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阀这个词，可能有书本定义，不过我只说自己看书的观察：学问要做一点，这是他们获得地位的起点；政坛上有权势，可以用学问之外的资源号令学界；常盛气凌人，欺压学问界学者。

先说一下傅斯年先生涉足政治的开始。这要从五四说起，据说，据说而已：傅先生是五四运动的“擎旗人”，这段荣耀、荣光、光辉，我用为“民国大师”立“群传”的，岳南大师的《南渡北归》里的话说：

【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南渡北归·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北大到柏林》）】

不过这样的荣光也仅仅是一天，为什么？岳南先生在这一节罗列了几个成立与不能成立的答案：先引用罗家伦的话、再引用傅乐成的话给了一类答案：傅斯年和别的学生斗殴之后“万念俱灰了”；而后他又引用了蒋梦麟的话：有人针对他造了谣，他有避嫌的考虑；最后他又说，傅斯年等学生领袖不赞成在示威中用暴力手段，可是，偏偏发生了火烧赵家楼事件，而且学生运动有可能被别有居心的政党利用云云。具体文字，文繁不引，在附录中可见。

最后岳南先生肯定了最后一个答案。那么傅斯年，傅大师，为什么只做了一天五四擎旗人，就成了五四运动的逃兵呢？岳南先生又给了个答案——害怕影响自家前程。具体文字必须敲出：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不但主考方不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傅斯年反而因其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者的好事，立即成了权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和打压攻伐的对象。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等为由，拒绝录取。这个听来令人满含悲愤的说辞，是否就是傅斯年在火烧赵家楼后，所思所虑和所担心的主体尚待考证，但就当时的情形言，大部分官僚政客与相当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心怀反感与恼怒。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的何健，曾公开宣示他的愤懑之情。谓胡适之流“倡导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煽惑无知青年”等等，藉此可见社会政治情势之复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之多。假如傅斯年有这样一种不祥的政治嗅觉，他在北大讲台上被胡霹雳猛打一拳后悄然退出，便可得到进一步合理的解释，否则将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南渡北归·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北大到柏林》）】

尽管岳南大师在文字里用了“是否”、“假如”等不确定词语，可是明明白白的是在肯定：学生运动使用了暴力，这让傅斯年先生害怕了：日后的前途还仰赖政府的提携，折腾动静大了，上了“黑榜”，以后的前途呢？果然，也在傅斯年大师考取官费留学生上，有了副作用。不仅这样，岳南大师还描写了一个“不公”：傅斯年大师留学外国的路子，差一点被一群“欲走后门安插亲信者”断送了。那么些坏蛋是谁？为什么不说出来，让我们后来者为傅大师的遭遇掬一把同情泪，骂万万声坏蛋该死？

无论怎样吧，傅大师眼中，当时北洋民国还是中国的门面，是被洋人承认的，还未像北伐战争开始后露出崩溃迹象，所以尽管这个北洋民国腐朽黑暗，傅斯年先生还是要把这个政府当做“留洋做官”的晋身阶梯。官迷心窍、不分是非是可以给他做“身份证”的！至于说，这份政治嗅觉从哪里来，从这本书里可以推定：应该是从他的家教中来，“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

有这么一个会做官，也做了大官的老祖，家风遗教里没些钻营术可能吗？傅斯年先生还是念过北大的高才呢，那聪明劲儿理解不了这么点东西？所以说，傅斯年先生，在五四运动闪光了一天之后，彻底与五四决裂，与进步绝缘，就是因为他离不开被洋人承认的北洋民国。这位傅大师、“傅圣人”，很有混官场的潜质，学问没多少，做学阀的能耐先有了一半。这位被岳南大师盛赞为“继孔圣人之后二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的傅斯年，后来从北洋民国拿到了留学的银子，堂堂皇皇去英国留学去了。半道上，又跑到德国去上学。此人学到的学问如何呢？笔者不相信岳南们的盛赞，只在这里提一个疑问，傅斯年英文的程度如何？德文的水准多高？对英文、德文的谙熟，如果达不到比纯种普通英国人、德国人更精深的程度，怎么研究这两国大学里的学问？这个疑问还请诸位民国大师粉儿们给笔者上上课。而且，似乎从没听说，傅大师拿过什么洋人文凭。留洋没文凭，这个总觉得怪怪的。说句玩笑话，钱钟书先生虚构了方鸿渐，用手段还拿到了“克莱登大学”的文凭，怎的傅斯年大师连这两下子也没有？

1926年回国时的傅大师31岁，凭着英、德放洋的经历（不是文凭哦），被中山大学的副校长朱家骅（后来蒋记民国的教育部长）聘为“文科学长（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为什么委以如此重任？岳南大师引朱家骅的回忆评论道：

【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奇，常目空天下士。】

朱家骅对傅斯年就这么评价的。看得出，亦捧亦贬（这样的评断下，如何就能破格拔擢，想不通）！但是，岳南大师自有生花妙笔，在朱家骅的评断后加上了自己的话，弄得好像朱家骅的意思，你看岳大师这么讲：

【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

这是岳南大师的评断，绝对不是朱家骅的原话论断！这位傅斯年，傅大师，“傅圣人”，到底领导能力怎样，我们切不可相信《南渡北归》！

有意思的是，在岳南大师的笔下，这位“傅圣人”醉心的并不是传道授业，而是“主动帮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种繁杂事宜”。怪哉，负责两个系的教学，课堂上授课、与同仁研究学问的本业总该日日不辍，怎么不管本业干起了行政杂务？打比方，给“傅圣人”一个项目总工程师的职位，他却干起了人事安排、财务管理，这算怎么一回事？到外国放洋学到了什么？一进中山大学就插手校务，目的到底何在呢？！

排挤鲁迅

很快地，岳南大师就写了傅大师的一件事情，证明“傅圣人”能力出众，也说清了“傅圣人”热衷插手校务的目的：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学并出任文科学长后，对鲁迅渐生厌恶之感，遂力主聘请北大时代的同窗好友顾颉刚到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鲁迅眼见自己成为一个“大傀儡”，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开广州。（《南渡北归·英雄辈出的时代·狭路相逢》）】

看，这就是傅斯年，傅大师，“傅圣人”的新官上任乱放火。为什么要把鲁迅赶走呢？岳南大师先说：“对鲁迅渐生厌恶之感”。这个话的意思，鲁迅有些地方不对傅圣人的胃口。按着一般人看书入戏的思维惯性，一旦某人被书中正面人物（《南渡北归》里当然是傅斯年喽）厌恶，那么他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鲁迅一定有不对的地方。最后被“开了”，嗯，咎由自取；可是，岳南大师紧接着又说，“傅圣人”要请顾颉刚协助创办“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鲁迅是个障碍，所以，为了请到顾颉刚，必须赶走鲁迅。那么，到底赶走鲁迅为那般？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请顾颉刚就一定要赶走鲁迅吗？笔者在文中用省略号省去的是鲁迅与顾颉刚、胡适之间的往来纠葛。文字太长，笔者放在附录中，读者自去看过。那么鲁迅同时得罪了顾颉刚与胡适，那么，这位傅某人排挤鲁迅先生，难道是官场党同伐异、任人唯亲？可能有点拉扯，但绝对不是主因！主因在这里：

这位顾先生，当时年岁不算大，却因为最先系统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这个“崭新”的观点，在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地位急速窜升。而且在傅斯年回国前，顾颉刚就开始编辑出版煌煌7大册《古史辨》，逐渐牢固地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史学界的突出地位。《古史辨》第一册也在傅斯年回国前的1926年6月出版了。一心想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伟业的傅斯年，除了在西洋晃来晃去的经历，自己也没什么学问名世、立威，必须招兵买马，遴选精兵强将，顾颉刚这样一面新锐的学界旗帜，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更待何时？所以，赶走顾氏忌惮的鲁迅势所必然！

这就是官场手段。

压迫顾颉刚

“傅圣人”赶走了鲁迅，和顾颉刚“戮力同心”共创大业——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然而最后这个研究机构经过走裙带关系，居然跳出了中山大学，成为中央级别的高级研究机关。这个机关成型之后，名称唤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傅圣人”就是这个机关的一把手。这时的“傅圣人”不仅仅是个学者身份了，还是中央里的官僚，有了学界之外的政治资源了。傅斯年最终撺掇成功设立的这个机构，离不开顾颉刚的攘助，或者说离不开顾氏这面大旗，这说明“傅圣人”是长了眼的。不过，终归是利用而已，等到这个“史语所”成立之后，另有一群学问人入伙上山之后，顾氏与傅斯年的裂痕也渐渐有了。岳南大师的《南渡北归·英雄辈出的时代·狭路相逢》说这个经过：

【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傅斯年与顾颉刚缘分已尽，开始出现裂痕与冲突。

傅、顾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没有特殊的标志性事件供后人评断，据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顾与傅在北大同窗时，谈及各人的理想与志向，顾谓最强者乃知识欲，傅斯年谓最强者乃政治欲。两人都有刚强的性格，傅斯年博学多才，极具办事才干，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脾气暴躁，霸气十足，在各个方面想把顾氏压服，听命自己的调遣。而顾颉刚则倾心自己的学问，生性倔犟，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声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僵，终于酿成了不能合作之局。

1929年2月，顾颉刚趁中山大学领导人戴季陶、朱家骅不在校之际，携眷悄然离开了广州返回北平。同年9月受燕京大学之聘，出任历史系教授。随后，顾颉刚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正式辞却中山大学教职。自此，顾颉刚彻底脱离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顾颉刚。而傅、顾二人天南地北，时聚时散，却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携，终生再也没有一起共事。后来，傅斯年接替胡适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与顾颉刚重续旧缘，聘顾氏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为傅氏驱使，以免遭到压迫与征服的耻辱。】

说到底，顾氏领教了傅斯年的欺凌与压制，再不与之合作。换句话说，傅斯年整人，把顾颉刚先生整得很惨（压迫与征服的耻辱）。能把这么大牌的学者整治了，不是学阀也做不出。

那么，傅斯年“压服”顾颉刚的手段，是傅斯年的“先天修为”，还是后来名师所教？窃以为，有他的家传——“大清大学士”傅以渐的遗教；当然更应该是放洋学到的能耐。这个，这就要用上傅大师的师友——胡适先生的一门学问来求证了。胡适先生有名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么，我们不妨按着胡适胡大师的这门学问大胆假设，傅斯年，傅大师，傅圣人，整人、戕害顾颉刚先生的能耐是他在德国求学学到的能耐。按着《南渡北归》给出的时间，傅斯年大师在德国求学4年，归国时1926年，他到德国的时间该是1922年。在德国，1923年11月8日，慕尼黑爆发“啤酒馆暴动”，暴动头领就是后来的魔头希特勒。这场暴动固然失败了，但是纳粹思想却更加持久深入地在一些德国人的脑袋里扎根。那么，在德国上学的傅斯年先生会不会自动屏蔽这股思潮呢？这个我们是要认真怀疑一下子的！因为按着胡适先生那句名言“大胆的假设”，这个可能绝对有！

还可佐证的是，傅斯年追随蒋介石，至死不渝。蒋介石的脑袋里就有极浓厚的法西斯思想。按着胡适胡大师“大胆的怀疑”，傅斯年追随蒋介石，那是因为两人脑袋里那些法西斯思想发生共振共鸣后，二人互相做出对的选择——蒋介石也很看重傅斯年，尽管他敢于告孔祥熙（他连襟）的“黑状”。

胡适胡大师的“大胆求证”，既然能对中国历史处处怀疑，那么，傅斯年在德国浸染法西斯思想，将之用于对付中国学界的学问人，也必然可以适用。

冷遇陶孟和

顾颉刚的名头虽大，但是，总还是“傅圣人”在学界的同辈人物，欺负了就欺负了，总还不算乱了体统。若果对学界辈分高一辈的人也用这种手段，那就太过分了。但是傅斯年还就这么做了！比如傅斯年对待陶孟和。这个，再引用岳南大师的《南渡北归·北归·小镇故事多·由决裂到言和》：

【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

仅从这些文字里就可知，陶孟和先生是有真学问，真文凭的！这个傅斯年对陶孟和这个正牌的海归，学界的前辈、以及他的团队至少用了冷遇、冷战的套路对待。这个傅斯年真是狂妄的可以！而这个岳南大师也真是浅薄到了极点，把“史语所”比作是“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把陶孟和的团队比作是“少华山”、“土包子”、“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那么这位陶孟和先生，与他的团队真是岳南说的那么不堪吗？绝不是！这位陶先生和他的团队精研的学问绝非“土”学问，而是当时中国很新锐的学问——社会学。在这里有必要多敲几行字说明：

【陶孟和幼时在近代教育家严修 家塾中就读，因成绩优异，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留学。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和经济学， 19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1914 ---- 192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先后教《社会学》、《社会问题》、《英文戏曲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深受韦伯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他在伦敦时即与同学梁宇泉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城镇生活》一书。此书是陶孟和论述中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中国研究社会学最早的一部著作。

1913年回国后，陶孟和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他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中说：

“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 外，还有实际功功用。一则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足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这个宏愿终于在1926年开始实践。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陶孟和提出了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完成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1927）； 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 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 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

1929年，陶孟和成立杜会调所，这是我国最早会学研究机构之一。……

（《人文中国·陶孟和与社会调查、社会学研究》）】

这些内容足以认定，陶孟和与他的团队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出创新、拔头筹的优秀学问班子。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建设上，有筚路蓝缕之功！从岳南的记述里，也足以看出陶孟和与他的团队在非常时期，与傅斯年的“山头”合过日子时，所受的冷遇与冷战压迫！这就是拜傅斯年这个学阀的压制所赐！

区区一个“史语所”，它进行的文史工作，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就有很多人在研究，不算什么新鲜事！再有什么成绩，也不会“大过天”！“史语所”不是民国时候中国学问的全部！民国大师绝不仅仅是“史语所”里的几个有名有姓的！不知这个岳南大师，对社会学之道多少，对社会调查知道多少！当然，他也就不会承认，傅斯年的狂妄绝不是一个纯粹学问人的体量能容得下的，真做学问的人不会有那么多的霸气压人！这个傅斯年，就是一个小肚鸡肠，眼光短浅的，看过几本古书的官僚！他对陶孟和的压迫，难道源于他没有正牌西洋文凭的自卑感？

应当承认，岳南先生是有一支“生花妙笔”的，他把傅斯年这个学阀对陶孟和团队的盛气凌人，算在了傅斯年天生的脾气上，更算在了什么“意识形态”上。可是就笔者看《南渡北归》的体会，真正用“意识形态”“划圈圈”、“切快块”的，倒是这位岳南大师。他笔下高高抬举的学问精英，要么是和蒋记民国勾勾挂挂的，再么是不愿意和中共合作的：傅斯年、陈寅恪、胡适。这三个“铭牌”式的人物就是看这部书的内容提要。

学阀就是学阀！拿“脾气”、“意识形态”胡扯什么？！

霸凌陈寅恪

学阀做派，无问“东西”，逮谁收拾谁，包括“三百年来学问第一”的陈寅恪。“事关重大”，有必要把前情后果说一下，再把相关文字敲出。话说，抗战初期，陈寅恪和其他学问人一路逃向西南，最后在联大任教。后来英国牛津学校邀请他去做“汉学教授”。这位对中国抗战根本没有信心的陈寅恪大师自然求之不得，于是收拾行囊，携全家去香港准备远去英国。但是，因为路费，以及战争原因一时不能成行，为了在香港能待下去，他在“港大”应聘做教师。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本占领，陈寅恪才彻底死了去英国的心思，转而回国。“半途”中，在桂林广西大学教书。在这段时间里，傅斯年的学阀做派就欺压到他的头上：

【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未久香港沦陷。傅斯年于12月10日才电重庆借款，“助寅恪离港”。陈寅恪知赴英无望之后，才完全决定将家眷移居桂林，然后只身入川。此一计划未及实行，香港已被日军占领。于是在更加艰危的情况下，陈寅恪一家人人有两个月之久未曾脱鞋睡觉，“数月食不饱”，于1942年6月18日抵达桂林。既已吃尽千辛万苦逃难至桂林，精神上的紧张与身体上的亢奋，使寅恪的病体更加身心疲惫。当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允设讲座相待，每周授课三小时，余时刻整理旧稿，遂决定暂时留桂，作为内迁之准备（1942年8月1日致傅函）。本书新写本言及，陈寅恪在桂林曾“致书傅斯年辞去中研院专任研究职务”，今读这批书信始知傅斯年不满陈寅恪在港大执教于前，又拟在广西大学执教于后，故当闻之“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将史语所专任聘请书寄到桂林，大不以为然，坚持“寅恪不能住在桂林而领本所（史语所）专任研究员薪，必来李庄而后可以”（1942年8月6日）；另又驰函寅恪，不客气地说：“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1942年8月14日）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增订版自叙》）】

傅斯年对陈寅恪自谋饭碗大大不满，所以对陈寅恪也不客气，既然叶企孙把“史语所”的聘请书给了你，那你就利索点赶紧的来！陈寅恪和傅斯年也是打过交道的，知道此人霸道，所以在接到叶企孙寄来的聘书后，早早的把叶企孙的聘书原封寄回，绝不落傅斯年的话把子：

【其实，陈寅恪于“接到总干事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立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同上）】

然而，在他把聘书寄回后，就接到傅斯年8月14日的，带有申饬口气的信函。陈氏深知这个学阀惹不得，于是去信百般解释：

【今日我辈不肯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同上）】

放心，我在外头找到了饭碗子，就绝不接“史语所”的聘书、拿“史语所”的工钱，公事公办绝不含糊。对傅斯年指责他“拖延”：

【辩称只是为了生活，如无最低限度的饱食安眠，则不能为文作诗，并感叹：“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

周妻何肉，世累尤重——我不是不知道我的做法不入您（傅斯年）的法眼，可我也有一大家子要养活，您对我的期盼不免要辜负一下了。

为陈氏作传的汪荣祖愤愤然：“岂不是‘国门生入有新愁’吗？”——能活着回国不错了，你傅斯年吹毛求疵给人加那么大压力作甚？！在广西大学教书犯了谁的天条了？！

【傅斯年铁面无私，照章办事，固然是他一贯的性格，然而战时史语所一再播迁，不能“常川”，又安能冀望其贫病逃难的研究人员常川住所？何况专任研究院的薪津，远不能满足陈氏一家的基本生活，所谓“桂林物价尚低于四川，若如来示所云，弟到李庄薪津约千七百元，不识何以了之也？”不免自我打趣道：“弟虽为好利，然利之过微者，虽得之所补无几，遂不妨慷慨大方一下，可笑可笑。”（1942年10月20日）（同上）】

“史语所”被战火所迫，所址也是迁移不定，怎么指望又穷又病携家逃难的研究员们跟着跑来跑去？工钱太少，也养活不了人，这个专任研究员不做就不做了吧？

在汪荣祖的传文里强调了这样两点：

【更何况傅氏虽要陈往李庄，并未能解决陈赴川的川资。处救死不遑的非常之世，责之以常规，其不通情理实甚昭然。……而陈寅恪深信，是营养不良导致失明的。……敏感如陈寅恪，不会不觉察到傅氏的霸气。】

傅斯年的学阀做派表露无遗，落到实处就是不给人活路！这样的学阀，能有谁愿意与之共事呢？

陈寅恪死后，无数的“骚人墨客”痛断肝肠，“泣血嚎啕”，一迭连声地把罪过推诿于大陆；更有人大做文章，在陈寅恪为什么不离开大陆上如丧考妣，如余英时。于此，笔者倒想问一下：如果陈氏离开大陆，只有去台湾一个路子，那么他会不会去台湾？愿不愿与学阀傅斯年共事？陈寅恪的眼疾演变为眼盲，在陈寅恪看来，就是营养不良所致，那么，回想最困难时期，傅斯年对他的困顿的漠视、无视，外加对他谋生不易的苛责，会让陈寅恪做何种选择呢？！

与其在陈氏为什么不离开大陆上妄加揣测，与其在陈氏之死上胡乱咬人，不如收回目光，先仔细看看学阀傅斯年的所作所为！某些人不妨把自己当作陈寅恪，不妨认真设想自己遇上了傅斯年，你们会怎样？！

简短的结论：傅斯年，学阀！某些人耿耿于怀的，陈寅恪留在大陆，傅斯年是个重要原因！傅斯年的拥趸们，你们对这个学阀的龌蹉勾当羞也不羞？陈寅恪的死忠们，你们对傅斯年怒也不怒？被陈、傅二人“伟大友谊”感动了的大师粉儿们，你们不认为自己的所知，是岳南这路人向壁虚空的穿凿附会吗？对这个《南渡北归》你们是不是该好好审视，其中有几句真话？！

【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

（一）关于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特别是游行示威中的具体身份和地位，傅氏本人一生很少向人提及，虽在1944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回忆性文章《‘五四’二十五年》，但对此细节仍未触及。这顶“总指挥”的纸糊高帽，无疑是社会中人和后生们强行给他戴了上去，以示对其人其行的崇拜景仰之情。从“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的回忆看，关于傅任“总指挥”的问题尚有探讨的空间。罗家伦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与罗氏之说不同的是，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打傅者乃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胡先是一拳把傅的眼镜捣飞，傅大怒，晃动高大身躯只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呈武松打虎状，骑于胡的后背照准对方头部狠狠地抡了几个“霹雳拳”，胡当场被击昏不省人事。后有人问及傅斯年与人打架取胜招数，傅豪气飞扬地认为是靠自己肥胖的体积乘速度，如此结合便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可一举将对方打翻在地云云。

傅斯年被打后为何戛然而止，与波急浪涌的伟大反帝爱国行动决绝，当然不是姓陶的或胡霹雳捣了一拳，或一个“万念俱灰”可以简单概括和解释的。就当时的情形论，傅氏一定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或顾虑，只是这许多的想法在刹那间突然爆发而已。许多年后，蒋梦麟回忆说：“我认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蒋氏之说若果真属实，那也是“五四”之后的事情，似与当天傅氏被打了一拳下台并放弃继续参加运动无关，其中必然另有隐情。

另一个说法是，有几个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要搞游行示威活动，并于“五四”前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严惩曹汝霖、章宗祥等媚日官僚，并作了携带小罐燃料与火柴烧毁赵家楼曹宅的计划（南按：后来曹氏向总统府控告赵家楼被烧情形时，就认为是被学生们用汽油等燃料所烧）。当时与无政府组织有联系的一个同盟会的老会员，为了使学生能够辨认章宗祥，把章的照片弄到手后转给这个团体成员观看，以便在殴打时能找准目标。而这一秘密活动，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其他几位头目同样不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个无政府组织社团怕秘密外泄，于是在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上利用各种方式说服其他同学第二天开始行动，即“利用了当时的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施展暴动的机会。”若这一事实真的成立，学生队伍由北大至天安门再转入赵家楼，直至破门而入强行闯进曹宅之后突然火起，傅斯年等几位学生领袖已无法控制局势等等这一隐情，则得到一个相应而合理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亲自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但打砸焚烧的事情还是出乎傅、罗等人意料地发生了。当时有五个跳窗子的学生很快变成了传奇性的猜测，传说第一个爬墙跳窗进入赵家楼曹宅的是傅斯严，即时在北大预科就读的傅斯年之弟，当天他与未赶上撤退队伍的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傅斯年在北大校园演讲台上正和姓陶的或胡霹雳挥拳飞腿地互殴之时，傅斯严正关在狱中生死不知，并且此次运动有被别有用心的党派和政客利用的苗头和危险——所有这一切，当是导致傅斯年此次退出风头正健的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

（二）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咒骂，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也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鲁迅认为的后台老板胡适等西洋“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欧美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都没有好感。更因此前有人揭露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氏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好机会，便写了一封揭发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为此，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躲在背后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直至“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南按：其间鲁迅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发表），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随后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

不久，鲁迅受好友林语堂邀请，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女学生兼女友许广平也随鲁迅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鲁迅抵厦门大学不久，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文学院研究所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鲁迅一见顾氏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二人就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鉴于层层盘根错节的矛盾，誓不愿与顾颉刚等一路人为伍的鲁迅辞职离开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学并出任文科学长后，对鲁迅渐生厌恶之感，遂力主聘请北大时代的同窗好友顾颉刚到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中大，知道是傅斯年等人合谋设下的圈套，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对前来商量的傅斯年道：“他来，我就走！”此举令傅深为尴尬与不快，但傅斯年以他敢作敢为的作风，顶着鲁迅的巨大压力，最终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大。鲁迅眼见自己竟成了一个“大傀儡”，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