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到网上醒目的标题：“新中国首部禁片电影《武训传》在尘封了六十一载后解禁了，它以DVD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世界本是复杂的，看起来有如丰富多彩的多棱镜的画面，解禁，让大家看看也是好事。然而，有人借此大做文章，还以此攻击改革开放前30年。本文就此想谈谈我的看法。

武训，是确有其人（1838年－1896年），是清代山东省堂邑县（今属冠县）柳林镇武庄人。他家境贫寒，依靠乞讨为生、终身未娶。他青年时因不识字，曾受尽欺凌吃尽苦头。从21岁（清咸丰年间）起，却以行乞的方式集资，他四处向官老爷、财主老爷叩头，请求开恩施舍，目标是“使贫苦人家子弟无钱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侮”。

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已经靠乞讨所得的款项置买了230亩田地作为学田，并积蓄了钱3800余吊。于是他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兴办起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学校建成后，他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跪请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学费全免。1890年，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22年(1896年)，临终那年，在临清建成了御史巷义塾(现临清实验小学)。

他创办义学被传为佳话。清廷和民国政府都曾对他予以极高度的表彰，清政府赐其“义学正”、“乐善好施”的匾额，并御赐“黄马褂”。山东衙门在其去世后修建武训祠。民国后，蒋介石赞其“为人师表”，冯玉祥称其为“千古奇丐”。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在陶行知的竭力推动下，有了电影《武训传》的开拍。而电影《武训传》是在解放后1950年底才完成了制作。由著名演员赵丹扮演武训，赵丹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性。

当时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正反应，还受中央一些领导的肯定。1951年新年前后，京、津、沪三大城市的一些报刊，二三个月内连续发表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出版了一批有关武训的书籍。对“武训精神”做了“极为高度”的歌颂。把武训、“武训精神”视为一种“革命精神”，视为“先驱人物”，甚至于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是“师承他的结果”。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极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

然而，1951年毛泽东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其主要原因并不是针对武训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兴学”这件事。据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 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夜不能寐，最后下决心要批判。”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这样写了他的看法：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连篇累牍的颂扬武训以及“武训精神”的文章，与电影《武训传》一样，实质上都是不去触发当时人民遭受苦难的基本问题”，使得人们在观察武训这个角色的时候，陷入了如此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思想”且愈演愈烈，甚至于许多高层“共产党员”也看不出问题。由此，毛泽东发出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感叹。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一次谈话中说：毛主席认为，武训是穷人，办义学的动机也是好的。毛主席说，

武训办学搞的是阶级调和、改良主义。而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而不是靠甚么办义学，走“教育救国”等改良主义的路。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文艺作品歌颂武训就更不应该。在那时若不是闹革命，靠办义学，走教育救国是走不出来的。

就因为这样《武训传》被禁止演出。

现在常可以看到，不时会从媒体上读到某贫苦老汉，多年来默默资助困难学生这样的让人感动的事情。对比它与武训的这两件事，一些人说很难想象，像这样“学习雷锋”的事件那时怎么会受到指责？

如前文已指出，对《武训传》的批判并非对武训本人，毛主席也认为武训办义学的动机是好的。但我们是主张“动机效果统一论”者。武训是满清时代的人，而电影《武训传》是拍在新中国建国之时，在中国人民处于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拍的。虽然武训以乞讨办学确实也是善举。但相对于当时代只是一个“小小的非典型事件”，若把它视为一种“革命精神”大肆宣扬，真有误导视听之嫌，鼓励这种精神，对动员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也是不利的。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这里先引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些讲话。毛主席是非常看重文艺的作用，他说：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

“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以上述观点再来看《武训传》，它确实描写的并不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不是“更带普遍性”。不论是武训本人或《武训传》作者，动机是好的，效果上是会有副作用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0余年后，就剩下一堆难啃的硬骨头，解决老百姓贫穷的问题就是其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中国幅员这么大，贫困人口又这么多，却又分布在广大的交通困难偏僻的农村，山区，边远。

应该如何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我们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外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差距大得吓人。怎么办?怎样能够快速发展追赶跑在前面的西方世界?过去我们又完全没有这方面好的经验。国家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包括“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点，提出“先富带后富”等等一系列想法和政策。

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成就和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一批批人富起来了，从20余年前让人羡慕拔尖的“万元户”，到现在成了的不可思议的千万，上亿，数亿，超过数百亿都大有人在。的确，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富起来了，500个顶级富人身家总和近八万亿，人均超百亿!

何况，改革开放的近几十年来，确有一些人通过钻“政策”的空子，不择手段的百般捞取财富，几年间甚至一夜之间变得发家暴富。更有甚者，一些贪官污吏，利用权力寻租，通过渎职、受贿等不法手段巧取豪夺，取得了巨额财富。

能不能实现先富带后富呢？老百姓曾寄希望，也不断呼吁于大款能够多做做好事善事。然而，事与愿违。近些年，在中国的富人圈儿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国内是捞钱的商场，国外是享受的天堂”。意思是说，要发财致富还是在国内，要享受自然是去到国外。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7月14日(2017)文章，原题为：中国百万富翁上演“大逃亡”。一项关于富人的研究显示，过去14年，离开中国的富翁数量远超其他国家。有人认为，这种“含金量超高的出走”令其他国家受益。财富咨询公司“新世界财富”的报告列出2000年至2014年百万富翁进出最频繁的国家。其中中国的百万富翁2014年为60.85万人。中国的高净值人士出走的人数最多，达9.1万人。报告显示，中国百万富翁主要移民去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和英国。

且不说仅携款外逃的富豪罪犯赖昌星等人，也不说自90年代以来中国无数官员携带8000亿人民币外逃。仅近两年，美国已经是中国人海外购房的首选地，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购房者在美国消费近123亿美元，在美国全部50个州中，中国买家的购买力在其中44个州都排在前五名。

情况充分显示，上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一丝一毫也没有想帮贫穷的人脱贫。武训那种向财主叩头，乞求开恩，乞求施舍，以“使贫苦人家子弟无钱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侮”，以使中国能够真正富起来，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有人因此说，中国的“先富带后富”的政策失败了。“先富带后富”的政策失败了，是这样吗?

虽然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做慈善的富人，他们确有好心，但不仅他们是极少数，且这些慈善，也远远不能解决中国存在这么巨大的贫困问题于千万分之一！

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抚育熏陶下，各个时代，历朝历代，中国总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天这些人的代表就存在于优秀的共产党人之中。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这个贫困落后问题，只有依靠这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走群众路线的中央政府来推行，方可解决，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扶贫的巨大效果。

当中国富起来，中国政府切实地推行以先富带后富的扶贫政策。取精准扶贫，就业扶贫，搬迁扶贫，配套产业扶贫，产业合作扶贫;又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一体化，跨区域结对帮扶…….等等自上而下以推动扶贫。在那九曲黄河最后一个弯上的兰考县张庄村，那里曾是风沙劫掠，沙丘连绵，三分之一村民外出逃荒。如今，张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乡村民宿，建立食用菌企业，……,农民富啦。村民说，张庄能有这么大变化，感谢两个人：“焦裕禄带咱治了沙，习总书记领咱脱了贫!”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下面千百万基层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发动群众，带领群众奋力脱贫。其中有许多土生土长的村支书，还有从上面派下的村支书，他们谱写出一个个动人的战天斗地的脱贫故事。其中就有周春华同志，他是土生土长的柏术岗村人。2014年在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柏术岗村党支部书记。在任上，他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下大力气解决群众饮水、交通、电力供应等问题。解决出行难问题，大力实现了村村通硬化的水泥路。他带领村民新建、修缮了多口塘堰，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保障。他树电线杆架电线，保障了电网升级改造的顺利完成，改变了柏术岗的面貌。又有如前南峪老支书郭成志带领全村村民通过半个世纪的奋斗脱贫致富的故事等等。在2015年由中央选派的庞大的19.5万名优秀干部分派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领导和发动农民战天斗地。例如2012年北京大学毕业生苏勇力志愿到广西凌云县贫困的加西村担任第一书记，他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今天，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已达93.4%，实现了全民教育的目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女士称，中国的扶贫成就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仅1990年至2010年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在同一时期，中国成功地使超过6亿人脱贫，为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的扶贫成就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预计到2020年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长期存在的严重的城乡差别正在迅速缩小，中国扶贫速度之快世所未见。当然，目前还剩有许多尚未脱贫的，且应该说其脱贫的难度更大，因此还要共产党人不懈地继续努力。

据今天(2018年9月1日)报道，在西部偏远山区和民族地区，最后两个“溜索改桥”工程完工。至此，四川全面完成了77座溜索改桥。结束四川499个行政村，近3万户，十几万人仅仅依靠溜索出行的困难，告别了溜索时代。为最困难地区脱贫创造了条件。

贫困的中国西部，从2013年到2017年生产总值从12.7万亿增加到17.1万亿，年均增长8.8。5年间，主要经济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当看到中国在扶贫上获得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的奔向小康，我们信心百倍，为我们处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而自豪！仅面对中国这一项伟大的脱贫奋斗，其中出现了多少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文学艺术家就应该走进这个热火朝天的斗争，从中选出最感人，最典型的故事写出作品。让它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中国的脱贫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应该有对应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样的作品定会鼓舞人民大踏步前进！

扶贫前后农村一步到位的民居令人吃惊

在我们分析了这些情况之后，回过头来再看看《武训传》。我想，要想改变中国教育落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武训传》所引导的道路真是行不通的，是指望不上的，文艺界拍电影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歌颂，方向就都错了。从毛主席发动对武训传的批判，让我们看到他具有独到的眼光，真是“众人糊涂唯他清醒”。

伟人，这就是伟人，伟人的作用就是能够在迷雾中一次次指出前进的正确方向。那正是：

大海航行靠舵手！

人民解放靠的是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