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2022年8月30日，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病逝世。关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解体，过去30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在瓦解苏联的最后一站，戈尔巴乔夫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文根据当事人回忆录和报刊档案资料披露的新事实和新证据，对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6个问题作出分析：（1）戈尔巴乔夫的“任命”；（2）苏美元首雷克雅未克会晤内容；（3）鲁斯特事件与华约解散；（4）卡廷事件的定性、宣传；（5）“8·19”事变的性质；（6）别洛韦日协议中戈尔巴乔夫的“不作为”。
作者指出：戈尔巴乔夫被英美抓住“关注个人声望，迷恋全人类价值观”的性格特点，被重点突破，并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诱使其作出对立陶宛独立弱化处理，协助鲁斯特事件达成并解散华约的结果。在苏联解体问题上，一些证据证明，戈尔巴乔夫对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已提前知情，也有渠道可以掌握叶利钦的动向，但最终还是放任导致苏联解体的所有事件发生，并选择签署一份“和稀泥”的声明。在苏联解体上，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之间是有共识的，这在苏联解体后他的个人待遇上也可见端倪。而根据其卫队成员的说法，他坚持不懈追求的第一理念是“自我生存”。“没有国家，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戈尔巴乔夫确实因为苏联解体避免了承担导致国家解散的责任，但许多俄罗斯学者今天依然坚持认为，应当将其送上历史的法庭。
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原题为《关于苏联解体的六大问题》，现予以重新编发，以供研究参考。
【摘要】苏联解体近30年，但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些重大问题至今仍迷雾重重。本文根据当事人回忆录和报刊档案资料披露的新的事实和证据，对戈尔巴乔夫上台是否受到西方“支持”、美苏首脑两次会晤与苏联解体的关系、鲁斯特事件与华约解散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为何避谈卡廷事件、“8·19事件”的真相与别洛韦日协议签署的背景等六大扑朔迷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苏联解体至今已过去30年。虽然俄罗斯国内外研究人员就苏联解体撰写的文章和专著很多，但导致苏联解体的某些重大事件——从戈尔巴乔夫“顺利”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美元首两次会晤的“交易”到“8·19事件”的突发和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等——依然扑朔迷离。本文根据近些年俄罗斯报刊和书籍披露的资料，对有关苏联解体的六个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评论。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当时的情况下，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可谓“众望所归”，因此，鲜有人研究戈尔巴乔夫胜出的西方背景。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录及报刊披露的大量材料证明，戈尔巴乔夫能顺利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西方的支持和“工作”功不可没。
在这方面，首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她第一个发现戈尔巴乔夫是“可以打交道的人”。自1984年戈尔巴乔夫率团访问英国开始，撒切尔夫人便着手做他的“工作”，并为此动员了几乎整个英国情报机构。她从戈尔巴乔夫身上看到了其他人没有发现的特质：关注个人声望，迷恋抽象的“全人类价值观”，易受阿谀奉迎的影响。撒切尔夫人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解决所有她想要解决的问题，而戈尔巴乔夫则总是败在她手下。
戈尔巴乔夫为了得到西方支持，甚至不惜牺牲苏联国家安全利益。1984年12月在伦敦访问时，戈尔巴乔夫向撒切尔夫人出示带有密级标识且标出了苏联导弹对英国打击目标的苏军地图，并保证“这一切应当结束，而且应当尽快结束”，暗示他当政后将对自己的国家采取重大“破坏性”行动。撒切尔夫人对此惊喜交加。有评论认为，伦敦先于莫斯科批准了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撒切尔夫人也曾直言不讳：“是我们让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
美国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1984年3月，美裁军大使路易斯·菲尔德斯（Lewis J.Fields）向苏联裁军大使维·伊兹拉埃良（В.Исраэлян）提出，即将访问日内瓦的美国副总统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希望在访问期间秘密会见“最有可能成为苏联未来领袖”的戈尔巴乔夫。菲尔德斯强调，“关于会面，不应让任何其他人知道”。美国政府试图与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之一的戈尔巴乔夫建立非正式接触，还不希望苏联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知道！当然，这一做法在当时的苏联必然受挫。之后，美国又委托即将访苏的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Mauno Koivisto）为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见牵线搭桥。据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Jack F.Matlock Jr.）回忆，二人举行了会面，戈尔巴乔夫得到消息，里根政府视他为苏联的未来首脑，想与他建立非正式联系，进行预备性谈判。相当多的人指出，事态发展使人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拒绝美国的建议。
令人惊讶的另一事件是，美国第一本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传记是在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当天在纽约问世的。这表明美国已提前知道戈尔巴乔夫即将上台，并急于为戈尔巴乔夫塑造良好形象。在西方，这一举措立即使戈尔巴乔夫成为“最好的朋友”：“如同魔杖一挥，反苏组织，特别是捍卫犹太人联盟，停止了反对他的活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的立场。葛罗米柯对提名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态度深奥莫测。当1984年4月苏联裁军大使伊兹拉埃良向葛罗米柯当面汇报美国拟绕过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秘密会面时，葛罗米柯一言未发。可以说，葛罗米柯最先知道，美国人希望戈尔巴乔夫上台。而美国人也清楚，葛罗米柯在苏联高层德高望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人物。葛罗米柯曾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克托·格里申（Виктор Гришин）一起联合反对戈尔巴乔夫。但在决定戈尔巴乔夫命运的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夕，他的立场突然从反对转为支持。根据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В.Бородин）的解释，这是因为“他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他知道什么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仅仅知道美国人希望戈尔巴乔夫上台，还是苏美之间有其他交易？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大量回忆录和访谈录，不少是为自己辩护或驳斥某些针对他的“不实之词”。但对当事人或学者曝光的关于英国前首相“我们让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的说法及美国领导人拟与他进行秘密会晤的大量材料及评论，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不否定、不肯定、也不澄清”的做法。
二、苏美元首高层会晤与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宣布脱离苏联并引发了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戈尔巴乔夫而言，立陶宛宣布脱离苏联并不意外。1986年10月（雷克雅未克）和1989年12月（马耳他）的苏美两次高层会晤，均已涉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这一敏感问题。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在雷克雅未克，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坐在壁炉旁，“一对一”地谈论了很多内容。根据苏联官方报道，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无果而终，但立陶宛护法人员瓦·伊万诺夫（В.Иванов）证实，他在1989年看到过一本梵蒂冈出版的立陶宛文的小册子。根据其中的内容，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秘密会谈讨论的四个问题中，第三个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问题。
至于1989年在马耳他举行的苏美元首会晤，美国方面当事人的回忆录已公开了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命运谈判的某些“交易”内容。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称，“马耳他会晤极其重要，会晤就东欧、德国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问题达成了非正式谅解”。根据老布什的回忆，1989年12月3日，他和戈尔巴乔夫就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问题举行了没有第三人参加的“一对一”会谈。布什威胁戈尔巴乔夫说，“（针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任何镇压措施都会引起我国的强烈反应，都会制造使我们两国关系复杂化的问题”。马特洛克还补充指出，会谈中“布什提请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侵占，现在也不承。美国总统清楚地暗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是苏联的固有领土，他站在为脱离苏联而斗争的势力一边。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对美国总统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词进行任何反驳，只是轻描淡写地“向美国总统解释了苏联情况的特殊性”，甚至还保证，对这三国问题的处理仅限于非武力方式。这说明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马耳他达成了秘密口头协议：戈尔巴乔夫承诺不使用武力，布什则承诺美国不会为戈尔巴乔夫制造更多问题。马耳他会晤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分离主义势力加快了脱离苏联的步伐。葛罗米柯之子阿·葛罗米柯（А.Громыко）认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彻底输了，马耳他会晤是“苏联的慕尼黑”。据报道，布什政府在马耳他会晤几周后宣布，美国不仅要做莫斯科与华约国家之间的调解人，还要做莫斯科和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之间的调解人。美国肆无忌惮干预苏联内政的面目暴露无遗。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后，在不涉及细节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面对西方记者相当坦然地谈到了在苏美高层会晤中有关苏联命运的话题。1993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和《费加罗报》的记者谈话中称，“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个悲剧，是个大悲剧……在那次最高级别的会晤中，我们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没有可能返回”。戈尔巴乔夫语出惊人的自白，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向西方世界炫耀他在瓦解苏联过程中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雷克雅未克无条件地将苏联交给了美国。同时这也表明，他与里根“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没有可能返回”的背后，尚存大量内幕或“绝密”材料有待公开。
所谓鲁斯特事件，是指1987年5月西德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MathiasRust）自驾飞机“访苏”并安全降落在莫斯科红场。这一事件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特大新闻，并让超级大国苏联颜面丢尽。为此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Сергей Соколов）被撤职。但根据苏联解体后当事人曝光的事实可以肯定，索科洛夫蒙受了不白之冤。保障鲁斯特在苏联领空的飞行安全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的默许，其真实目的是为打击那些反对戈尔巴乔夫单方面裁军的苏军高层将领制造口实，为日后解散华约扫清道路。
解散华约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蓄意削弱苏联军事力量和彻底“结束冷战”的重大措施之一，但鲁斯特事件与解散华约的关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鲁斯特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却鲜为人知。根据俄罗斯上将列·伊瓦绍夫（Л.Ивашов）的说法，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召见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时，扣留了两张苏联西北方向的防空地图。有证据表明，该绝密地图是根据戈尔巴乔夫要求提供的，戈尔巴乔夫违规将地图扣留，一直没有归还。现有证据表明，鲁斯特的飞行轨迹显示出他对苏联西北部地区无线电定位跟踪站的位置了如指掌。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在鲁斯特事件中，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高层领导存在大规模政治阴谋活动。时任克格勃副主席的弗·克留奇科夫（В.Ключков）称，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他保障了鲁斯特飞抵莫斯科的行动。
索科洛夫辞职后，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削弱苏联军事力量的做法再未遇到阻力，从 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到1991年7月1日在布拉格签署彻底终止华沙条约效力的议定书，可谓一帆风顺。
四、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避谈卡廷事件？
苏联解体前夕，斯大林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拉·卡冈诺维奇（Л.Каганови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当局企图利用卡廷事件抹黑苏联和瓦解国家。2010年，俄历史学家克列斯尼克（A.Колесник）透露了他在1985年与卡冈诺维奇就卡廷事件座谈的部分内容，并揭开了亚·雅科夫列夫（А.Яковлев）等人围绕卡廷事件进行阴谋活动的某些内幕。但学界很少有人将卡廷事件与苏联解体联系在一起。
1990年4月13日，戈尔巴乔夫授意塔斯社发表关于卡廷事件的声明。声明称，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重大犯罪活动；根据所披露的档案材料可以得出结论，贝利亚（Л.Берия）、梅尔库洛夫（В.Меркулов）及其帮凶对卡廷森林的暴行承担直接责任。该声明推翻了苏联一直坚持的关于卡廷事件的官方立场，使苏联的国际形象遭到毁灭性打击，甚至出现了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的荒谬论调。令人不解的是，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著书立说大谈自己对摧毁“极权制度”的贡献，却极力回避他授意发表的上述塔斯社声明，更没有对其中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澄清。
根据叶利钦（Б.Ельцин）1992年公开的戈尔巴乔夫转交给他的“一号密封袋”绝密文件，卡廷事件中被处决的波兰公民为25700人。但1981年4月～1991年12月一直对卡廷绝密档案文件进行技术跟踪的苏共中央总务部六局工作人员维·加尔金（В.Галкин）证实，档案中保存的是记录了处决2000-3000名波兰公民的贝利亚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他没有看到过有关处决25700名波兰公民的决议。根据拉·卡冈诺维奇的回忆，联共（布）政治局于1940年通过了一个艰难的决议，同意处决3196名前波兰公民，因为他们的战争罪和刑事罪已得到证实。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证实，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曾多次调阅关于卡廷事件的档案文件，关于档案文件中被处决的波兰公民人数是2000、3000还是25700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理应一清二楚，但他没有就此讲过一句话。戈尔巴乔夫多半会将这一问题带进坟墓，因为如果他承认25700的数字是真实的，他将可能加入伪造者的队伍（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叶利钦公布的数字是伪造的）；如果他如实公开所看到的档案文件，则否定了他授意发表的1990年塔斯社声明。
五、“8·19事件”是“八月政变”还是戈尔巴乔夫策划的大规模挑衅行动？
1991年8月19日凌晨6时5分，苏联副总统根·亚纳耶夫（Г.Янаев）发表声明称，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他接替戈尔巴乔夫履行总统全权。声明还宣布，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8·19事件”。但在俄罗斯，无论大众传媒还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常将该事件称为“政变”。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卢基扬诺夫（А.Лукьянов）认为：“1991年8月19~21日所发生的一切，不能叫叛乱（国家的权力制度没有被触动），不能叫阴谋（历史上从没出现过这样的阴谋活动，在阴谋活动期间，‘阴谋者’向阴谋活动所反对的人报告事态进程），也不能叫政变（因为没有一种政变是维护现行制度的）。今天已经很清楚，这是在苏联境内拯救现有国家的一次组织糟糕的尝试。
近几年，根据当事人的曝光，出现了另一种看法。所谓“政变”，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策划的挑衅事件。原苏共中央委员弗·施韦德（В.Швед）曾发表文章称，“8·19事件”发生前，戈尔巴乔夫已得知在1991年9月将要召开的苏共党代会上，其总书记职务将被免除，之后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将罢免他的总统职务，并将根据其所犯的罪行追究刑事责任。但戈尔巴乔夫不甘心束手就擒，他需要采取大规模挑衅行动，让苏共、克格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失去行动能力。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戈尔巴乔夫在克留奇科夫的支持下策划了所谓的“八月政变”。
2011年8月18日，叶利钦的亲信米·波尔塔拉宁（М.Полторанин）对《共青团真理报》发表谈话指出，组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苏联总统策划的最大的挑衅事件；协助组织“八月政变”的还有叶利钦和克留奇科夫；在“政变”之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常有来往。
有关叶利钦协助“八月政变”之说，自称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朋友的亚·普罗霍罗夫（Я.Прохоров）谈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戈尔巴乔夫对他们提出的任务是，攫取国家政权三至四天，拘留叶利钦及其顾问，把‘脏活、粗活儿’做好，不要让戈尔巴乔夫弄脏手；待恢复国家中央权力及戈尔巴乔夫‘康复’后再将权力转交到从福罗斯返回的其本人手中。本来这一任务可以完成，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深知‘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关系内幕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没有向‘阿尔法’特种部队领导人卡尔普欣（В.Карпухин）将军下达抓捕叶利钦的命令。这让叶利钦很快站在白宫前的坦克上。此时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感到上当受骗，于是请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但戈尔巴乔夫将他们赶出福罗斯，他们受到群众的嘲弄并被逮捕。这样，叶利钦掌握了全权，并开始指挥军队。他通过下达一系列命令，将所有中央权力机构控制在自己手中……三天之后，戈尔巴乔夫才回到莫斯科。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本应宣布叶利钦的命令为非法并将管理国家的权力收回，这是他的宪法职责。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从而成为国家政变的参与者。实际上，发动国家政变的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二人，而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曾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在“8·19事件”发生10周年之际对《文学报》发表谈话指出，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一批机关权势分子”策划了苏联解体的行动。
根据“8·19事件”当事人的回忆，策划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计划酝酿许久，戈尔巴乔夫是知情的，因此，指控戈尔巴乔夫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大规模挑衅活动并非空穴来风。但戈尔巴乔夫在“8·19事件”中的真正角色，恐怕将是永远解不开的谜，因为在“8·19事件”之后的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已经有言在先：“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对你们说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真相！
六、别洛韦日协议与苏联最高统帅的“不作为”
1991年12月8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舒什克维奇（С.Шушкевич）、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列·克拉夫丘克（Л.Кравчук）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丛林的维斯库利别墅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别洛韦日协议。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别洛韦日协议是钉在苏联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人们不禁要问，别洛韦日协议签署前后戈尔巴乔夫在做什么？叶利钦赴白俄罗斯签署埋葬苏联的协议，苏联总统是否知情？如果知情，他为什么不履行宪法赋予总统的职责，制止阴谋活动？在瓦解苏联的最后一站，戈尔巴乔夫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以“民主”为己任、“避免流血”的“高大上”领袖，还是为其“自我生存理念”“战斗”到最后一息、成为与瓦解苏联势力同流合污的背叛者？
（一）关于1991年12月5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会面
不少人认为，别洛韦日协议是背着戈尔巴乔夫签署的。如果所谈的是协议的具体内容，这一看法不无道理，因为即使是俄白乌三国领导人，在会见之前也未必知道他们将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但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在明斯克三国首脑会晤之前的1991年12月5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就白俄罗斯明斯克会晤问题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很难想象，4个小时的会谈与俄白乌签署协议毫无关系。
关于这次会谈至少存在三种说法。其一，叶利钦的亲信根·布尔布利斯（Г.Бурбулис）1991年12月10日在与苏联议会中代表俄罗斯的议员会面时证实，在启程赴白俄罗斯之前，叶利钦向苏联总统通报了关于即将谈判的情况，所以，没有任何根据认为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是什么个人行为。布尔布利斯认为，让叶利钦个人承担苏联灭亡的后果是不公平的。其二，叶利钦的另一位亲信米·波尔塔拉宁在别洛韦日协议签署10周年之际发表谈话称，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斗争，“只是一些无关紧要问题的‘吵吵嚷嚷’而已。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斗争！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三，戈尔巴乔夫自己对这次会面的说法是：“叶利钦有自己的计划。所以，在他赴明斯克之前的会面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带着什么东西去哪里？’我的态度是，有（联盟）条约草案，乌克兰可同意条约的全部或部分条款。叶利钦以（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拖延讨论条约为由，提出可以考虑斯拉夫共和国的联盟问题。我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在有乌克兰领导人参与的在莫斯科举行的总统会见中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他与叶利钦之间并没有“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一致意见”，但叶利钦相当清楚地向戈尔巴乔夫通报了其明斯克之行的真实目的。虽然戈尔巴乔夫认为，成立“斯拉夫共和国的联盟”的建议是“不可接受的”，但又表示可以“在有乌克兰领导人参与的在莫斯科举行的总统会见中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二）戈尔巴乔夫是否对1991年12月7-8日俄白乌三国首脑在别洛韦日丛林的阴谋活动毫不知情？
第二个重要而又存疑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是否对1991年12月7-8日俄白乌三国首脑在别洛韦日丛林的阴谋活动毫不知情？根据当事人披露的事实，戈尔巴乔夫获取信息的渠道畅通无阻，可通过克格勃随时得到阴谋家在别洛韦日丛林活动的确切情报。时任苏联国防部部长叶·沙波什尼科夫（Е.Шапошников）元帅在其回忆录中说，1991年12月8日晚10点，叶利钦打电话向他通报了在白俄罗斯签署俄白乌三国联盟条约的情况，他刚放下电话立即接到了戈尔巴乔夫打来的电话：“有什么新消息？因为你刚刚与叶利钦通话了。”这说明，戈尔巴乔夫不仅自己有畅通的联系渠道，也对叶利钦的联系渠道进行着有效监控。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卢基扬诺夫斩钉截铁地说，白俄罗斯克格勃随时向苏联总统通报情况，并准备一举抓获这帮人。另据俄媒体披露的材料，叶利钦等三人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之日，苏联特种部队一整夜都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等待赴白俄罗斯逮捕阴谋参与者。根据苏联宪法，总统有权对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者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但无论是1991年12月8日夜晚，还是12月9日，特种部队最终也没有等来苏联最高统帅的命令，整个国家等来的是12月9日戈尔巴乔夫再次与叶利钦的会面和当晚他发表的阐明了其立场而又不“激化矛盾”的书面声明。
（三）关于“4+1”会面和戈尔巴乔夫1991年12月9日声明
别洛韦日协议公布次日，即1991年12月9日中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及哈萨克共和国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Н.Назарбаев）举行了会面（原定的“4+1”会面由于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缺席未能实现），当晚，戈尔巴乔夫就别洛韦日协议发表了声明。
关于1991年12月9日的三人会面。关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三人会面的详情，见报的材料极少。当事人之一叶利钦是这样评论的：“我不想说戈尔巴乔夫支持独联体，但他并没有反对，更不要说以武力的方式反对。”根据苏联报纸的报道，三人会面持续了80分钟。“整个80分钟基本上都在讨论戈尔巴乔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向叶利钦提出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到了在新的联合体领导机构中设置总统职位的可能性”（韦政强主编:《苏联解体纪实》，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资料汇编，1992年，第373页）。可见，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停止存在”没有任何痛惜之情，他念念不忘的不是苏联的生死存亡，而是独联体机构中有没有他的位置。
关于1991年12月9日戈尔巴乔夫的声明。1991年12月9日晚，俄罗斯电视台宣读了戈尔巴乔夫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声明。研究人员更关注的是总统助理格·沙赫纳扎罗夫（Г.Шахназаров）公开的关于存在“第二份声明”的说法。沙赫纳扎罗夫称，当日他为戈尔巴乔夫起草了两份内容不同的声明。正式公布的“12月9日声明”是一个避免矛盾激化的“和稀泥声明”。虽然该声明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能由三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停止全苏法律效力的声明是不合法和危险的”，但又称别洛韦日协议“有其积极的一面”“强调在协调一致的原则上、在统一货币和银行金融体制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甚至还对乌克兰参与别洛韦日谈判给予正面评价，因为此前乌克兰对签署协议没有积极性。沙赫纳扎罗夫所说的第二份声明的核心思想是“撤销明斯克文件”。虽然人们至今未能看到该声明全文，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签署第二份声明，他将与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人发生直接冲突。但戈尔巴乔夫最终没有签署第二份声明，尽管根据沙赫纳扎罗夫的说法，他之前对该声明已经表示“同意”。
由于1991年12月5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四小时单独会面和1991年12月9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的80分钟会面均没有完整的记录（很可能，戈尔巴乔夫有意不做会谈记录），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最后一刻的“庐山真面目”至今若暗若明，但至少以下几点已经明朗。第一，对俄白乌三国领导人的会面甚至签署导致苏联解体的“斯拉夫共和国联盟”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是知情的。第二，关于1991年12月７~8日俄白乌三个共和国领导人在维斯库利别墅的阴谋活动，戈尔巴乔夫通过自己的渠道随时可以得到准确情报，但他并没有利用苏联宪法赋予的权力，下令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的苏联特种部队采取行动。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千钧一发时刻的“不作为”，等同于宣布别洛韦日协议自签署之日起已经生效。第三，1991年12月9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声明，虽然也表明其“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能由三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的立场，但放弃签署他已同意的关于“撤销明斯克文件”的第二份声明，说明他已下定决心与他曾领导的苏联分道扬镳。
俄罗斯一些人认为，在推动苏联解体方面，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并无矛盾，戈尔巴乔夫自知在执政期间罪错深重，苏联解体对于他是理想的结果，既然没有国家，也不必为瓦解国家承担责任。而与叶利钦同流合污，能在谋求个人利益方面留下与后者讨价还价的更大余地。根据戈尔巴乔夫卫队长的说法，戈尔巴乔夫一生坚持不懈追求的第一理念是“自我生存”，直到苏联已名存实亡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还在与叶利钦探讨“在新的联合体的领导机构中设置总统职位的可能性”，这是他为“自我生存”理念斗争到最后一刻的充分表现。
苏联解体以来近30年的现实，证实上述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最后一站“不作为”原因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虽然叶利钦没有让戈尔巴乔夫在独联体机构中担任一官半职，但戈尔巴乔夫这位昔日的“政敌”、曾受戈尔巴乔夫打压的“造反派”，“以德报怨”，基本满足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各种待遇要求，包括设立“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至于“没有国家，也不必为瓦解国家承担责任”的分析意见，更是一语中的。由于叶利钦是毁灭苏联的罪魁之一，他和他的继任者都不会认为，瓦解苏联是“犯罪”行为，也不可能对任何人追究瓦解苏联的法律责任，包括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但这并不是俄罗斯社会的民意。据报道，俄罗斯不少有识之士至今仍坚持，从俄罗斯未来国家建设考虑，应把戈尔巴乔夫送上历史的法庭。
2016年2月19日，俄罗斯联邦电影工作者联盟主席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对国际文传电讯社发表谈话称，从俄罗斯未来建设考虑，应在国家一级“认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犯罪”。——作者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