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资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历史性大课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将我国的经济形态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为解放，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首创，它意味着理论方法与实践结构的创新。在我看来，“二元三层结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结构的形象表述。所谓“二元”，是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所谓“三层”，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资本在中间，劳动发挥基础性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与资本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引入了国际资本的力量，发挥多元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力，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由此也造成了社会主体与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不可否认，资本力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一，多种资本引入，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二，资本逻辑内生的以权利诉求为本位的主体性，进一步激发了各种经济法人单位与个体的发展动力，大大提高了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率；其三，多元主体格局适应了人民群众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需求，进一步激发了不同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其四，资本的逐利本质以一种带有相对负面效应的方式执行了“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历史任务。

资本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相应作用。市场经济机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其缘由在于：其一，市场经济具有 “规模不断扩张”的功能，充分交换的市场经济可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与工业化时代生产力的社会性扩张趋势是相符的，而工业化生产力的社会性扩张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其二，市场经济及其导致的买方市场交易需要把顾客看成“上帝”，这与社会主义的为人民服务原则在现象层次是一致的（当然，在本质层次上是矛盾的）；其三，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与资本主体的多样性叠加，形成了优胜劣汰的自发竞争机制，这一竞争压力会传导为生产力的发展压力与科学创造的发展动力，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正是社会主义追求的重要目标。

在肯定资本与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资本与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负面作用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间具有尖锐的冲突性。基于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控制和消解资本和市场（特别是资本）的负面作用。市场经济本身并无属性，资本则具有鲜明的社会制度属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持续演变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对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面、遏制资本的消极面进行历史性与理论性的思考。这一发挥积极作用和遏制消极作用的过程，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过程，更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 

▍驾驭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主脉的贯通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命题。“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正是“驾驭资本”的重要内容，我们需要从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层面探索与研究“驾驭资本”这一宏大课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驾驭资本”的课题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膀上，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练就了一身“变形金刚”般的本领，具有应对各种复杂情形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同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担纲者，可以兼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断发挥其积极作用，遏制其消极作用。

资本的负面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性的产物，对于自发性事物的驾驭，我们只能通过提高社会主体的自觉性水平来实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共存的情形下，它们之间会不断发生冲突，而驾驭冲突所需要的自觉性，就是要不断认识这种冲突的一般规律，并在冲突基础上进行能动的调适。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冲突与调适辩证统一且螺旋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冲突与调适是历史唯物主义运动的辩证法，它能够激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长期共存的历史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课题可以进一步推演为以下三大命题——

命题一：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锻造坚实的阶级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命题二：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产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国内与国际实践的党的关键少数；

命题三：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在全球体系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

当今世界，人类的生产方式进入了非常不稳定的历史阶段。近十年来，金融危机、疫情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世界的影响远超以往，而且重大事件的发生规模与频率也在逐渐增加。在此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了坚强持久的生命力，与此同时，资本与市场的高度自发性使得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延展能力与派生能力也非常强劲。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障碍与壁垒，贯通历史唯物主义运动的主脉。

▍重思阶级基础——现代无产阶级

“阶级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只要中国共产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不可能离开“阶级论”。从本质上讲，阶级现象与阶级话语在现代社会并未消失，而是被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主题暂时遮蔽。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第一命题就是重思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锻造现代无产阶级。

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理是“存在决定意识”，阶级现象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存在，现代多元意识形态都可以在社会中找到与它们相对应的阶级存在。现代多元阶级本身也并非是一些静态的、稳定的、固有的存在；而是一组运动，是一组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含有主观导向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组合。阶级运动首先的自发性的，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同时赋予了一部分现代高级阶级以自觉性。可以说，今天的阶级运动是现代高级阶级运动自觉性水平的竞赛。现代政治斗争与国际斗争，很大部分取决于执政党的阶级运动自觉性水平。在这个范畴当中，自觉性是主导，自发性是基础，自觉性发现、扬弃并主导自发性的能力就是自觉性水平。执政党对阶级运动的主导关系建立在自觉性对自发性的依靠、使用和控制上。

按照阶级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可以将人类自发的阶级形态分为原生阶级和次生阶级。原生阶级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基于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多寡所产生的阶级，在封建时代以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代表，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为代表。次生阶级则是在原生阶级之上产生的阶级亚类型，在封建时代，它以士绅阶级以及贵族阶级为代表；在资本主义时代，它以中产阶级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等为代表。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阶级运动的自觉性就是在阶级自发性的基础上，在原生阶级与次生阶级之外，再锻造人工再生阶级，以不断夯实统治阶级的基础。

在这里，人工再生阶级的原理并非臆想，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中国封建社会自隋唐以来之所以能够反复地、长期地保持“大一统”的政治与治理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取士制度与相应的财政制度造就并夯实了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人工再生阶级（阶层）——士大夫阶级（阶层），以抗衡长期存在的世家大族统治。这一人工再生阶级沟通了原生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与次生阶级（士绅阶级）的联系，保证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可再生性。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在“二战”之后能够长期稳定、缓慢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吸取了两次大战与一次大萧条的经验教训，培养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国际化的人工再生阶级——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利用一系列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和军事力量，沟通了原生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与次生阶级（中产阶级）的联系，保证了政治制度的可再生性。

无产阶级政党也建立在无产阶级运动的自发性基础上，同时通过自觉性对自发性的依靠、使用与控制，提炼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与行动方案，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在“阶级论”语境中，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第一命题可以进一步推演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建立对现代阶级运动的主导关系，如何通过自觉性对自发性的主导，夯实党的阶级基础。然而，当今中国有没有现存的、自发产生的无产阶级？放眼世界，经过近两百年的演进，当下的劳动形式与阶级形式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判断，现存的各种社会制度下的国家中（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无产阶级。同时，基于阶级运动自觉性与自发性的关系原理，历史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这样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最早是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的原生工人阶级抽象出来的。现在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规律，在现代生产力的条件下正充分验证着它的真理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包括生活条件较差的蓝领阶级，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程度都非常深，这一影响甚至波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人阶级，他们很难天然地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所需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原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并不一定会自发地、天然地拥护共产党，更不会自发地、天然地产生无产阶级政党所需要的无产阶级品质。而在原生阶级基础上衍生出的次生阶级——中产阶级，更不可能天然地产生无产阶级品质。面向未来，特别是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工业化4.0时代，以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为主要内容的三大差别不可能完全消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差别即需要交换，资本与市场还将在差别与交换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并持续发挥货币和金融的力量，这势必使得三大差别在一定范围内还将进一步激化。因此，这一历史事实需要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运动自觉性与自发性原理，自觉地造就自己的人工再生阶级——现代无产阶级。

现代无产阶级的锻造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命题。它是我们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运动规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夯实阶级基础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需遵循如下方略：

1. 必须按照共产党执政规律，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武装思想，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基本规律自觉地贯彻到实践当中；

2. 必须依靠原生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的劳动阶层，尤其在现代无产阶级的体系内应该包含必要的手工劳动和体力劳动环节；

3. 必须与现代工业生产力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具有社会性与全局性的基础设施要有足够的认识；

4. 对人类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公理-定理体系要有自觉的遵守机制；

5. 依靠政权手段（尤其是财政）支持人工再生阶级机制（锻造现代无产阶级），并且使其符合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生活原则，由此产生出永葆阶级本色的“关键少数”；

6. 勇敢面对“棋逢对手”的资本与市场环境，能够自觉地沟通、匹配各阶级的力量和利益，统筹推进社会经济生活；

7. 推动社会结构稳定，增强动态变革的制度弹性，不断夯实社会进步的内生动力。

在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苏联共产党罔顾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和阶级运动自觉性的原理，错误地以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原生的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就可以等同于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因此逐渐丧失了对阶级运动的自觉性掌控。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锻造现代无产阶级是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命题一），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涉及锻造党的关键少数（命题二）。

▍“剩余论”“民主集中论”与“双范畴论”

（一）“剩余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它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是维系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基础，而价值是在充分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也存在统治阶级，它们的存在也需要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不存在充分的交换，因此也就不存在价值，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它们的统治基础呢？也许我们可以使用“剩余”来描述这一历史现象。尽管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基于充分交换的价值，但是存在奴隶劳动的“剩余”与自然经济的“剩余”。正是在这些“剩余”的基础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而成为一个融贯的结构。可以说，“剩余”具有纵贯和覆盖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主脉中的“剩余论”，扬弃了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基本论断。在横向结构上，现代剩余由三部分构成，即政府征收的剩余（税费）、企业的剩余（资本的利润）与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工资消费之后的剩余）；在纵向结构上，从工业1.0时代到工业4.0时代，全社会固定资产、企业固定资产、家庭（包括劳动者个人）固定资产都有了历史性上升。“剩余论”在强调“剩余”对人类历史的纵贯意义之外，更加关注“相对剩余价值论”的历史作用。

在当代社会，“相对剩余价值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相对剩余价值论”要求管理资本家，控制资本家所占据的剩余价值水平，并将剩余价值的重要部分委于国家管理，由国家引导资本反馈社会生产劳动，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第二，工业生产力的提升需要源源不断的规模投资与创新投资，投资的增长也就意味着剩余的增长，由此会造成工业社会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降低”，这便需要国家保证劳动者的工资保持在相对稳定且均匀的水平，并维持“相对剩余价值率”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

“相对剩余价值论”的结构可由图1表示，其中，∑是社会总财富线，表示社会总价值（总生产）；L是社会总成本线，表示社会总消费；B是社会管理成本线，表示政府消费；A是劳动价值线，表示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的基本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论”要求具有社会统合意义的政治力量将超出社会必要消费的价值反馈给社会必要劳动，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在中国，这一社会统合的政治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而完成这一反馈环节的前提就是锻造它的关键少数，使其理解并运用“相对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

（二）“民主集中论”

实际上，“剩余”的运动方式就是“民主集中”的运动方式。“剩余”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脉中的经济动力，而“民主集中”则是对剩余运动过程的描述。列宁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我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描述社会历史运动进程。阶级社会产生之后，就存在“民主”和“集中”的社会历史运动。“民主集中”是一种兼有横向与纵向运动的表现形式，民主表示扩散与主体性的发挥，集中表示收束与集体性的服从。在“民主集中”运动之下，人类逐渐形成了经济、政治和知识的三大金字塔。

首先，经济存在“民主集中”运动，“剩余”的积累就是“民主集中”的过程；其次，政治存在“民主集中”运动，它表现为政治科层的差异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差别；再次，知识同样存在“民主集中”运动，它表现为人类知识的生产、演变与扩展。其中，经济的金字塔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其实就是资本的金字塔。这三大金字塔的基础都是民主运动过程，它的表现形式与运动形式以民主为主；塔尖则是集中的运动过程，它的表现形式与运动形式以集中为主。实际上，历史运动就是一个“剩余”的“民主集中”过程，“民主集中”表现在方方面面。我们尝试将“剩余”以及“民主集中”的概念普遍化到人类的阶级社会。人类的发展，实际上正是“剩余”通过“民主集中”不断累积并形成金字塔，以及不同金字塔之间相互碰撞的过程。劳动也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劳动的基础也是民主，经过劳动的“剩余”，逐渐形成了基于劳动的集中，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劳动的金字塔可以视为政治、经济、知识三大金字塔的“金字塔”，是真正的历史原型。

在“民主集中论”看来，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有三重意涵：其一，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就是在劳动金字塔的基础之上，将相对剩余价值反馈给社会劳动生产，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二，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就是要用政治金字塔驾驭经济（资本）金字塔，使得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其三，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就是要锻造通过政治的“民主集中”而产生的现代无产阶级及其领导力量（关键少数），并将历史唯物主义作用于社会实践。可以说，“剩余”与“民主集中”的集合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重要基础。

（三）“双范畴论”

“民主集中”的水平由生产关系决定，与生产关系的阶段性状态相对应，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政治表现。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两对范畴。我们可以用图2来更深入地理解它们的关系。

图2

 左图反映了传统计划经济（苏联）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双范畴的关系。其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共同构成了经济基础。但是在这一逻辑指引下，阶级运动实际上受到了形而上学的阻碍，无法形成自发循环的回路，由此导致生产关系无法与上层建筑建立完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如右图所示）中，我们发现了有异于传统唯物论的“双范畴”现象，即上层建筑应该包含在生产关系之内，生产关系既可以与生产力结合构成经济基础，也可与法律、意识形态等结合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上层建筑（如政商关系便同时涉及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双范畴论”的主要内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双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实现贯通，它完全可以对应阶级运动自发循环的回路，并且可以给人工再生阶级（现代无产阶级）的自觉设计与良性循环提供一个通道。

因此，在“双范畴论”，特别是“生产关系包含上层建筑”的意义上，“阶级论”“剩余论”“民主集中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内实现贯通，它们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脉。其中，“阶级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剩余论”是它的物质动力，“民主集中”是它的运动方式，“双范畴论”是它区别于机械唯物论的关键要素。这便为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提供了重大理论与实践空间。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使用人工再生的方法锻造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并时刻根据对手的力量消长匹配更强大的利益机制和力量体制，便完全有可能实现驾驭资本的目标。这一良性循环可以通过图3表示。

通过“剩余论”，特别是“相对剩余论”，中国共产党可以有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命题一的解决；通过“民主集中论”，中国共产党既可以推动剩余对社会劳动的反馈，也能够锻造政党的阶级基础及其关键少数，同时推动命题一与命题二的解决；通过“双范畴论”，中国共产党可以打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脉，并建立彻底的唯物史观，有力推动命题一与命题二的解决，并建立起更具整体性的“全球化论”。

▍“全球化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球化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脉的扩展。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与时间进程（历史阶段）的关系一直呈线性正比关系，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对“空间”（国家大小）和“平台”（社会制度）是有选择的。基于不同的选择与匹配，人类呈现出不同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的探索。但是，举凡历史发展的进程，工业化对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要求是一贯的，它是与“剩余论”以及“民主集中论”高度吻合的。在“民主集中”的社会历史运动中间，工业全球化同时建构起“国际民主集中”的历史叙事，它要求有塔尖国家、塔基国家以及相伴的历史运动。就世界历史来看，“国际民主集中机制”曾经表现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多种方式，人类曾经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体系性冷战，各种地区冲突则不计其数。但“国际民主集中机制”同时也孕育出了联合国和多边纠纷解决机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必须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适应和满足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历史要求，并尊重“国际民主集中”的历史规律。

当前，国际化与全球化发展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

1. 国际金融体系形成。即使将来美元被其他货币替代，国际金融体系也只会继续发展。这是现代生产力规模效应以及规模扩张的需要。

2. 国际虚拟经济规模巨大，与实体经济规模逐渐接近。虚拟经济流动性的影响力与国际政治的复杂结合，演变为多种形态的国际斗争与国际合作。

3. 国际贸易规模巨大，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从国际贸易角度讲，这些国家也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主体性。

4. 跨国公司的影响力越来越渗透到国际政治活动之中，跨国公司实际上成为经济形态的超国家，持续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5. “二战”后，德日两国缺少独立完整的外交与军事主体性，是一种“准国家”秩序；美国对全球秩序的控制力超出了本土范围，是一种“超国家”秩序。“超国家”与“准国家”体系是紧密联系的整体。

“全球化论”或者“国际民主集中机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它需要我们在“阶级论”“剩余论”“民主集中论”“双范畴论”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线索。它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加彻底且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定位，并将国际关系、国际贸易作为推动变革的主要动力，遵循客观规律，担负民族复兴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由此，便可以推动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命题三的实现——在全球体系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进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锻造党的人民基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进程。

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有思想，有主义，有政党组织，但是没有自己的人工再生阶级基础（现代无产阶级）。1927~1934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与农村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夯实自己的阶级基础不懈努力。1935~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比较完整、成熟且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任务的人工再生阶级（现代无产阶级）。1949~1966年，中国共产党锻造了相对完整但不太成熟的，同时相对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现代无产阶级。1966~1976年，“文革”暴露出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创建成熟现代无产阶级的重大缺陷，并展现出其相对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1976~2012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心工作调整与改革开放，努力创建相对完整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无产阶级。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通过反腐败、扫黑除恶与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正在探索建立完整、成熟且适应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这一阶级基础使得驾驭资本更具历史性、全局性与根本性。

站在重大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保持历史清醒。驾驭资本是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的重大责任。它的三大命题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主脉之下，在理论上是贯通的。我们只有系统地、辩证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脉，锻造现代无产阶级，按照民主集中的组织原理，产生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指导国内与国际实践的党的关键少数，同时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才能够真正完成驾驭资本的历史性课题。而这一历史过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进程。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原题为《驾驭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篇幅有限，内容有所编删，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