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我军突破后，其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部队五个军在郎（溪）广（德）山区被歼灭，其余大部退据上海，连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部队，共八个军二十五个师。
在蒋介石的指挥操控下，国军最后的残余力量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资财和长期筑成的永备工事继续顽抗，争取时间抢运物资，掩护战略撤退。
这其中，就包括大量买办资产阶级以及部分追随蒋府的民族资产阶级。
1949年4月25日，上海市商会和上海市工业会联合发表了一份紧急通告，比较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上海资本家阶级对上海政局变动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
上海为全国经济中心，工商业之安危荣悴，足以把握吾民族此后之盛衰兴替，关系之巨。在每一个人心理中，均有此种认识。
是以上海自开市以来，百有余年，虽变故叠乘，所历时期，短长不一，但吾工商业均能懔于使命之重大以困心衡虑之意旨，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用能蹶而弗扑，废而再起。已往之奋斗，足为后人楷模。
现在时局紧张，每一工商业不免各挟沉重之情绪。本会愿为同业告者，怒潮之袭来，仍宜保持自昔一贯之态度。
勿自私。勿自扰，在劳资合作、谨守秩序前提之下，应冒万险的维持，不使工商业务陷于停顿，不使民族工业遭受损害，实为今日自处之良策。
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掬诚敬告，诸希亮察。
一个月后，5月25日凌晨，在郭琳爽的安排下，永安公司职工冒着蒋介石军队的枪弹，率先在公司楼顶的绮云阁上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
接着，大新、新新、先施几家大百货公司也先后升起了红旗，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后第六天，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即召开了“产业界人士座谈会”。
当两百多位上海最知名的产业界人士来到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大厅参加座谈会时，他们中不少人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的：共产党人会不会没收自己的厂店和资财？
结果，身穿褪色布军装，脚蹬布鞋线袜的陈毅市长开讲便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便有所松动。
陈毅接着说：
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事实上，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这在整个三年解放战争中显得非常特殊。
“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同志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报告中有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当时集结在上海城外的我军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
曾担任20军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后来回忆：“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体现了华东局、新的上海市政府对上海这座资本重镇的重视。
饶是如此，自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始，江浙沪一带的诸多买办资本家们依然是早已准备起了“退路”。
他们一方面看透了蒋介石国民党「地主经济模式」的局限、控制通货膨胀的无能以及军事作战能力的底下，另一方面则在于：深知共产党的信仰“于自己不利”。
所以，纷纷在香港和台湾向他们一贯的“国际靠山”寻找抓手。
二十余年前，1927年的血腥屠杀后，蒋介石通过重组警察系统、设立专业化的警察、重申路权与司法权来控制江浙地区的无序和动荡，他强力改造公共卫生、住房、交通、娱乐业以及解决各种居高不下的犯罪问题。
但结局是必然的：重操军阀体制的老路子。
蒋介石不得不从鸦片贸易和帮会分子那里寻求帮助（比如1924年开始取代黄金荣垄断毒贩生意的杜月笙），这也凸显了蒋府地主阶级的政治底色。
1927年蒋介石的清党行动让杜月笙开始了在上海政治舞台的“处子表演”；四年后，蒋介石又出资百万让杜月笙在上海建立反共组织，同时杜月笙在长江流域的贩毒垄断权也被合法化。
这样，杜月笙不仅是黑帮头子、法租界华董、国民政府的要人，而且还控制上海的劳工组织。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地主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也是资产阶级的敌人。”
当解放军率领百万工农挥师南下之际，不说那些战战兢兢的买办资本家们，连蒋介石政府自己，都早就诚惶诚恐地转移资产了……
从1948年12月到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在上海从中央银行分批秘密运往台湾黄金 277.4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外币1537.4万美元。
到上海解放、共产党接管中央银行时，黄金只剩 6180两；中国蚕丝公司在抗战后接收的日伪敌产约计黄金57770两，到解放军接管时亦是所剩无几。
包括许多国府官办金融机构的董事长、总经理、经理们，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得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叱咤一时的上海滩金融巨擘，均陆续逃离。
金融之外，工业产业的外逃更为直观，尤其整个江南地区的外资企业和他们的买办公司动作极为显眼，纷纷收缩和转移，目的地主要是日本和香港。
日本由于刚刚战败、大量军人被遣返回流、工业百废待兴，故而劳动力充足且价格较低，且在美国势力控制下，江浙地区的美商大多向日本转移。
香港由于是自由港，市场较稳定，在华的英商大多向香港转移。
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资料，上海的外资企业在解放前共有1800多家，到1949年5月时减少到910家，其中属于英、美、法、瑞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企业为685家，雇佣职工五万多人，资产总值估计约五亿美元。
在“前途未卜”的情形下，江浙的买办们以抛售栈单换取外币外股，或通过外销商品等办法换成外汇，或直接运出商品把资金抽往港台。
当我军隆隆的炮声逼近沪上，上海的资本家们确实是“喜忧参半”的。
用荣德生的话说：
斯时，人心有两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尽管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的宣传已逐渐为一般上海资本家所了解，促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消释疑虑、稳定情绪，但是也有一部分资本家对我党还是存有戒心，认为“共产党决不会和我们真正交朋友”。
典型的如刘鸿生，在战局越来越紧的情况下，他几次召集家庭会议讨论应付紧急情况的办法，“大家说来说去，免不了是'脚踏两只船’”、“'不要有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的想法…”
上海解放前夕，成群结队的买办头头们大肆抽走他们的资金物资运到港台，也有的资本家直接移民海外。
这里面也不乏一些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同样陷入摇摆中。
他们有的将部分设备和资金转移海外、以观后效，有的把家人先安置到香港、等待新政权的新政策落地再做决定。
对于这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毛主席曾深刻地指出：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他们有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或在革命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软弱，又具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因而，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
共产党建政在即，蒋介石政府依托于帝国主义渗透的法西斯统治已注定不可维持，此时在帝国主义的反共宣传下，成批的民族资本家也开启了外逃步伐。
当时动静较大的就是江南地区的棉纺业巨头——申新集团。
至解放前夕止，申新集团被其海内外资方抽走的金银、外汇及实物，仅有账可查的就有折合二十匹纱、五万件之巨，合人民币2529万元(新币)。
申新集团设备除迁至广州十八万锭之外，又在香港先后建立四个纱厂仅十二万锭，还迁至台湾十五万锭及织机六百台，按每锭八十五美元计算即达千万美元，同时在巴西、菲律宾泰国等地亦有投资转移。
大潮之中，申新各厂流往国外的实物估计有黄金1549.18两、棉纱7536件、细布 71780 匹、印花布7000匹。
这些估计还是保守数据，因为申新纱厂在1949年离开上海时把一些暗账藏起来或销毁了，这些估计的基础是现存档案中的数目，实际外流的资金和物资应该更多。
与转移资产同步的，申新总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荣鸿三、王云程、吴昆生等，先后飞往香港。
这个荣鸿元，是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堂兄，早在林彪解放东北后就已开始了迁厂外逃，根本没有对蒋介石的军队报以任何希望。
1948年11月时，荣鸿元还曾被国民政府判刑，成为当时上海金融券政策的牺牲品。缓刑交保释放后，他见解放军已势不可挡，立刻选择香港为下一据点（在香港设立大元纱厂）。
包括庆丰纱厂的唐星海，也于淮海战役开打后在香港开起了南海纱厂。
至1949年春夏之交，申新集团一厂还有三万新锭未及运沪，被王云程直接要求转运香港并以2.5万锭组建南洋纱厂，其余则全数运抵台湾。
荣鸿元还赶在上海解放前出售了上海鸿丰二厂，转出资金四十万美元。
荣尔仁控制的广州新厂，则在售出棉纱后多数套汇转港（他在解放后一度回沪，但不久再度离去）。
还有申新四厂的李国伟，1949年初即将申四整昌托付给英国使领馆保护，并将分厂管理处迁到广州，同年10月再迁香港——单是渝蓉两地分厂就转出资金约六十万美元。
除了申新集团，还有永安纱厂，从1946年起即开始有目的地以其部分资金多方套汇。
他们在香港设法寻找想用港币兑换法币的人，然后按市场价格与对方交换，以此收买港币，再用这些港币在香港收买英镑，以便存入伦敦的银行。
根据永安纱厂资方来往电报中的点滴资料获知，在1946年11月和12月间，仅仅通过道亨银行汇入香港的资金即达950万元港币。
如此之多的资本家群体式的出逃，其结果大多不尽如人意。
在失去中国数亿人口市场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在西方的市场环境中分得一杯羹，甚至有的连产权独立都做不到。
像丝织工业的巨头美亚集团，其老板蔡声白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便离沪长驻香港，对内地各公司实施遥控。
不过这种操作难策周全，当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之际，将国内的资金大量抽提出境开拓国外业务，在国际间的竞争激烈下亏损甚多，且国内市场因物价与外汇牌价脱节，出口又陷入困境。
1946--1949年间，美亚集团仅中国香港、新加坡、曼谷三个分公司就拖欠七十万港元。
至1949年底，美亚清产核资，公司净值仅人民币650万元(新币)，其中国内资产占44.7%。
有人走，就会有人留下，江浙地区其时选择留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后来也都以较为光鲜的形象写进了党的历史中。
1949年6月1日，上海市政府决定对重要的及经营面临困难的民营企业以原料供应、产品收购、以货易货、银行信贷等政策手段进行有针对的扶持。
具体包括组织联营、下乡采购、转口贸易、重点贷款、订购产品、委托加工、委托代销等措施，成效显著。
至当月9日，民营工厂中已有钢铁、制革、面粉、碾米、铅器等363家开工，占各业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
进入7月，留在上海的资本家还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了上海市各界慰劳解放军总会工商界分会，参与慰问人民军队活动。
当时上海市各界举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晚会，会上提出由上海总工会、学联、民主青联、中小教联、民主妇联和工商界六个单位发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慰劳解放军总会(简称劳军总会)。
对此，陈叔通、盛丕华等资本家代表工商界参加了劳军总会的筹备工作，并邀请了胡厥文、蒉延芳、郭棣活、项叔翔、荣毅仁、刘靖基等爱国商人，筹集了30亿元(旧币)的款项。
毛主席曾说：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
早在1948年10月，毛主席就有提出：
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
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改造为工人阶级的可能性的，这在建国后的“一化三改造”过程中已得以体现——但是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可能性，从历史上看是极为虚羸和渺茫的。
要深刻领悟几近一百年前，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评价：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极端反革命的，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党的解放战争，就是他们的丧钟。
走也好，逃也罢，终归于历史而言，他们的形象注定是反动而溃贱的。
而我们的人民战争与解放事业，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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