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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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突然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加沙的尸山血海,实在太过触目惊心,种族灭绝进行时,让人难以静下心来,心无旁骛地看电影、聊电影——这本是我爱做的事。
我觉得,加沙在浴血,看电影是残忍的。
有时忍不住想,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认真的吗?
如果是,显然我们可以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做更多的事,也可以为制止以色列的种族灭绝做更多的事。
况且,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出发,也没有什么人是局外人。
如果任由锡安主义的以色列胡作非为,则马丁·尼默勒牧师所揭示的逻辑就会重演——
“他们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他们杀工会分子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分子;
当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随后,他们向天主教徒而来,我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当他们杀我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因为已经没有人了……”
我们能够想象一个锡安主义分子统治的世界吗?在这样的世界里,中国人的命运会比巴勒斯坦人更好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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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生活还得继续,在继续关注加沙地带的同时,有时候,也不得不关注一些其他事情。
比如,“普信男”的话题。
“普信男”是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发明的,专指那些各方面都普普通通却仍然十分自信的男人。
这个词触怒了许许多多的男性。前几天,京东请杨笠代言,结果引起众多男性用户的反弹,只好作罢。
有人说,这个词涉嫌性别歧视,诱发厌男情绪,挑起男女战争。
也许是吧!
不过在我看来,“普信男”与其说是性别歧视,不如说是阶级歧视。
因为,杨笠发明的“普信男”,把“自信”这个超越性的品格,直接和财富、以及某种天赋异能挂上了钩。
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财富。
试问,杨笠虽然口轻舌薄,但她会说王思聪是“普信男”吗?
当然不会。
尽管王思聪各方面都泯然众人,但他有一个特点,是杨笠不敢小觑的,那就是:他有钱,有很多钱!
所以,“普信男”话语的另一面是:如果你没钱,哪怕你勤劳善良,诚实可靠,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你都不配自信,只能永远卑微,永远自轻自贱。
否则的话,就会被嘲笑,就是“普信男”。
“普信男”一词的出现,其实折射了这样一个现实:新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还要在文化上心理上建立自己的统治。
资产阶级要依仗自己的财富,把一切美好品格,都说成是他们的专属,进而使他们的对立面,主动地从内心深处掐灭任何“掀桌子”的念头。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还有比马克思说得更透彻的吗?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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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爱情故事》。
影片开始不久,就是两个男女大学生在争论谁“又穷又聪明”,谁“又富又愚蠢”。
这两句话,看似某种刻板印象,其实自有其哲理:穷人的孩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过早地参与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社会实践中去,他们在这个过程变得聪明起来,通常比自幼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家子弟要聪明得多。
这似乎意味着,即便是在美国,文化上的反动也还是有限的,还给穷人留下了一点喘息的缝隙。
中国,今天,怎么会这样?
也许,正是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化上的反攻倒算一直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在进行,所以,中国才渐次从文化高地,变成了文化洼地。
脱口秀节目最近很火,我也喜欢。
脱口秀号称“冒犯的艺术”,但如果是以冒犯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穷人为得意,那就太没有出息了。
什么时候,脱口秀敢于冒犯富人、权贵和帝国主义,那才会真正成为大众的、人民的艺术,才会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