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按语】最近在线上给红色网友讲授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第四条是批判法国“环境决定论”中的英雄史观思想，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群众史观在唯物史观理论中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地位，笔者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马克思的群众史观理论究竟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中形成的？群众史观理论与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其它理论究竟什么内在联系？如何相辅相成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恩格斯为什么也能够阐发群众史观理论？群众史观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有什么意义等等，笔者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也有所探究，在公开刊物、媒体上也发表过多篇有关文章。
笔者近两天重新翻阅起以往的研究成果，感觉这些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掌握群众史观理论，而且也有助于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原著，理解掌握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批判当今社会极其严重的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和有关错误思潮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决定择取部分研究成果陆续在红色网站上发表，供各位红色网友学习参考和批评指正！今首先发表刊载于2001年《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上的《马克思群众史观思想的的形成轨迹》一文。本次再发表时题目稍做修改为《马克思究竟如何创立群众史观理论的？》，这篇文章有助于从史的角度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的内容。
2023年5月11日
马克思群众史观思想的形成轨迹初探
郝贵生
(天津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天津300073)
内容提要：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支拄之一。但这一理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哲学界却没有就这一专题做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是揭示马克思群众史观思想的形成轨迹和过程的四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提出和阐发的群众史观思想的具体内容及不同的论证方法。本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熟知和了解马克思群众史观怎样从萌芽思想发展到成熟的思想过程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其它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进一步加深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群众史观 实践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哲学理论界对群众史观的内容研究较多，而对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文这里着重研究马克思的群众史观思想的形成过程，这对于我们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马克思群众史观思想是伴随着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转变过程而逐步形成的。我们可以把他的群众史观思想的形成轨迹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他的中学和大学学习期间，特别是他开始系统接受黑格尔哲学思想到他的博士论文完成。
马克思出身于一个律师家庭，其父极力推崇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马克思就读的中学校长和一些教师都积极参加了进步的政治活动，甚至他的邻居后成为他的岳父的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也向往真理与进步。所有这些因素对马克思的人生价值目标和政治方向都发生了直接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他的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他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的天性本应如此：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和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还特别强调，未来的职业应是“干预生活本身”，而不只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虽然马克思这时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定型，但他的思想深处已经明确地产生了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人类谋福利和“干预生活”已经成为他的人生坐标和远大理想，也是他形成群众史观的最初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不甘于只是掌握法律的具体条文，他要深究法律条文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法律本身不能解决。于是他转向哲学，广泛研读康德、费希特、卢梭等人著作，特别是他极其认真而又系统地读了黑格尔许多著作，参加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组成的“博士俱乐部”的组织和活动。黑格尔哲学中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给马克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马克思这时的唯心主义已经不完全是黑格尔的那种客观的“绝对精神”，而是更突出黑格尔哲学中的也是鲍威尔等人所主张的“自我意识”哲学。但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他同鲍威尔等人也开始有所不同。鲍威尔逐渐倒退到费希特的把意识同现实割裂开来的“自我意识”哲学，而马克思则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理想和现实、应有和现有之间的辨证统一的思想，强调自我意识应作用于现实和向现实转化。尽管这种分歧当时还比较模糊和处在萌芽状态，但却是他们最终走向不同的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选择和研究伊壁鸠鲁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篇探讨古代哲学的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但不是与现实无关的纯哲学研究。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哲学如何和现实发生关系。马克思详细论证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漠克里特哲学的区别，突出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自动偏斜说的深刻意义，是为了说明人的自由和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实际上也是从哲学的角度间接地表明马克思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他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用震撼人心的语言讴歌古希腊神话中为造福人类而献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是表明他自己要做一个现实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他阐明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发挥，不是那种与外界隔绝的、纯粹内心的、不与任何人发生交往的所谓“自由”，而是与外界发生联系的、人与人之间全面交往的“自由”。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体系中，自我意识一定要和现实相互作用，哲学一定要“干预生活”，要转向世界，要把自己“内在之光的东西”“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并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自我意识就是世界哲学化或哲学世界化的其中的环节等极其重要的思想。从这篇博士论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已经有向唯物主义方向、向物质力量转化的倾向和苗头。这种倾向性和苗头是马克思最终形成和发现群众史观思想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阶段。
二
马克思群众史观形成轨迹的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大学毕业以后，主要是他在《莱茵报》做编辑和主编时期，也是马克思真正深入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时期。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按照他的“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方向直接卷入了社会政治斗争的旋涡。社会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政治、经济、思想等诸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迫使马克思对这些现实的社会现象、问题必须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迅速做出立场坚定和观点鲜明的反映。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封建专制的普鲁士政府与以农民为代表的广大人民和民主主义者的矛盾。马克思对这些矛盾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使他在群众史观的形成中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要用物质的“矛头”和“斧子”为自由而战。马克思针对政府的书报检查令和莱茵省议会辩论，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文中阐明人民有出版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纽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他这里虽然还是从人类的精神本性出发，但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站到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边。他高度赞扬农民代表的发言是“绝妙的演讲”，是同专制政府“背道而驰的”。为了实现人民的出版自由，马克思借用斯巴达人回答波斯总督的话阐明人们要尝到自由的滋味，“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同上，第96页）
第二，阐明哲学一定要和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针对反动政论家海尔梅斯所说的“通过报纸传播哲学”“是不能容忍的”的谬论进行了严厉驳斥，深刻揭露了旧哲学的要害是脱离现实。马克思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同现实、同人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它根源于现实，根源于人民。哲学在用双脚站地时，“人类的其它许多活动领域早已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同上）马克思由此做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结论：“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另一方面哲学也必须作用于现实。正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哲学必须“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正在“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哲学“已浸入沙龙、神甫的家、报纸的编辑部和国王的接待室，浸进同时代人的灵魂，也就是浸进使他们激动的爱与憎的感情里。”哲学思想要“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同上，121页）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他比博士论文中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并由此导致和形成了更为可贵的思想，即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和人类“双手攀摘果实”的活动在哲学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正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最初的萌芽思想。
第三，从研究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出发，进一步坚定为贫苦群众而奋斗的信念，并初步阐明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思想。恩格斯在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研究历史发展的动因时指出，应透过人们动机背后寻找物质的原因，而研究人物，与其是个别人物，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实践活动，正是遵循的这一思维方式。面临着农民对林木盗窃法的反抗斗争和英、法等国爆发的工人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一是没有回避。他说：“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也不论奥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同上，131页）而且“应该把它当做目前的重要问题”（同上，130页）二是坚决支持并亲身投入进去，用哲学和报刊为这个斗争服务，并试图揭示斗争背后的物质原因。马克思运用他当时所具有的哲学、法律等知识在《莱茵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严厉抨击林木盗窃法和普鲁士的国家、议会，愤怒斥责议会对付穷人的残酷态度和统治者的特权，努力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他说：“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他们把这种东西当做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肮脏的欲求点成法之纯金。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一最低下的、备受压迫的、无组织的群众的权利。”（同上，141—142页）这些精彩论述形象地表明了马克思当时的感情、立足点和人生价值观已经完全倾斜和站到贫苦阶级方面了，也是他中学作文中所表达的人生价值观的延续和深化。马克思还从农民反对林木盗窃法的斗争实践中隐隐约约感觉到，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同上，216页）这种关系就是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封建统治者就如同自然界中食肉的猛兽，专门依靠吞噬穷人来养肥自己，“一种人靠另一种人为生，后者就象水螅一样附在地上，他只有许多只手，为上种人攀摘果实，而自身却靠尘土为生。”（同上，143页）马克思这里不仅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客观普遍性，而且已经鲜明地提出了农民养活贵族的论点，这不正是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萌芽思想吗？
三
1843年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到1844年马恩合写《神圣家族》，是马克思群众史观思想形成轨迹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虽然仍继续参加工人的集会和斗争，但主要是对《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大量感性事实和苦恼问题进行理性的研究和升华，探讨和创立新的世界观体系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时期，也是他的群众史观形成过程中有更多的质的飞跃和闪光思想的阶段。
第一，阐明人民主权论的思想。马克思在对《莱茵报》期间遇到的苦恼问题研究的第一篇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阐发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法的观点的同时，还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如果说，国王可以主宰一切，只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的统一性，那他本人就只是人民主权的代表和象征。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同上，第281、279页）马克思这里所阐发的人民主权决定国王主权的思想恰恰就是一种具体的群众史观思想。
第二，阐明理论斗争必须和群众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离开了《莱茵报》后，准备创办《德法年鉴》。他这时已经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能够自觉地把这种观点内化为观察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一种方法。所以在关于《德法年鉴》的办刊宗旨的通信中，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理论批判看作是为群众提供现成的“一切谜语的答案”的唯心主义观点时马克思说，什么也阻碍不了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和群众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的口号。”“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同上，418页）马克思这里阐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理论批判不能代替群众的斗争，更不能反对群众的斗争，而是为群众的实际斗争做出科学的说明、解释，是为群众的实际斗争服务；不是理论斗争高于群众斗争，而是群众斗争高于理论斗争。
第三，阐明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实际上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的体现。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所谓政治解放的观点，提出推翻和彻底消灭私有关系的人类解放的观点，而实现人类解放的力量只能是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同上，第460页），这种物质力量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人的解放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的这种历史使命不是自发的，它必须有科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的指导，而哲学也必须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历史使命结合起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460、467页）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显然比博士论文和《莱茵报》发表的论文前进了一大步。
第四，阐明世界史是人的劳动史的思想。1844年初，马克思从对政治、法律的批判转入对经济的批判，而对经济的批判也离不开作为思维方式的哲学。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书中一个极其重要内容就是异化劳动思想。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劳动”范畴，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从人的劳动异化说明人类的社会发展。这一思想虽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思辩方法的痕迹，但它已经包含了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如马克思说，社会财富是“工人生产”的、劳动者“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96、131、127页）从劳动是人的本质角度论证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这本书区别于马克思以往著作中的论证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五，阐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思想。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深入，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极力反对和恶意攻击，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彻底的清算。他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就是这种批判的产物，特别是批判了其英雄史观思想。鲍威尔等人认为精神与群众是绝对对立的，精神是历史进步的唯一积极因素，群众是“精神的真正的敌人”， “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恩格斯说：“‘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页）马克思非常赞同恩格斯的论述，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共同思想。马克思认为，思想、精神是物质因素所决定的，思想本身什么都不能实现，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物质性的实践力量的人。思想要掌握群众，就必须反映群众的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以往历史上的有些活动的不成功，决不是因为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热情，而是背离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对物质的依赖就是精神对作为物质因素的群众的依赖，只有反映群众利益的活动，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所以马克思说：“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同上，103、104页）
四
马克思群众史观思想形成轨迹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1845年春天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直至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时期是群众史观完全形成和成熟时期。
第一，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阐述人民群众在改造环境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针对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提出和阐发了科学的实践观，然后运用科学的实践观全面批判了费尔巴哈历史观方面的唯心主义，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客体的本质关系是实践关系，同样，人与社会客体的本质关系也是实践关系。所以马克思在批判法国唯物主义的“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观点时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马克思这里其一是说，群众不仅受社会环境制约，而且也能够改变环境；教育者一方面要教育群众，同时也受群众的教育。而且群众改变环境和对教育者的教育则最终起决定性作用。其二是说，这种学说的实质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马克思这里运用实践观论证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思想显然要比他以前的论证方法更为科学和深刻。
第二，从社会基本矛盾论证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和阐发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及其辨证关系的原理，而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发生社会革命，原因就在于社会内在的这种矛盾。“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尖锐冲突后，“生产力和交往方式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同上，第77—78页）《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思想。
第三，从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阐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康德曾提出“人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的著名哲学论断，但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们并没有真正做到。他们所发动的运动虽然口头上也声称是为整个人类的，实际上完全是为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有时也在发动群众，但把群众只是看作实现他们自己阶级利益的手段，而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不敢或不愿发动群众的，他们只相信和依靠自己。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概括了这种运动的特点：“过去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时的马克思已经不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他已经把人看作是历史的具体的人，他所关注的是群众，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把“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的思想真正予以落实。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绝大多数人的”实际上是指占人口多数的被统治者看不起的普通群众。群众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主体，因此在推翻私有制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一定是主体，“群众”确实是“手段”。“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实际上是指这个运动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普通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也是“目的”。群众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理论从属于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活动也是根源于群众的实践活动并为群众的实践活动和根本利益服务的。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非常深刻，它是马克思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经一系列的理论论证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思想的集中概括和精华。马克思正是以这一思想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指出：“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同上，282、284页）这显然是把目的和手段割裂开来的典型的英雄史观思想。马克思也是以这一思想界定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他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同时也确定了共产党人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依靠力量。共产党人要“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同上，第285页）《共产党宣言》中的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是典型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群众史观思想的实质。
（原载于《天津师范大学报》2001年第6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