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人们一定会想到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老电影《英雄儿女》。这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观影狂潮的影片，曾一次又一次引起了国人的热议。在这些年的热议中，很多人把话题转到了影片中的主人公王成的原型上。一个近年屡屡在各大媒体（含央视）上出现的“蒋庆泉”，又时不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英雄儿女》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巴金在1961年发表的小说《团圆》。巴金生前曾谈到他创作王成这个艺术典型的经过。
巴金有着浓厚的抗美援朝情结，他两次赴朝鲜前线。一直到晚年，他都一直怀念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团圆》虽然对王成着墨不多，但他在志愿军某团六连生活的两个月，使他在脑海中形成了“王成”这个艺术典型。在那两个月中，六连的战友们向巴金讲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使他震撼的是六连的开城保卫战。当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副指导员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当赵先友发现大批美国兵已经冲上来的时候，果断地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上级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回国后，他终于把这个他挥之不去的形象写进了他的作品。《英雄儿女》作为经典电影，几十年间一直不断地在全国放映。进入1990年代后，报刊一度频频刊出寻找现实中的“王芳”和“王成”的文章。有人也向巴金问起了这个问题，他总是笑着说：“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1991年的夏天，赵先友烈士生前的所在部队正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党委决定在营区为烈士立一座塑像。他们派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赴上海请巴金为赵先友塑像题词。在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交谈时，李小林对戴秀斌说：“父亲听说你们来，说他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英雄们的事迹使他感动，他写了几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慨括了许多英雄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之后，李小林带戴秀斌等人到医院探望了正在住院的巴金。巴金高兴地接待了他们。最后应客人要求，巴金写下了几个大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巴金，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把王成塑造成银幕上的形象，是把《团圆》改编成电影的编剧的任务。编剧毛烽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旅作家。他有四年抗美援朝战斗经历，和巴金一样，耳闻目睹了大量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英雄集体，使毛烽根据《团圆》编写《英雄儿女》电影剧本的伊始很顺利，他说他的创作一点儿也没有虚构和杜撰的成分，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凄美、惨烈的牺牲事实，至亲、至爱、至痛的感人事件多得“撞人”，因此写《英雄儿女》这个电影剧本和电影里的每一次战斗、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镜头，都有许许多多战场上的真实原型做基础。
毛烽回顾了志愿军很多感人的牺牲事例：如为了部队的前进，47军某团的4名战士先后用自己的身体堵敌人暗堡上的枪口而牺牲；为了作战需要，志愿军战士先后有10多人用身体做“支点”，手举炸药包在炸碉堡、炸炮楼、炸桥梁中英勇献身。但这些英雄壮举都被别人和别的电影表现过了。他想挖掘出一个新的形象。
一天晚上，他突然想到入朝作战中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真实的英雄人物于树昌。1951年秋天，47军某部侦察班班长于树昌，带领侦察小分队深入三八线以南的一个美军高炮营阵地去进行敌后侦察，途中遭遇敌人，随行的3名战士全部牺牲，于树昌背着无线电报话机钻进敌阵地不远的一个山洞里隐蔽。敌军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上山搜索。并通过对无线电波的寻找确定了于树昌隐蔽的山洞。见此情景，于树昌马上通过报话机向部队高喊：“敌人一个连正向我爬来，敌离我100米……80米……50米，快向我开炮！”指挥部问：“你的防炮基础有多少？”于树昌回答：“不要管我，敌人离我就10米了，快向我开炮、快向我开炮……”在炮火的硝烟中，侦察班长于树昌的喊声永远地消逝在山谷里。
2003年，毛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成的原型就是英雄烈士于树昌”，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要人物，像战地优秀政治工作者、军政委王文清，文工团员王芳等英雄人物形象都是真实写照，没有艺术拔高，整个电影中的英雄儿女都是一种真切的集中写实。毛烽还深情地说道：“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电影《英雄儿女》人物原型寻找的过程和他们产生的经过，其实就是重温纪念与学习抗美援朝所有英烈的过程，那种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的特殊岁月是永远都要铭记的！”
归纳一下，我们电影《英雄儿女》中看到的王成，是作家巴金和电影编剧毛峰，集中了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所见所闻的志愿军英雄人物的共同特点，创作出来的。如果非要说原型，那也可以说是赵先友、是于树昌。那么，蒋庆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公开资料，直截了当地说，蒋庆泉是一个反思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一个反思抗美援朝的“王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会上对于抗美援朝的看法出现了多元化声音。其中持否定意见的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比较多。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旅作家，同样还是《炎黄春秋》创刊人之一的洪炉，认为蒋庆泉也是一位“王成”。因为据他自己说，1953年4月，蒋庆泉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战役中，喊出“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后被俘。1953年5月，他写成《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由于此时传来消息，蒋庆泉出现在换俘名单中，文章按规定不能发表。
顺便提一下，在寻找王成的原型时，无论是赵先友，还是于树昌，他们生前所在的部队，当时健在的他们的战友和首长，都通过口头材料和书面材料，还原了他们的英雄事迹。洪炉没有提供任何第三方的材料，只是不断凭自己的回忆，写文章讲述王成的原型蒋庆泉的故事，各种媒体也纷纷转发，一个新的王成原型就这样出现了。其中注明蒋庆泉口述的《<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发表在《炎黄春秋》2011年11期上。此文的责任编辑是那位在“狼牙山五壮士”官司中败诉的洪振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与洪炉的文章，在衔接上出现了“掉链子”。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写道：蒋庆泉被俘后，“我给自己编了一个假名，叫蒋东阁，我承认了自己是通讯兵，但是敌人问我都给首长传过什么信，我啥也没说。”而洪炉此前称，当他要发表蒋庆泉英雄事迹时，传来消息，蒋庆泉出现在换俘名单中，文章按规定不能发表。这也就是说，按洪炉的说法，唯一可以证明蒋庆泉有过王成那样英雄事迹的资料就这样夭折了。但怎么会把“蒋东阁”认定为“蒋庆泉”，则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当人们对蒋庆泉是王成原型这一观点产生质疑时，洪炉就一句话解释：“我认为王成这个人物形象是杨根思、于树昌、蒋庆泉的英雄形象的集合。”
洪炉就凭着他的个人回忆，非要把蒋庆泉说成是王成的原型之一。
假设蒋庆泉是王成的原型之一，那么这个王成的表现就完全可以使国人颠覆对抗美援朝的看法。
2010年，《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记者对蒋庆泉的采访：《蒋庆泉：一个人和他的战争》。文章写道：“我对农民蒋庆泉说，我想知道你所经历的战争。他回答：战争就是一场演义。”“我和洪炉老师良久无语。”“蒋庆泉喜欢看书，学知识，他家有一个小小的书柜，里面最显眼的是四大野战军战史。洪炉老师送给他自己写的抗美援朝书籍和一本23军战史，他爱不释手，当场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他很想知道自己四年的从军生涯，从国内到国外，到底打了两场什么样的战争。”“不过，当洪炉老师跟他讲，根据最近公布的资料，朝鲜战争是北方打了第一枪。他第一次沉默了。也许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相对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所说，他内心的战争从未停止。”
关于拿“北方打了第一枪”来炒作，是这些年频频出手的否定抗美援朝正义性的手法之一。一些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对此进行过多次批驳，在此不赘。
《蒋庆泉：一个人和他的战争》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的：“《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还有多少个蒋庆泉就在你我身边？”
这句话无异是在呼吁反思：千千万万的志愿军，你们知道抗美援朝是怎么回事吗？“资料”解密了（现在不少人还喜欢拿“档案”解密来说话），你们知道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战争吗？
笔者相信，看到“最近公布的资料，朝鲜战争是北方打了第一枪”的绝不会是只有几个人，但“沉默了”的中国人、特别是健在的当年的志愿军指战员绝不会多！
同样在2010年，《英雄儿女》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 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王凤阳、邱瑞贤采访时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是报告文学里的原话，不是为了戏剧编出来的，所以才能打动观众。王成的故事是真有其人，他的原型是一位叫于树昌的志愿军战士。于树昌牺牲后，排长孙绍军和记者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向我开炮》，这篇文章后来入选了由周扬和郭沫若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志愿军一日》里面。近几年来，有些人说王成的原型还活着，王成的原型有好几个，我觉得这是亵渎历史上真实的英雄。起码，在我们拍片的时候，王成原型只有一个，就是于树昌。”早在1994年年末，《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和“王芳”，刘世龙和刘尚娴，手捧着巴金喜爱的玫瑰花和新年贺卡来到巴金的病房时，久卧在床的巴金激动起来，双手不停地向他俩招手致意。刘世龙、刘尚娴分别握住巴金的手，闪着泪花，贴近巴老的耳边深情地说：“我是王成！”“我是王芳！”刘世龙还连连学着电影中王成的话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金激动得连连点头，而后他缓缓地说：“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
笔者以为，如果蒋庆泉、洪炉真正想做王成、或者尊重志愿军中千千万万的王成，就应该向巴金、毛烽、刘世龙、刘尚娴等文艺工作者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指战员学习，而不是四处寻找新的“沉默”的“蒋庆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