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在1844年在创立唯物史观理论的过程上，就已经开始认识到理论与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第15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其原因一是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最终检验理论的真理性，二是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泽东创立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必须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也必须回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的实践活动中去，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去达到真正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毛泽东当初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如此，但这一实践使毛泽东认识到，还不能达到真正地发动群众，真正揭露党内的阴暗面，真正教育人民的作用。正如他自己1967年2月8日所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20页)正是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毛泽东晚年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动了被他自己称为人生第二件大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马克思1848年《共产党宣言》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也努力使其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阶级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巴黎公社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事实上也仅仅存在72天就失败了。但就在公社没有最终失败之前马克思就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这时候马克思就开始着手写作《法兰西内战》一书，在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的同时，认真总结公社的原则及经验教训。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也是一次无产阶级实践活动的伟大尝试。如果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巩固政权的伟大尝试和演习。既然是尝试特别是第一次尝试，必然会遇到极其巨大的阻力，也不可避免地缺乏经验而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如此，同巴黎公社一样，文革也失败了，但失败的文革也只是斗争的延续，文革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失败的实践未必就证明指导其实践的理论一定是错误的。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发起者企图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思想论证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笔者曾写过两篇评论这场大讨论较长的文章，对其目的、实质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说，绝对不能以文革实践的失败主观武断地推论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那么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晚年的实践活动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个大课题。本文这里也不可能展开论述，只是简单提出几点认识文革的方法论来：

　　一、是实事求是还是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认识文革?

　　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之一是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之前，大量客观事实已经证明，党内确实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确实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所通过的《十六条》也已经明确指出，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文革最初的五十多天里，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残酷镇压和迫害群众的客观事实。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都在这些会议上举手赞同，且邓小平三次检查中都承认了上述事实。然而文革之后，这些人却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完全否认和推翻上述事实。这种出尔反尔的主观唯心主义态度和方法不可能对文革做出实事求是的方法。再有，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文革前十七年所走过的道路从来都是辩证地看待的，在总体肯定的情况下，也指出其存在大量问题及产生的根源等。党的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以及1974年召开的四届人代会周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的成绩、问题等都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但是《决议》中却说：“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吗?

　　二、是用唯物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还是用形而上学认识文革?

　　前面笔者提到列宁的《辩证法十六要素》，强调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考察的客观性”，把握自在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个别实例和枝节之论，用中国语言就是实事求是。反过来说，要想做到实事求是，也就必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及唯物辩证法思想。文革既然是第一次伟大尝试，必然会出现大量预想到或没有预想到的事实和现象。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要区别现象与本质，真象与假象，支流与主流，要自觉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人民群众自觉运用四大武器揭发批判当权者的资本主义等各种思想及行为。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个别人对领导者夸大事实、栽赃诬陷的现象，甚至用武斗方式对待当权派。群众起来后必然也发生不同见解，由此产生派性斗争、无政府主义现象等等。那么这里群众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自觉做社会主人，行使民主权利，敢于批评当权派就是文革的本质和基本原则，其余都是本质的假象、非本质的现象。然而否定文革者却竭力夸大非本质的现象，把假象当作文革的本质，把支流当主流，以偏概全，歪曲文革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是“整人”的运动。如《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显然是列宁所说的，是实例和枝节之论，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再如辩证法承认事物的因果联系，但因果联系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是多种联系即一果多因，一因多果，多因多果，而不是简单的一因一果。这就要求认识主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彻底否定文革者把文革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全部简单归结为毛泽东及其理论。文革初期大批老师和学生被批斗以及“打倒一切”现象是客观事实，但其根本原因是刘、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然而却把罪责归结为毛泽东及文革本身。当一段期间某些报刊大肆宣扬所谓“道歉”现象尤其是陈小鲁宋彬彬等人道歉事件就是歪曲事物因果联系的典型。再有，文革最初的一两年，经济发展确实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其后整个国家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基本步入正轨，且取得巨大成就，即使《决议》中对此也给予充分肯定。但某些人却完全否定经济领域的巨大成绩，称文革期间“十年浩劫”。既然是“浩劫”，那么总有浩劫主体，浩劫客体吧，那么浩劫主体客体、事实究竟是什么呢?没有人讲清楚。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难道浩劫主体是毛主席?浩劫客体是人民群众吗?即使肯定文革期间经济成就也不把原因归结为文革。如《决议》所说：“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一书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广大党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实现的，这些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第975页)这显然又是歪曲因果关系。

　　三、是用阶级分析还是用普世价值论的方法认识文革?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方法，也是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方法。因为文革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文革的整个过程就始终体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如继续革命理论中的实行四大的‘大民主’思想。“民主”确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和中国古代就已经提出，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但马克思主义以前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的哲学依据是抽象的人性论，用今天的术语就是普世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的哲学依据是群众史观，也就是说这种“民主”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就是这种民主理论，文革中的赋予人民最广泛的四大行为就体现了这种民主。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地区如文革期间那么多的人民群众自觉行动起来，运用四大形式，敢于揭发、批判各级权力者呢?如此深入广泛的群众运动只有最相信依靠群众的毛泽东才敢于这样做，才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才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地位。这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群众观点才能科学地评价。固然群众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大量始料未及的负面现象如武斗、派性、打倒一切等。但这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不是文革的基本原则。然而否定文革“大民主”者一方面把现象当做本质，另一方面就是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评价文革中的民主现象。如许耀桐先生就是如此。(见笔者拙文《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不符合马列主义吗?》第三部分)由此不可能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来。

　　四、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还是站在个人的局部的狭隘的视野认识文革?

　　唐朝著名诗人王之焕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思是说，只有登得高，才能看得远。认识社会历史问题也是如此，特别是文革这种影响之深远的大事件也应该站在更高的视野上才能客观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一种认识社会问题的历史观的高度视野。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世界历史的角度认识问题。所谓“世界历史”的观点就是把一个事件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结的整体和必然性的高度中去认识。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的历史是有客观规律的，发展、变化的，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至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内在源泉、动力是内在的矛盾性。作为人类巨大历史成就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一个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过程，也一定会存在其走向衰落和灭亡的过程，存在自身的否定因素。这个否定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唯物史观同时认为，这种历史的发展和替代过程不是直线和一帆风顺的，必然会存在曲折和暂时的倒退，存在先进和落后的激烈尖锐复杂的斗争。2012年，前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什么要警惕“文革复辟”，实质他也承认历史发展有暂时倒退的可能性。但文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复辟只能是旧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复辟。他所说的“文革复辟”实质是历史的发展、前进。他却说成是倒退，表明他已经完完全全站在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反对人民的立场上。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事业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消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绝不是几十年、一二百年所能完成的。但它绝对不会改变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历史必然性。毛主席1949年提出阶级斗争思想和“两个务必”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就表明毛主席的“高瞻远瞩”的世界历史的高度。正如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讲话中评价毛泽东时说，其光辉一生“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毛泽东能够在中国共产党人刚刚夺取政权之时，预见到党内会出现“李自成”现象，且具体分析了其产生的根源和提出了各种防止“李自成”现象的种种措施，强调革命不能停止下来，他晚年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革更是他站在世界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的突出、典型表现。王震同志去世前所说的毛泽东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以及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对他这一显著特点的最好诠释。可是我们党内却有个别人明明跟不上毛泽东前进的步伐，反而以燕雀之眼光对鸿鹄之远见横加指责、歪曲和污蔑，给毛泽东扣上“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等各种莫须有的帽子。

　　客观地说，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批判、被整的人确实有大量冤枉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不能简单说，所有受到冲击者都是冤枉和受迫害的。同时，一些群众揭发批判当权者的错误和缺点，本身也是一件好事，是对领导的最大关心、爱护和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本质也是教育人、改造人、发展人的过程。如果因为个人受到群众批判或受到冤枉，因而完全归罪于文革，仇视文革，以这种个人立场和狭隘视野，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认识文革。但不能不看到，他们中的有些人不仅当时对文革极其不满，而且至今耿耿于怀。比如那个第一个提出所谓真理标准的原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就是如此。但也有相当多的同志跳出个人的立场，做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如大家熟悉的魏巍同志曾说过：“我本人是一个有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干部，说是知识分子，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土八路中的小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竟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吃了不算小也不算大的苦头。事后看也煞是可笑。文革后，自然也不免有些牢骚。但是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惊人的变化，可怕呀!社会变了!几乎回到我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旧社会了。那些痛苦的回忆又聚集到心头，看看周围，人民确实又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这些在我的情感上引起的震动、痛苦和不安是难以形容的。经过这些思考，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为了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是完全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的。尽管运动中出现了许多缺点错误，但基本方向没有错，基本上是应予肯定的，从理论上和战略上讲，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从长远看，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有利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是由于运动发动得过分仓促，事先准备不足;展开以后，又受到个别野心家及少数几个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路线的干扰，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错误，主要是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太大，伤人过多，甚至‘虐待俘虏’，严重违反了毛主席一贯教育人、改造人、改造世界观的教导。再加上挂牌子、‘坐喷气式’等极端不文明的作法，也给文革留下了坏名声。这都是应该记取的惨痛教训，是决不应当再重复的。”(见魏巍文章《论毛泽东的晚年》)再如文革中确实相当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遭遇相当多的磨难。如果只是从个人磨难、受苦角度认识上山下乡，就不免把原因简单归结为文革，这也是导致前些年“伤痕文学”现象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把上山下乡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认识，就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发展人观念的继续，是对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的根本否定，就能够客观认识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笔者就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深感其接触工农以及磨难、艰苦正是对人的最好的教育、锻炼，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强大的内在源泉和动力。(见笔者拙文《用唯物史观认识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是失败了，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被打倒的对象又被抬了出来，被批判的错误观念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在文革中敢于冲锋陷阵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遭到镇压、迫害。但是辩证法认为，失败不仅可以转化为成功，而且失败中也不是绝对的完完全全的失败，失败中也有成功之处，也有正反面经验教训可借鉴。如同巴黎公社失败，但马克思却恰恰从仅仅存在72天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中总结一系列的积极的原则和经验教训。毛泽东发动的作为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也是如此。笔者曾读到张勤德同志所写的“文革中十大成就”文章，笔者非常赞同。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象马克思写作《法兰西内战》那样，写出认真总结文革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研究成果。另外，文化大革命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在人类整个历史上都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伟大事件。自文革发生以及失败后的几十年，围绕对文革评价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一切诋毁共产主义事业的帝国主义及其中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立场，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各种势力都对文革极端憎恶，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舆论工具竭尽歪曲、造谣、污蔑、诽谤，尤其是最近更是猖狂之极。其实质绝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中国当代社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又一突出表现，它与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的争论实质是一个问题。而当前仍然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却否定文革的一些同志，看不到这种争论的阶级斗争的实质，固守于《决议》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立场、方法，客观上为敌对势力反社会主义推波助澜。笔者希望这些同志能够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评价、认识文革，充分认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粉碎和击溃一切反动势力利用文革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猖狂进攻。第一次文革的失败必将转化为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更多次的文革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