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的《解放军报》第7版刊登了一篇专论《探析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机理》：

　　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历史事实，“钱伟长作为世界级弹性力学专家和奇异摄动理论的创造者，从1957至1976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

　　对于这个事实，右翼知识精英的第一反应就是，钱伟长在毛泽东时代被打成“右派”，受到了“迫害”：

　　这段历史没什么好回避的，但也完全不是“右翼知识精英”所描述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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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三人并称为“三钱”，而“三钱”这个著名的称号最初就是由毛主席喊出的。钱学森被后人称作“中国导弹之父”，钱三强被称作“中国原子弹之父”，而钱伟长则被称作“中国近代力学之父”。

　　1956年1月，周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半个月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发出了“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的指示，“12年科技规划”随后问世，核技术、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航天这四项世界尖端科技随之被提上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议事日程。而具体负责指定“12年科技规划”的，便是“三钱”！

　　1956年6月14日，毛主席与参加制定全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全体学部委员和科学家合影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钱伟长因年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中，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办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些人不能接受钱伟长的观点，甚至批评他对科学问题的意见是“反党科学纲领”。因此，钱伟长备受打击，最终被打成了“右派”。

　　应该说，钱伟长对“照搬苏联模式”的不同意见，与毛主席是不谋而合的。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主席对“照搬苏联”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

　　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既然钱伟长提出了跟毛主席完全一致的意见，为何还要被打成“右派”？这显然是清华某些官僚的挟私报复，将钱伟长打成“右派”的正是“反右扩大化”。“反右”的确是毛主席最先提的，但毛主席认为全国也就几千右派，官僚主义者却“打”出了几十万，这不是“阳奉阴违”、故意对抗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吗？

　　所幸的是，钱伟长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毛主席听说了，便亲自干预这件事，说“钱伟长是个好教师，要保留教授职位”。

　　因为毛主席的力保，钱伟长继续留在了清华大学，留在了教授岗位；也因为毛主席的关注，钱伟长的正常科学研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1972年秋，我国要派出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国，毛主席还点名要钱伟长参加。

　　《解放军报》的文章忠实地还原了这个历史事实，尽管钱伟长在1957年-1976年的20年间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却从事过潜艇龙骨设计、飞机颤振、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高能电池等多项应用研究，并参与了首都钢铁厂的技术改造，被誉为‘万能科学家’”，为新中国的力学人才培养、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技术应用等多个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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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苏联模式”的挑战，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也遭遇过与钱伟长类似的经历。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于重庆的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所研究传承的是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学派代表人物孟德尔的现代遗传学；但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照搬苏联”的风气很重，遗传学领域主流推崇的也是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他们把苏联的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而把摩尔根指责为资本主义学派。在李森科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争论中，毛主席坚决支持“百家争鸣”，并且特别支持当时处于弱势的摩尔根学派，鼓励他们大胆地进行争鸣。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毛主席的主导下，1956年8月，中科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召集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青岛举行了一场为期15天的座谈会，为摩尔根学派恢复了名誉，等于间接支持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获得了国家科委的重视，并指示地方政府大力投入资源，全力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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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袁隆平院士去世，引发了举国哀悼。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他的公众号“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55年前，袁隆平发表论文的意义》，引发了广泛传播。

　　这篇文章名为纪念袁隆平，讲述袁隆平1966年那篇论文的重要意义，实则是在污蔑诋毁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研究，歪曲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研究的历史。

　　饶毅认为，幸亏这篇论文在1966年停刊前的最后一期发出，是这篇论文救了袁隆平，救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饶毅的潜台词就是，如果袁隆平的这篇论文“没赶上”，也就没有后面的杂交水稻了。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靠的根本不是“一篇论文”（尽管这篇论文的确很重要），而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组织资源的举国一盘棋的大兵团作战的结果。

　　本号之前的文章已经有过介绍：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并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按照当时的规划，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1966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会上各地交流了经验，同时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当时各级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单就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无数社员共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先后也有十几种。例如，我国科技工作者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号”、“花育二号”以及“单丰一号”、“牡丹一号”等新品种，都使产量获大幅度增长，亩产都达千斤以上。

　　袁隆平参与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杂交水稻研究，1970年开始上马，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完成鉴定，1975年试种植5550多亩，1976年推广到208.8万亩，1977年更是扩大到3150万亩——从研制到推广的全过程可谓是非常之迅速，这离不开党的有力领导和组织、离不开无数基层干部、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人民公社社员的共同努力下做好的铺垫，离开不开“举国一盘棋”的高效协同和配合。

　　事实上，大规模的杂交育种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杂交育种亦在研究项目之列，当时研究杂交水稻的也远不止袁隆平一个团队。

　　袁隆平院士的那篇论文的确具有某种历史偶然性，可以被后世写历史的人拿去杜撰“伤痕”；但杂交育种却并不会因为一篇论文的“有无”，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举国一盘棋的战略部署之下，杂交水稻在毛泽东时代的研制成功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唯一的影响就是“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会因此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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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论文”对于科研成果的交流、传播，推动科研进步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确有重要作用。但今天的学阀们，对“学术论文”的过度重视已经到了“魔怔”的地步，成了谋取功名、圈地圈钱的敲门砖，已经严重扭曲和阻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

　　前不久，一篇题为《论文敢标注不必参考任何文献？看到作者，网友：失敬了……》的网文引发网友和社会舆论关注，论文的作者正是上面提到的钱伟长。

　　钱伟长在这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一栏写道：“本文不必参考任何文献……”这固然有因为钱伟长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从来都是别人‘参考’钱伟长”的因素，也从一个侧面狠狠地嘲讽了如今“学术论文”已经“八股文”化的风潮。

　　正如本号昨天的文章所指出的，因为论文数量成了职称评定、身份认定的重要依据，“为了完成硬性的考核指标，多发论文，多出成果，青年教师往往选择那些短平快的项目，在小项目、小成果中低水平重复，放弃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潜心研究才有可能完成的创造性的重大项目和成果……”

　　试问，钱伟长在1957-1976年这长达20年的时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影响他在科研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了吗？并没有！相反，钱伟长才是真正地把论文写在了毛泽东时代的祖国的大地上。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钱伟长这样的有真才实学、踏实肯干的人民科学家，而不是那些只靠论文博取功名利禄的伪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