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闪耀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光辉

——记我父亲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

　　在纪念建军95周年之即，不禁想起我党建军初期，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宁都起义”及诞生的红五军团的创建、发展过程，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取得的胜利，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地下特支的策划和组织下，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等按照行动计划的部署，率部举行起义，宣布暴动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到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

　　在宁都举行兵暴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大革命时期，曾受过我党较深的影响。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为二十六路军。

　　1930年被蒋介石收编的二十六路军又被驱赶至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大“围剿”。结果中村一仗，遭红军重创，被歼一个整旅和二十七师师部的一部，其余仓皇溃逃，连何应钦要其“东援广昌”的军令也拒不执行，一直退缩到宜黄县境。

　　1931年夏，毛主席的《反第二次大“围剿”》(渔家傲)一词中:“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这被我红军“横扫千军”之中就包括由孙连仲指挥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中共中央军委分析了当时敌人“围剿”中央苏区前线的形势，认为敌人内部也矛盾重重。为了从敌人内部进行瓦解，开办了兵运工作训练班，电令河南省军委书记方纪刚调原西北军地下党员王超、我父亲袁汉澄(即袁血卒)、李肃到上海接受培训。军委指出:二十六路军内部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看你们的努力了。培训结业后。指定王超同志为中央特派员，率领我父亲和李肃到江西宜黄进入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

　　从1931年5月到宜黄至1931年8月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时，他们地下党员已发展了20多名。根据中央的指示，在该军建立了地下党特别支部，刘振亚同志任书记，父亲袁血卒(即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同志任宣传委员。下面分设士兵和军官两个支部。这年10月，通过地下特支周密审慎的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发展了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同志为中共党员;总部译电室主任罗亚平同志为中共党员;总部执法队王振铎等人为中共党员。从此，兵运工作在该部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些要害部门和部分连队，已掌握在特支地下党员手中，一些上层的机密动向，已在地下党特支掌握之中。

决定组织策动二十六路军暴动

　　在地下党特支工作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下，1931年11月底中共中央调王超回上海汇报工作。1931年12月初，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突然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这封十万火急的密电被译电室主任、我地下党员罗亚平同志截获，他立即送交特支书记刘振亚，刘火速找我父亲(特支组织委员)分析这一意外情况。

　　当时父亲和刘振亚估计王超同志出了事，但从当时情况看，他没有出卖组织。不然，敌人首先要抓的应是总参谋长赵博生，译电室主任罗亚平也在必抓之列。基于这种看法，刘和我父亲带着密电去找赵博生同志商讨对策。大家心情都感到十分紧迫，为了避免事态不确定性的发展变化，他们决定立即组织暴动，并分头准备。同时决定派人赴苏区与红军总部联系，求得指示和协助。刘振亚毅然地对我父亲说:“伙计，你到苏区去一趟吧，马上回去准备，黄昏出发。联络暗语是‘朱瑞叫我来的’。

　　这是一趟特殊的光荣使命，它关系到我地下党工作的成败，关系到二十六路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到苏区瑞金叶坪汇报起义计划，得到中革军委朱总司令毛泽东接见并拟定了起义方案和红军接应部署

　　宁都的固厚区，距县城四、五十里，隔着一道山岭，就变成了两重天：一边是国民党的白色统制区;一边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色政权。短短的四、五十华里，父亲高一脚、低一脚，在黑夜里走着;思索着，警惕着，黎明前在踏进苏区的边界上，被四名赤卫队员捆绑起来。由于语言不通，父亲唱起了国际歌，误会消除了，父亲被带到了固厚苏维埃县政府。接待我父亲的是彭湃县苏维埃县委书记霍步青同志。他一听“是朱瑞叫我来的”，他说:“朱瑞同志我熟悉”。“事关重要，要抓紧时间。”他热情地招待我父亲美美地吃了一顿肉丝炒米粉，还喝了一大碗醇香的米酒。据说是毛主席在井冈山立下的不成文的规矩，红军打了胜仗就要喝酒。饭后，霍书记派了匹快马，又派人护送我父亲到了红都瑞金。

　　当父亲到达叶坪村时，已有一位红军干部在村口等候。迎接我父亲的是杨立三同志(军委办公室主任)，他把我父亲引到一座独楼上，父亲幸福地见到了举世闻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

　　父亲把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及特支准备组织暴动的打算向朱总司令作了详细汇报。总司令听了高兴地说：“这么干好得很! 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支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支红军。二十六路军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他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中革军委要开个会，听你说说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得报告党中央、毛泽东主席。”

　　正说话间，一位红军女同志走来问了一句:“老总，就这里吃饭吧?”说罢，端来一铁盒芋头红烧猪肉，又端来一盆辣椒炒豆腐。后来我父亲才知道，这位女同志就是康克清大姐。饭后，杨立三同志把我父亲领到一个洁净的房间休息。

　　第二天上午，父亲被带到一座旧楼房里。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经常集会的地方。两张方桌对起来的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父亲走到这些领导同志面前，说羞怯，不是;说害怕，也不是，反正有点紧张，不自然。到会的有朱总司令，有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有总参谋长叶剑英，还有左权和久盼的熟人刘伯坚等同志。他们热忱地和我父亲握手，叫我父亲坐下。父亲便详细地汇报了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准备暴动和可能出现的危机。经过热烈的讨论，客观地分析了暴动的主客观条件，并着重讨论了万一失败后的措施。最后由叶总参谋长归纳为：

　　一、我们以最大的努力，争取二十六路军全部暴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假如二十六路军的七十四旅争取不过来，则以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开到适当地点，解决顽抗的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

　　三、暴动万一不成功，已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要迅即离开该部到苏区来，未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以便开展工作;

　　四、决定派红四军在会同方面相机协助;

　　五、中革军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

　　六、暴动日期定为12月13日，暴动后的部队改番号为红军第十六军，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领导人，开进苏区指定地址;

　　七、解决反动军官时，行动要快，要坚决，行动前要严守机密，暴动的同时，如有可能，把地主武装的头子严维绅、黄才梯逮捕起来;

　　会后回到住处，父亲认真回忆会议情况，一字一句地反复默诵军委对暴动的七点决策。脑际仿佛出现了一幅周密、完整的作战蓝图，一支新的革命武装将随之诞生!

　　第三天早饭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父亲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主席身材高大，长长的头发，显得瘦削。王稼祥同志把我父亲介绍给毛主席，父亲立即给主席敬礼。毛主席忙亲切地跟我父亲握手。满面笑容地让大家坐下。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父亲随后又补充了句:“是朱瑞叫我来的。”没想到，这一补充引出了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问:“你认识朱瑞吗?”

　　“不知道是谁。是军委给我们的联络暗语。”

　　毛主席会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问:"你在上海军委受训时，还认识哪些人?”

　　“认识两位:一位代号是‘丰收在望’;另一位代号是‘草包’。”

　　王稼祥同志插话:“‘丰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号。”

　　毛主席风趣地说:“没想到富春同志还有这么一个雅号!”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

　　毛主席又问:“你是哪里人?”

　　“陕西宁陕人。“

　　“噢，宁陕是个军事要地。县内有个子午谷你知道吧?”

　　父亲笑着答道:“知道，我家就在子午谷。”

　　毛主席颇有兴致的说:“《三国演义》里描写诸葛亮从汉中伐魏，魏延建议从子午谷出兵，奔袭长安。诸葛亮批评那是冒险，没有采纳。司马懿就比诸葛高明些，他认为孔明先生要是从子午谷出兵，长安早就被汉家占领了。你很有胆识，敢从子午谷走出来!”一段话又把大家说笑了。

　　王稼祥同志插话:“汉澄同志进入苏区时，说话人家听不懂，就被我们赤卫队绑了起来。可他急中生智，唱开了《国际歌》，就给他松绑了。”

　　毛主席显得很激动，说:“看来革命歌曲还有开通道路的作用。一唱路就通了么!”经过这段轻松、融洽的谈笑，父亲感到气氛祥和、欢快。他看到我们党的领袖人物都是这样和蔼可亲，深感震撼，深受教育和激励，感到这趟来苏区，真不虚此行啊!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你们特支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特支书记刘振亚，是个中尉;组织委员是我，是个中尉;宣传委员王铭五，是个少尉”我父亲刚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笑着说:“你们几个小人物不简单!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宮了。赵博生入党，是你们发展的吧?”

　　“我们几个没什么本事、靠军委的指示办事。赵博生这个人很爱国爱民……”

　　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西北军把我们清除掉，他们很不理解，很不满意。尤其赵博生坚决不与蒋介石合作，把队伍拉进秦岭，另起炉灶……”

　　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父亲接着汇报了赵博生到江西后的许多进步表现，特支经过几次研究，决定写一封长信作试探，赵博生坚决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董振堂为了避免和红军作战，谎报军情等事。

　　毛主席认真地听着，不时赞扬赵、董的政治表现。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

　　听主席这样一问，父亲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呢?”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

　　“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父亲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中国的革命，是向苏联十月革命学习的。但我们所走的路子同十月革命有些不同，他们从“阿芙乐尔军舰上暴动开始，占领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大城市组成红军，夺取全国胜利。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力量小，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常言说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决定派刘伯坚等同志到彭湃县与你们联络。好吧，等候你们的捷报。……”

　　王稼祥和刘伯坚同志送我父亲到叶坪村外。临别时，稼样同志取出十块银元给我父亲。父亲感到惊讶，连忙推却说:“为什么要给我钱呢?不要，不要!”

　　稼祥同志庄重地说:“汉澄同志，这不是我个人给你的，更不同于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送礼或赏赐。这钱是少了些，知道你也不会用于享乐挥霍，考虑到你的任务艰巨，危险很大，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身上多少带点钱，可以应付意外急需。”

　　伯坚同志也说:“汉澄，带上吧。稼祥同志是代表党对你的关怀!”

　　父亲鼻子一酸，眼里噙着热泪，接过银元，怀着必胜的信念，坚定地返回宁都。

宁都起义红五军团诞生

　　回到宁都，父亲向刘振亚同志汇报了到红军总部的情况，又与赵博生同志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指示。当谈到要赵、董、季互推领导人时，赵博生同志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姿态主动提出要推举季振同为总指挥，以争取七十四旅共同举事。并保证说服董振堂以大局为重，采取同一态度。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对发动全军暴动起了很大作用。但季振同认为红十六军的番号太小，要求重新考虑，并提出说行营运来的棉衣、饷款已到广昌，为了得到这批棉衣和饷款，要求把暴动日期推迟。为此，特支又派我父亲第二次进入苏区。

　　中革军委研究了这一新情况，并报告了毛主席，认为满足季的要求对革命有利。决定将暴动日期推迟一天;暴动胜利后，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叶剑英参谋长郑重地交我父亲带回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共同签署的委任状，委任：“委任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长”。以及各军行进路线和驻地分布图。

　　12月13日夜，刘振亚委派我父亲代表特支，在七十三旅旅部召开“行动会议”。赵博生、李青云、董振堂共四人参加。会上父亲传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和中革军委的部署，强调了组织全部暴动的重要性和可能的条件。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接着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人员的分工。

　　12月14日黄昏，按照行动计划，赵博生以总参谋长名义，以“进剿”为名以宴会方式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宣布起义加入红军。随着赵博生的命令，总部执法队的地下党员孙步霞同志朝天鸣枪三响，发出了暴动的号令。按照行动计划的部署，全军就此行动起来。惊天动地的“宁都暴动”胜利了!

　　12月15日黎明，宁都城上空飘荡着镰刀铁锤的红旗。起义部队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的率领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近两万人迎着太阳向着自由的土地中央苏区开去。

按照毛泽东建军思想改编红五军团

　　二十六路军整建制约二万人在宁都起义后编为红五军团，武器装备也是比较现代化的，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是一支了不起的武装力量。但要教育改造好，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在石城罗云山专门开了会议，研究了对红五军团的团结、教育、改造问题。

　　这支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多是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比较看重学历、资格。所以从有利于党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做上层军官的工作，有利于部队的改造出发，毛主席和中革军委在选派政工干部时注意选一些有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同志，象肖劲光、刘伯坚、左权、黄火青、何长工、朱良オ、程子华、朱瑞、高自立、李翔梧、唐天际、宋任穷、赖传珠、刘型等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担任各级政治委员。毛主席还特意派聂荣臻同志到十三军与政委何长工联络，以便取得经验，在十四、十五军推广。这些关键性的决定，对红五军团的改造成长起了极大的作用。

　　当起义部队开到石城秋溪，父亲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欢迎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会上讲了话。讲话的内容是说起义的意义和今后要改变军阀制度，努力变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建设红五军团的方针：

　　1、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党支部建立在连上。

　　2、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

　　3、实行混编、大混编，逐步打破原来的封建军阀制度。

　　4、对军官实行“剥笋政策”，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欢送，提拔一些士兵及愿革命的下级军官。

　　5、参加战斗，学习红军的战斗作风，学习做群众工作。

　　6、有计划地调大批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子弟到红五军团里来，增加新的血液，彻底转变其军阀作风，特别是与人民相对立的作风。

　　经过短期整训，五军团成为我们红军自己的一支顽强的战斗部队。从五军团参加历次战役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完全证实党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在战火中飞翔

　　宁都起义后，父亲一直在五军团十五军一三一团当团长，后在一二八团当团长。1932年2月，五军团还正在整训期间，贛州战役就打响了。毛主席是不同意打赣州这种攻坚战的，但他的正确主张遭到排斥。担任赣州主攻的三军团虽然打的很英勇，仍然久攻不下，伤亡很大，被敌军团团围住。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停止在东华山的休养，冒雨下山赴前线参加军事决策。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敢于起用起义过来才两个月的红五军团。他致电前线，建议把红五军团从预备队位置调到前线参战。红五军团的第十五军开到赣州外围，恰遇敌军从城内出击，把三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红十五军奉调，在董振堂同志的率领下，跑步前进，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尸横遍地，仓皇退入城内。扭转了战局，使三军团被围的这个师转危为安。从此，“五军团的大刀”便在苏区军民中广为传播了。

　　以后的漳州战役，水口战役，五军团越战越勇。漳州战役父亲率领的一三一团从山顶向龙岩压下，在路上遇到了毛主席。他笑着向他们鼓励说:“同志们打的好哇!继续努力，争取全胜。”

　　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副总总指挥。他们率领红五军团先后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1932年8月，他们又率五军团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东安战役。同年冬，进军赣东、闽西的黎川、建宁、泰宁。每次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因指挥作战有功，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在黎川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同志代表军委向宁都起义的有功人员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颁发了最高荣誉奖“红旗勋章”。中央临时政府向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发了嘉慰电，表彰五军团创建一年来的巨大功勋。

　　使我父亲终身难忘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前哨战，黄狮渡战役。1932年年底蒋匪军对我红军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之前，首先来了个试探性进攻。他们兵分两路，左路军是老军阀吴奇伟率领的六个团，号称铁军，配有地方武装一部。右路军周至柔的十四师也是六个团的兵力。我军总司令部的意图是，把五军团作为箝制部队，用尽量少的兵力拖住周至柔以争取时间，进而集中一军团、三军团的兵力，在枫栅铺、黄狮渡一带全歼吴奇伟部。

　　1933年1月赵博生同志率领我父亲的一个团和其他二个团扼守长员庙一带，任务是钳制敌人，拖住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决战。赵博生同志亲自带领我父亲察看地形，研究战斗部署，讲清战役的重要意义。就连工事的构筑，通讯联络......也都一一检查过问，以防疏漏。

　　第二天清晨，周至柔的十几个团轮番向长员庙阵地扑来，数次进攻，均被父亲他们打退。赵博生把我父亲叫到他跟前，布置加强工事，要求形成扇形火力网，注意节省弹药，他已预见到后面残酷的战斗。赵博生的战斗作风是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长员庙这一仗打得非常残酷，父亲团只剩下八十余人;而一三五团在赵博生同志亲自代领下，几次发起反冲锋，伤亡更大。赵博生同志不幸中弹牺牲。

　　阵地守住了，主力部队在红五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红五军团卓越的指挥员、宁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赵博生同志光荣牺牲了!

　　赵博生的牺牲，在五军团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下令追悼赵博生，并决定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在瑞金叶坪修建了“博生堡”，朱总司令亲自题词。赵博生同志的英名业绩，永世长存!

　　不久，毛主席离开了指挥前线，敌人向苏区展开第四次大“围剿”。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政委、刘伯承参谋长等同志坚持毛泽东的指挥思想带领红军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第一仗：父亲率团与五军团在总指挥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一军团在埋伏作战中消灭了敌人的五十二师，打死了师长李明;又乘胜追击，消灭了敌人的五十九师，活捉了师长陈世骥，黄陂战役就此结束。第二仗：占领了雷公嵊，配合三军团在草台岗彻底消灭了敌人自称是长胜军的十一师。敌师长陈诚没敢上阵，副师长罗卓英负伤之后，混在敌军中逃跑了。这样就全部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不久，董振堂和朱瑞率五军团东下福建，攻打顺昌，直到这年的秋天才回江西。这时，蒋介石已调兵五十万，自任总司令，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红军在优势的敌人面前，处处设防，十分被动。五军团由黎川而建宁、泰宁、广昌，一路打的是防御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伤亡大，人员装备得不到补充，部队不断缩编，斗争异常艰苦。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我父亲奉命留在苏区，告别了红五军团。直到延安后才听到董振堂军长的战斗经历和壮烈牺牲的消息。

　　1934年10月董振堂军团长率部参加长征，征程中红五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成为号称中央红军的“后卫团”。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五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长征中，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和“金沙江阻击战”中发挥了极大的重要的作用。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但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及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苦战五昼夜，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牺牲，终于突破敌军重点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命令围歼红军与湘江以东的企图。

　　经过湘江战役，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作为红军后卫的红五军团，由两个师一万余人减少到一个师不足五千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1935年1月，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遵义城东南布防阻击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1935年5月，在金沙江阻击战中，五军团担任阻击拦截尾追敌人，掩护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在皎平渡安全渡江，在石板河一带同国民党追兵吴奇伟部展开激烈地战斗。因缺乏渡船，为掩护兄弟部队过江，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红五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三天三夜，到六天六夜，一直到九天九夜。不足五千的红五军团，硬是把数倍于己的敌人死死地拖在阵地前。军团长董振堂下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激战数日，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红五军团扼守阵地九天九夜，将数万追敌挡在了石板河以外，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安全渡过天险金沙江，摆脱敌军的追击赢得了宝贵时间，立下了汗马功劳。

　　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多次胜利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立下赫赫战功。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五军团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红五军军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渡黄河西征，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发。指挥所部参加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的战斗。

　　1937年1月12日，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近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他带领着孤立无援的战士们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厮杀，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战斗打到最后，弹药全部用完，他依旧临危不惧，用地上的石头和敌人战斗，石头砸完，又与敌人展开肉搏。于20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军政委杨克明、军参谋长刘培基和他的战友全部壮烈牺牲。

　　董振堂同志由一个追求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信仰者转变成为一个无比坚定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九三二年四月董振堂入党后，他立即将仅存的三千多块大洋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当时的十三军军政委何长工同志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同志，毛主席主张不要全上交，寄给家里，留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然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就是这样，董振堂用他短暂的一生，用他的热血谱写了一曲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壮烈诗篇。

　　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一文中说:“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赵博生、董振堂和他们率领的红五军团，是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其中也倾注了朱总司令、周恩来、王稼祥、刘伯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我们非常想念和怀念毛主席及他那一代的伟人，怀念那些无数为人民谋福利求解放，不畏艰难、前仆后继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

　　袁红

　　2022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