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王小强用大量的材料，梳理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这是今天的西方媒体所刻意遮蔽的。”
作者| 常 征
01
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中东发生了一系列迅速而惨烈的变化，令人感到眼花缭乱，也深感困惑。
一方面，似乎是“更落后”的、带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哈马斯、真主党等组织，面对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以色列国防军，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在尸山血海中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和侵略行径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抵抗；
另一方面，中东那些似乎应该是“更进步”的世俗民族主义国家或组织，如已被推翻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埃及的塞西政权、苟安于西岸的巴解组织等，却对以色列噤若寒蝉，甚至不乏暗中勾结，充当以色列的帮凶，乃至维持会。
更令人感到不解的，在叙利亚执政五十多年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又译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政权，面对奉行原教旨主义的反对派武装的进攻，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
未来，叙利亚局势尘埃落定后，大概率将会出现政教合一的新政权，如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的政权那样。
这一现象，被一些观察者概括为“政治退化”。
从形式上，这一概括是有道理的，但还不够。
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原教旨主义的组织更有革命性、更受群众拥戴，总是能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塔利班、哈马斯、真主党等），并且在对抗以色列的屠杀时，更坚决、更不怕牺牲、也更有效？
这里顺便说一句，以色列现在很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但以色列胜利了吗？显然不是。
从杀戮的“成效”和占据的地盘来说，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似乎占尽优势，但代价是以色列完全失去了苦心经营70多年的“大屠杀叙事”所营造的光环，变成了一个在国际社会中裸奔的种族主义政权——而“大屠杀叙事”恰恰是以色列立国正当性的最重要基础——这一变化对以色列才是决定命运的。
要回答前面提到的困惑，常征在这里，郑重向大家推荐一本书：王小强的《文明冲突的背后——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这本书，虽然出版于二十年前，但今天读起来，毫不过时，反而会有醍醐灌顶之感。
王小强，是一位多方涉猎的研究者，曾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96年，王小强获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系博士学位。他的这本书，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公平与效率为逻辑起点，从社会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关系的角度，对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及其异同作了比较，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深入解读，用“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来概括，是非常准确的。
02
曾几何时，美国最老谋深算的国师级政治谋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
亨廷顿的基本论点是：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某些文明就不应该存在，某种宗教就应该被消灭，否则冲突不能停止。但与此同时，阶级剥削，精英对大众的压迫却被轻轻掩盖了。
在《文明的冲突背后》一书中，王小强却在研究了大量事实后指出：
“所谓‘文明冲突’的背后，是少数人暴富、巨富还是多数人共同富裕的冲突，是唯利是图与精神文明的冲突，是优待资本、虐待劳工与追求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之理想社会的冲突，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重蹈资本主义道路覆辙走不通，还是另辟蹊径，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冲突”。
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后，王小强陷入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这些并非无知莽夫的伊斯兰青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消灭另一生命？是什么使标榜捍卫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人从不愿意想一想别的民族的境遇？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世界不但没有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反而充满了战火和不人道?
王小强认为：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从已有的公平出发，搞经济改革，追求效率；资本主义阵营从已有的效率出发，搞社会改良，注重公平。两大阵营的对抗和竞争，付出巨大代价，毕竟从不同的方向，推动人类整体的社会进步。”
但到了九十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西方胜出，力量平衡被打破，结果就是美国一超独霸，恃强凌弱，所有的文明与进步力量都在明火执仗的强权下显得愤怒的无奈。
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依仗美国的庇护，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以直播的方式肆行种族灭绝与屠杀，却完全无可奈何，也许会更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王小强通过梳理历史，解释了伊斯兰教何以会成为穆斯林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思想武器——
伊斯兰教诞生于社会分化极为严重的公元七世纪（大约相当于中国唐朝初年），当时，阿拉伯商业衰落，商业资本流向牧区﹐用于重利盘剥﹐利率往往在本金一倍之上，许多部落由此陷入贫困﹐社会动荡与反抗的现象有增无减。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伊斯兰教诞生了，其主旨是追求平等和公平。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过程中陆续宣布的“真主启示”的汇集，其中强调，穆斯林的首要责任﹐就是去创造一个公义﹑平等的社会﹐让贫者﹑弱者都能受到尊重。为了追求这样的境界﹐穆斯林需要在各个层面﹐推动“吉哈德”（圣战）﹕在精神﹑政治﹑社会﹑个人﹑军事﹑经济诸层面皆然。
《文明冲突的背后》用一个新的视角去解读伊斯兰世界，这完全不是一直以来美国和西方告诉我们的伊斯兰世界。
王小强充满激情地写到——
“穆罕默德强调：‘虔诚信神的人都有责任打造公平美好的社会。’在他看来，‘清贫者是高尚的，是真主的宠儿。’穆罕默德在麦加的地位节节提升，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对穷人和奴隶十分关爱。对劳苦大众的道德关切，焕发追求公平正义的战斗精神。”
“穆罕默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主啊！你使我生为无产者生，死为无产者死，让我在无产者的队伍中再生吧！……为人民从政，不忠于职守者，与天堂无份；为官而骗人民者，与天堂无份；………真主与清官同在。’
高举为无产者、为人民从政的道义旗帜，穆罕默德率领一伙志同道合的同志，从繁华腐败的商业都市——麦加迁徙到落后纯朴的麦地那，与游牧经商的原始部落相匹配，组织成教、政、军、民、学浑然一体的‘乌玛’共同体，用超越血缘种族、超越阶级国家、超越民族人种的平等理念相互激励，团结奋进，迅速开拓一片新天地，又从农村包围城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文明冲突的背后》P12页）
著名学者张文木教授在阅读《文明的冲突》（《张文木：大风起兮云飞扬——读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有感》）后写下了这样的心得：
“当前的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及其教义实现的‘圣战‘手段并无必然联系，这与小布什动用军事暴力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以及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监狱发生的‘虐囚事件’等，并不能使我们因此怪罪基督教教义的道理完全一样。”
与目前一些将恐怖主义归因为伊斯兰教及其圣战教义的本末倒置的视角相比，王小强的这个研究成果确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在《文明冲突的背后》一书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王小强用大量的材料，梳理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这是今天的西方媒体、主流媒体所刻意遮蔽的。
当年在埃及，纳赛尔搞了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是复兴社会党的复兴社会主义，利比亚是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突尼斯是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在苏丹，在阿尔及利亚，在索马里，在塞内加尔，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世界都在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向往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并在理论制度法律组织全方位进行了社会实践。
王小强的这一发现，意义是巨大的。它有力的解释了，为什么当中东（也包括西亚的阿富汗等），当一个世俗政权（王权、总统制、形式上的西方民主制等）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垮台后，取而代之的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是带有浓厚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权。
03
《文明冲突的背后》揭露了冷战结束，伊斯兰社会主义试验失败后的中东社会现状：
石油资源的收入落到少数人的手里，严重贫富分化。在科威特，平均两个科威特人就拥有一个女仆，但阿拉伯人民并不认同现代边界，他们认为这是西方强加给他们的。美国和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不断打断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进程，制造恐怖主义和战乱，是阿拉伯世界苦难的根本原因。
用“文明冲突”的逻辑，不仅不能正确解释当今世界的现状，更不能引领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只能使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今天，人类应当重新认识列宁曾提出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解释框架。
压迫民族国家与被压迫民族国家，即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对立，转移了曾为马克思揭示出的资本中心国的国内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矛盾，“公平”的买卖关系掩盖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
当这种对立发展到极端，处于弱势的一方就会用极端的方式做出反应——在伊斯兰世界，这种反应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帜，并从宗教教义中汲取思想资源和力量——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文明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
只有通过消除民族间的剥削压迫，进而消灭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才能对“文明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釜底抽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