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左翼都不否认马克思和列宁对于无专的重视和强调，但是，对于无专在政治实践中间落地的路径和方法，则持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疏离感。以至于讨论无专问题时，就完全不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毛教员的思想，去考虑与无专相关的系列实践问题；结果，除了背语录之外，就再也没有了与无专相关的思考了。在不自觉中间，就成为那种没有无专思维的左翼了。

　　只有毛教员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有过充分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的政治实践，还是在农民群众的觉悟与有组织支持之下，推翻旧政权而获得革命胜利的。显然，要充分理解无专的政治实践路径与过程，就不能够忽视这独一份的宝贵革命经验。

　　一、公有制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制度内涵，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很多背语录的同志，会自我遮蔽无专思维，特别是：如果死抱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不放，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认识盲点——想当然地以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认定生产关系也属于少数人垄断管理权去驱使劳动者的“私人领域”。这个错误很致命，毛教员领导革命时期，在三湾改编之后，就把这个方面的管理权力及其运作方式，都公共化了——不再由少数专职管理权垄断管理权去驱使大多数。

　　解放后，全国城市和乡村，都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所形成的单位制内部的官民关系相对平等（包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接续了革命时代的三湾改编确立的各种革命性的管理制度内涵，并有了适应新条件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以鞍钢宪法，去否定和对照苏联的马钢宪法，此后劳动者不只是消极地接受自上而下的技术与行政统治的工具对象，而是被要求参与技术革新与管理的全过程中间去，这体现为鞍钢宪法的基本内涵——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现劳动者与干部和技术员的三结合。当然，这体现了剥削制度被革命之后，生产关系变革的质变性内容。

　　由此，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界线，就显著不同于私有制社会。在这里，就不能再简单背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公式，想当然地认定无专属于上层建筑。最低限度，要在这个地方保留一个刻意的自觉，追问劳动者当家做主是否要体现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内部，刻意地避免在背语录中间，取消了真正的问题与寻求答案的思考。

　　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内涵与政治建设方面，体现为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建设，其所不包含在内的方面——才是对敌人的专政和排除各种反对力量。对任何一个概念来说，其肯定内涵才是概念得以成立的核心内涵，其否定内涵意味着对外部划界——概念说的“不是什么”——这部分内容属于概念的外延或者边界。

　　恰好是在这里，有些老一辈的左翼学者的思考，未能摆脱《哥达纲领批判》提及无产阶级专政及其起点否定性功能的羁襻，长期拒绝观察和思考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内涵与建设方向——这样就构成对于毛教员思想和列宁核心思想的理解障碍，甚至还不能够准确地理解公有制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应有的政治内涵，应该说，这个盲点对于左翼思路的局限太大了。

　　说到底，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局限于夺取政权之后的对敌镇压职能，而是劳动群众成为自觉的阶级过程中间，在劳动群众的觉悟与组织奋斗的起点阶段，就要开始起作用，帮助劳动阶级从新的政治实践和路线上，逐步上升为统治阶级。

　　本文从毛时代企业内部的领导权建设经验出发，结合改革时代破除单位制这个“僵化旧体制”所遭遇到的阻力，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呈现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产生及其起作用方式，来简要回顾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内涵有关的领导权问题。

　　本文从解放初期私人工厂内部的系列民主改革过程，据以完成的管理权这个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改造后果——有了初步觉悟的工人组织起来实现了“向上夺权”，由此才造就了毛时代的单位制管理模式。这个管理模式，向前接续了井冈山时期“三湾改编”的制度内涵——在干群平等基础上构造的新型政治经济关系总和、管理权向被管理者充分打开、确立一个干部和群众的密切互动的“毛式公共领域”以共同处置管理事务等。

　　二、建国初期在企业内部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及其作用

　　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派遣军代表进入私企，第一步是进行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然后，着手组建党（建立党小组或者支部并发展党员）政（政府机构管理职能延伸下基层）工（会）团（发展青年团员和团组织），进行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广泛推动“谁养活谁”的辩论，整个的舆论氛围就彻底倒转过来了；然后就趁势开展反封建把头的斗争和系列的民主改革。

　　到了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结束之后，私企内部的“三权”——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和利润分配权（当时搞了“四马分肥”：企业利润分配由政府税收、资本家利润、企业发展基金和员工福利基金等四个方面构成），都已经掌握在组织起来的工人手里了。政策规定给资本家定息，工人最初还不同意，后来经过政府和党委说服，才落实下去的。

　　很显然，建国初期工厂和农村的民主改革系列运动，大大地提升了部分工人和农民的觉悟与组织性，自下而上地形成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个领导权的建设过程，一方面体现为劳动群众的觉悟与组织性提升，另外一方面则是通过替代和排斥旧领导权或者行政权力而实现的，新的管理权运作，通过干部和群众中间的积极分子密切互动去实现——这相当于把三湾改编之后红军连队内部的“毛式公共领域”照搬到全部单位内部的了，这当然也是“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对上夺取的结果。

　　1952年国家计委建立，基层还没有机构，武汉市的经济计划落实，是工商局内部的加工订货处，对接私企内部的“生产节约委员会”（一个由党政工团组织担纲，并吸引部分资本代理人参加的联合机构）。

　　在当时的私企里面，属于非常典型的政治变革——进行劳动者的觉悟提升和组织建设——这两者就是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两大关键组成部分，然后，工人有了普遍的觉悟，就部分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有了组织才会出现共同的政治意志形成和力量凝聚，不再是一盘散沙和“一口袋马铃薯”——那种状态是没有觉悟和组织的“无领导权”作用的状况。

　　共产党政权的执行力提升，主要就是依靠这个自下而上的领导权加持——所以能够以极低成本运作还能够具有极高执行力。苏东国家就没有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劳动群众掌权的）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往往单方面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法律强制力量，所以，一路走下来都很不稳，一路走的歪歪斜斜，还往往矫枉过正，动不动就依靠镇压手段和强制命令，还执行力不足，偏差不少。

　　由此，在生产关系内部就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显著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企业内部——管理是一个少数人垄断的私人领域——很少对被管理者开放。后来在鞍钢宪法对于马钢宪法的替代和批评中间，也同样确认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基础内部的部分质变内涵——苏联的马钢宪法更看重自上而下的“技术与行政统治”，与资本主义企业区别很小。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中间，毛教员说斯大林“缺了一条腿”——过分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是缺了群众和政治。

　　恰好是在这里，经济基础并非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领域，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领域需要重新公共化，管理权需要向被管理者充分打开，劳动群众有了觉悟并组织起来之后，传统资本家时代的单向技术与行政统治方案——这样的私人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被终结了。由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自的状况与相互关系，都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

　　不惟在工厂的生产与技术过程中间，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要替代和接管一部分从前属于少数人垄断的管理权和管理事务；而且，在属于国家镇压职能的秩序生产领域，劳动群众也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这从革命时期“改造二流子”运动开始——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在熟人社会里改造各种脱轨人员，预先消弭各种威胁生产与生活秩序的不安定因素；到了四清时期就开始推广“枫桥经验”——对于那些轻微刑事犯罪人员和相关事务，都放在熟人社会里改造和纠偏，最小化了对国家镇压机器的需要——也当然由此开启了国家消亡的部分路径。应该说，毛时代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远远少于今日，但是秩序生产的供给，大大高于今天。

　　之所以“铁链女案件”“胡钧宇案件”之所以发生，其内在原因就是：以高成本的公检法机构去孤立地维护社会秩序，其秩序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普通人的安全与人格权保护需要。

　　三、在工厂外部与生产关系相关的制度内涵——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与运作实绩

　　计划经济时代，工厂决策权问题，一直是各路反对派深耕的领域，多数情况下，是从想当然出发，说中央计划部门垄断一切生产决策，企业完全没有决策权力；然后，就得出结论说，计划经济受到信息与知识两方面的有限理性局限，不可能成功。

　　实际上的计划经济，与生产工厂有关的产供销环节，并不需要计划部门越俎代庖地安排。各个工厂之间的供应与销售关系，并非上级计划部门决定，而是基于已有的协作关系；只有新工厂投产，才需要重新确立协作关系；这部分内容，在《工业七十条》中间，规定的很清楚，工厂与政府之间、与其他工厂或者供应单位之间的关系，由“五定”“五保”确定——只需要遵循既有的协作关系即可，无需年年重新做。

　　而且，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协作关系稳定，由宏观的经济计划安排行业的新工厂投资决策，能够大体上平衡原材料与工厂产能之间的配比关系，由此，就能够更高程度实现设备能力的满负荷利用。毛时代的工厂设备年利用小时数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直到1980年代初期——此时已经出现基于原材料的恶性竞争诸如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等，中国的纺纱工厂单锭年纺纱数量依然达到0.17吨，超过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美日工厂一倍以上。

　　各个工厂之间，在技术学习、成本节约与工艺经验的相互交流方面，相关信息透明度，远高于私有制条件的同行业相互封锁，使得生产合理化经验能够顺畅地实现全行业流通。而且，新技术与产品工艺的进步，也不需要单个工厂自己完成，转而由全行业的协作攻关实现，新的技术进步也由全行业生产工厂共享，这个技术进步路线，使得毛时代很容易跟踪西方的先进技术。因为一个行业的头部工厂与科研院所结合起来，其新技术的学习能力超强——与技术进步有关的年均学习时间数量，按照单位人·年计算，数倍于西方最大的公司。

　　毛时代产品和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显著差距，并不体现生产单位在技术能力方面的差距，主要是体现了年人均不可再生资源消费量方面的差距。

　　1970年代后期，走资派开始大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这个就破坏了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此后，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产业和工厂，特别是行业管理权力结合垄断地位很紧密的生产单位，获得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策空间，率先获得了榨取消费者的机会。电信水电气等机构，在1980年代就开始这么玩，全国人民都亲历过的。这个相当于是公权力支持下的价格卡特尔，在西方国家，这么玩也是非法的，只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无条件支持这样的犯罪式积累。

　　四、抽空政治内涵的新民主主义再定义过程

　　1980年代，于光远等人重提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只要私有制或者混合所有制，不要领导权，这个属于偷换概念。新民主主义是相对于旧民主主义而言的，这个概念的核心内涵，就在于以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这个新的领导权，去替代资产阶级主导的“旧”领导权。

　　而非毛化思路的核心，就是不提新的领导权，以及与此相关的第二种阶级斗争——基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支持和反对态度之间的博弈——这不同于私有制和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对立基础上的第一种阶级斗争。

　　列宁在批驳考茨基时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或者共运史内部的争论，多数是围绕着第二种阶级斗争——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态度而展开的。

　　而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则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肯定方面和建设内容，实现对敌人的专政，只是一个局部的职能和专政的否定方面，本身不足以定义新的概念。无专需要进行领导权建设作为支撑点，这也是一个初级与入门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而且是最重要的实践。1980年代否定毛主义和抽空马列主义的核心设计，就是把有关专政或者领导权方面的政治建设内容彻底抽空，然后，卖力推销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目的当然是要遮蔽和扭曲有关政治挂帅和领导权方面的决定性内容。

　　显然，如果有了群众的充分觉悟与有组织奋斗，对生产领域的技术与行政统治的需要，会大幅度下降，同时，对于秩序生产与维护领域的镇压机器需要也会同步下降。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都要发生质的变化。

　　反过来，如果不结合具体的历史经验看问题，公式化地肯定传统的经济与政治两分法，就会暗搓搓地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状况，视之为永远不变的理所当然——包括其内涵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界线，甚至，还会潜意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此后，如果不加思考地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观察得到的结论和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会预留一个信服修正主义理论的思维盲点，补课论和唯生产力论就是这么赢得听众的——会不加分析地接受中特时代“马院反马、党校反党”时期的宣传——在这个宣传口径的背后，就是绝对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状况，同时，还把这个作为依据去遮蔽和反对革命与毛时代的政治建设成绩与经验。

　　五、改革时代的反向验证——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是如何被瓦解的

　　邓等人在改革早期，说要“杀开一条血路”，这到底是要杀谁，克服哪个方向的阻力？很多人至今都未能理解。

　　实际上，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只要是建设有成绩，本身就具有保障新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部分功能，而要破除“旧体制”，就会遭遇到基层实际存在的领导权障碍。很多人看不清领导权如何建设以及如何起作用，整个儿的眼光和思考，都盯着决策层与政策工具——其实那只是行政程序而非政治本身，似乎那就是一切，这个恰好遗漏了基层的领导权建设与劳动者借此参与“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保障作用。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改革在基层遭遇到毛式领导权之后，到底发生过多少纠葛与障碍？因为没有条件进行统计和展开深入研究，这里只能列举三个小故事，来帮助理解相关生产关系在基层单位内部的再生产机制与力量：

　　第一个故事发生于1979年，邓上台初期还不敢动大手脚——例如把工资与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还只是把奖金分配权，集中授予管理层单独运用，结果在武汉国棉一厂引发大面积故障。原本，车间内部一些零碎的工作并没有配置专人，此前是车间主任看到谁有空就打个招呼，就管用；在车间主任垄断奖金分配权之后，这一类指挥就不灵了，往往被强硬怼回去——你去找某某干吧，这个某某就是本车间奖金最高的人；然后，车间主任们迅速把握到——干部个人分配奖金的制度，是不能够成立的，第二个月就把奖金分配权下放到班组讨论，工人讨论之后的分配，只有很少的差距，比厂内的工资差距还要少。

　　这个说明，毛时代的单位制内部，无形的领导权起作用，对于垄断管理权和分配权的改革措施，是一种不兼容的关系，想要以垄断管理权和分配权去拆解干群密切互动的毛氏公共领域，一开始就遭遇到强烈反对并且根本行不通。后来的分配权垄断，只能够偷偷摸摸进行，还公布纪律说不容许相互打听，这样的措施就近乎“黑社会分赃”了，也由此彻底丧失了以分配权去实现普遍激励的作用——变成了一种与管理效果彻底无关的秘密分配手法，而仅仅具有促成秘密瓜分小团体的作用。

　　第二个小故事，发生在北京叉车厂，书记李平坚决顶住了合同制和聘用制。但是，在市委书记那个层面，就很积极，陈希同在内部讲话中间，公然说“要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去“砸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但是，基层与工人有着长期的紧密联系的干部群体，并不是都买账的。在分田的时候，据温铁军回忆，杜润生也很担心“三五牌干部群体”（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会强烈反对分田。

　　目前还遗留下来的集体经济村庄，就是具有明确反对意见的基层干部，紧密结合群众之后，顶住各种压力而保留下来的。在山西汾阳县贾家庄，新的村书记刚上来，有点政治担当顶住不分，被副省长霍泛不点名批评。后续山西农民中间，出现了很多顺口溜“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先分田、后拆队；一步一步往后退，一直退到旧社会。”受到这样的舆论压力，省里面也没有敢下狠手，贾家庄的集体得以保留下来。而大寨则三次改组党支部，最后还从县里面下派书记，才强硬地实现分地到户；长治的张庄，杜润生派了自己的秘书伍绍祖领着五级工作组调查，施加压力分田到户，后来开了个小口子，容许保留700亩集体土地。

　　第三个小故事，是湖南常德七一机械厂。该厂被国家烟草总局剔除定点厂目录之后，就非常不景气，只有一个铸造车间，还能够接到活儿。厂部和车间两级干部，也是信守与工人的心理契约，不愿意推动买断工龄。结果，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两手釜底抽薪策略，一是把厂部层次领导全部调走，新进领导是年轻的大学生跟工人没有联系，所以愿意下狠手买断；同时为了断绝工人的侥幸心理，就劝说铸造车间主任独立出去，说工厂肯定不行了，能够救几个人就是几个，不能困在一起死，这样，就把这个还具有生存能力的车间给率先私有化了。这样，才算是彻底瓦解了干群之间的心防，把改革进行到底了。

　　到了新世纪之后，该厂一位子弟回访那个独立出去的车间，那位车间主任对她说：目前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老工人太多了，体能和精神状况下降很多，难于适应铸造工作的强度，原先老厂规模大还能够调剂到轻松岗位，现在企业这么小，就没有多少腾挪余地，很困难；这个车间主任在身份上已经是私人老板了，但他依然信守与老员工的心理契约，不愿意解雇体能严重下降的老工人，才会产生那样的忧虑。据这位回访者说，该私企中间竟然还有“党支部”——工人依然组织在支部里帮助实现自我管理，自主参与维护生产纪律与秩序，这当然是在另一个方面信守心理契约回报企业。

　　这三个故事，在反面验证了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存在及其作用，在微观层次上，有一定能力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条件，也成为改革者需要破除的“阻力”和杀开血路的对象。国企改革从1970年代末期起步，到20年后以近乎全部搞垮垮台而告终，这个恰好说明——想要在旧有领导权基础上嫁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强迫多数人在管理压力之下多干活，是不可能成功的，其结果只能是各种毁灭性的路径选项。

　　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消失，最后阶段，是彻底瓦解干部群众之间的心理契约作用，从私人情感和熟人纽带方面彻底断开之后，才能够形成那种完全无视劳动者疾苦的管理权力。换言之，管理权垄断过程，是彻底瓦解干部群众之间的纽带之后，才完成全面“对下夺权”过程和实现的。

　　六、需要从领导权视角重新访问毛教员和列宁：找回对于政治领导权的理解

　　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是唯一一位在列宁和毛教员之后，深入思考过国家机器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的学者，他指出上层建筑的作用，在私有制条件下，也首先在于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条件。

　　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性观察出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如果从毛时代的公有制单位成立与实际运作经验看，无专和领导权并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本身就是新的生产关系塑造时期的关键制度内涵之一，由此，劳动者才彻底走出雇佣劳动制的桎梏。

　　延伸开来看，毛邓的政见分歧，集中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也就是劳动群众面对管理权的地位以及群众是否参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方面，这确属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相比较而言，邓在破除和拆解毛氏公共领域方面，在终结旧领导权作用及其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保证作用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和不讲条件的——“杀开一条血路”的说法就体现了他的政治决心。而主流经济学和政策论证，选定的企业效益维度——说强化管理权能够带来效益提升，这个方面的统计数据，恰好足以证伪邓选择的改革方向——在国企改革全面铺开之后经济效益是稳步下滑的，这个后果并没有促成改革反思和政策方向调节，而是一条路走到黑了。

　　而毛时代广泛进行过的领导权建设，能够从基层保障新的生产关系运作及其再生产条件，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独立地反对破坏“旧体制”的力量，这当然会体现在基层干部的行为与策略选择方面，也会体现在劳动者对于管理权运用方式的支持或拒绝方面。

　　文革批判走资派，但群众实际上没有真的做到理解走资派，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以及如何去干；长期推动学习毛泽东思想，但理解其核心思想，难度还是不小的。现在，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有了补上这一课的更多材料。

　　人民经过共产党领导下的领导权建设，就成为内部民主和外部专政的依靠力量：“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同时，即便是镇压职能的行使，也需要走群众路线，以改造为主而非肉体消灭：“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感觉，从左翼角度观察和思考，缺乏了领导权或者无专的实践经验和概念框架，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就很难从根本上看清楚对立面的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找到如何动员和觉悟群众的路径。说到底，还是没有真正内化毛教员的活思想，以及列宁相对于马克思的思想进展，目前这个方面的盲点，对于左翼思想的进步构成极大的障碍。

　　在网络进行关于无专的交流，往往不太顺畅；这可能一方面是能力有限，还没有人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地说清楚相关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普通人平时很少思考和关注这些——劳动阶级的政治学应该有什么样的概念框架和实践路径；所以，双方就很难交流与无专有关的实践经验与问题意识。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