗疫时代的“阶级政治”

  当舆论场上还沉浸在究竟应不应该“放开”或“躺平”,谁应该为“放开”或“躺平”带来的染病和死亡人数猛增,部分城市陷入因药物短缺和医疗资源挤兑的混乱和恐慌状态“负责”的激烈争论时,整个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种“后抗疫时代”。

  这种转变如此突兀,仿佛一出戏剧的发展,幕与幕之间的换场缺少必要的过渡,使演员来不及换装和调整表情和心态,以适应新的剧情,便匆促登上了舞台,嘴里念叨的还是上一场戏的台词,由此出现的混乱,是导演抑或编剧之错,还是演员本身的过失?但无论是谁的过失,也不管我们对接下来的剧情是否接受和喜欢,作为“后抗疫时代”的一员,我们必须把属于自己的角色演下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说,“不管你是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打工人,有产者和无产者,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将处于同一种境遇”。(拙作《我不能沉默》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置身“后抗疫时代”的人的命运和遭遇都一样,不存在任何差异,恰恰相反,在面临共同的生存威胁面前,人们各自的阶层、身份乃至政治立场的差异,决定了各自的命运也将千差万别。这一点,已经从人们对“清零”和“放开”的不同态度和激烈争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例如身处体制、“旱涝保收”的公职人员以及拥有资本和固定产业的“食利者”,大都支持“清零”,而大多数无资无产的劳动者则希望“放开”;对前者来说,即使封控再长时间,对他们的生活和生存并无太大的影响,而对后者来说,则面临着失业、停工、无收入和停贷等损失带来的直接生存威胁,这种威胁甚至超过了对染病和死亡带来的恐惧,这显然是前面那些衣食无忧的人们很难体验到的。

  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清零”和“放”截然两种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无论在“前抗疫时代”还是“后抗疫时代“,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主要还是一种“阶级政治”。 正如一位署名“青年毛思想信仰者”的文章所说,“事实上,疫情不但没有‘消弭’或‘削弱’阶级矛盾,反而使得阶级矛盾明显化、尖锐化了。用现象描述的语言说,就是所谓——‘暴露了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这句话当然也是隔靴搔痒,但总好过闭目塞听、脱离群众、仅仅从自己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出发,为某一政策做法无限唱赞歌,甚至要把它上升为所谓对‘所有人’有利的政治正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观点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此,我们从最近舆论场甚嚣尘上的“清零”和“躺平”之争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对于不少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左翼(即“民左”)立场的人士来说,主张“放开”和“躺平”是美西国家煽动,以及国内买办资本势力作祟的结果,其中酝酿着某种更大的阴谋;对许多爱国大V和爱国粉来说,“封控”也好,“放开”也罢,都是对的,不对的只是某些不听话、爱挑刺儿,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群众,所谓“党和国家保护了我们每一个人整整三年,是整整三年,国外付出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代价,而我们,在过去三年里,一直风景独好……”,便是这种说辞的最佳注脚,近期流布各主流和非主流媒体一句话:“个人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言外之意,以前是国家保护你们,以后就得你们自己管自己了,自求多福吧!有人指出,这是从“社会主义”一步跨入“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说没有道理。

  面对酷烈的现实,抱怨和责难是徒劳无益的。对于无产阶级左翼来说,既要承认与全体社会成员一样面临着染病和死亡共同威胁的境遇,但更重要的是面对“阶级政治”造成的各种等级、身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如何为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样的斗争,在“前抗疫时代”曾以不同的形式发生过,在“后抗疫时代”还将会发生,甚至可能更加激烈。这是阶级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复合型灾难,它使市场化和社会主义的衔接出现了裂痕,暴露了无法视而不见的结构性经济问题。经济结构决定思想方式。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能否一直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驱动生产,再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应对危机。”(谭吉坷德:《抗疫情三年祭:从社会主义寻找答案》)相比那些瞎子摸象一样围绕“清零”还是“躺平”争论不休的人,这位作者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三年“抗疫”之所以功败垂成的真正原因。

  现实已经无数次教育我们,在一个资本主导的社会,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同他所属的阶级政治中的地位和身份一致的,只要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不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唯一的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2022年12月20日

  【文/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收藏此文 赞一个 ( )

支持红色网站,请打赏本站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相关推荐: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