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这是1950年9月政务院第四十九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内容，直截了当地点明了一项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头等内政要务：防疫治病，重塑卫生体系。
在建国前的1945年4月，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任务时就有指出：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但面对蒋介石政权和各路军阀留下的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疫病现状，这仍然是一个艰巨的历史性工程。
当时中国只有3670家医疗机构，其中只有2600家是专门的医院；而医生只有363000名，其中还有33000余名是护士。
好在，中国拥有了社会主义制度。
好在，中国有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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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熟读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
在他心中，卫生防疫始终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国家大事，决定着人心向背、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维系着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早在1929年12月，毛主席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指出：
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1933年11月，毛主席到兴国县长冈乡实地调查，在《长冈乡调查》中曾写道：
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一年后，毛主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开始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军民卫生运动、实施接种预防等。
1944年年初，延安周边曾出现过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毛主席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强调：
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1949年9月，建国前夕，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第18条规定：
在政务院下设立卫生部，受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
同年11月1日，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为首任卫生部长；12月，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和东北、华北人民政府也陆续设立了主管卫生工作的卫生部。
一年后，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主席为大会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再一年后，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卫生工作遵循毛主席“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这三项原则所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
该报告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在以中央名义起草的指示中明确提出：
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1952年春，华北地区发生了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疫病并出现蔓延势头，毛主席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
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
当时，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与我国东北边境曾大规模实施细菌战、投放化学毒剂武器，这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1952年3月，政务院决定重组中央防疫委员会，由上而下的以举国体制领导全民抗疫。
同年12月，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卫生运动”被提高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有生力量。
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后，卫生小组的积极分子身体力行，检查、宣传并进，带动群众讲卫生。
比如龙须沟一带差不多每条街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每十户人家有一个卫生小组，规定每星期检查卫生三次。在卫生小组长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过去胡同两边堆满的垃圾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最偏僻、最小的胡同也没有一点垃圾了。
当时适逢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主席为大会题词：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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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严重的病毒害无疑就是血吸虫病，尤其在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蔓延最甚，最多时遍及了南方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患病人数超过千万人口，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一亿人。
血吸虫病当时也被人们称为“瘟神”。
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从水上练兵到最后的过江，都有大批指战员感染血吸虫病，一度造成大规模非战斗性减员。
建国后，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的上海市郊任屯村农民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信，要求党尽快治好血吸虫病。
面对群众危难，毛主席立即派出的医疗队去往任屯村，不分昼夜查病治病，紧急抢救了不少病人。
195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又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的严重疫情，主席立即回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随后，毛主席点将政务院秘书长仲勋同志，专权负责处理中央层面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全国全局，务必战胜“瘟神”。
1955年11月17日至18日，“待不住”的毛主席赶往杭州，召集了华东、中南地区的省委书记们专门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时，听取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防治血吸虫病情况的报告后，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并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根据主席的提议，中央迅速成立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和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广东等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以及卫生部、农业部的负责同志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当时简称“中央血防九人小组”），统一领导南方十二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自治区）的血防工作。
党中央指挥，各地一把手坐镇，这是共和国应对公共灾难的高效组织优势，其本质内核则是源于建军早期的“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曾严肃指示卫生部党组书记徐运北：
你要离开这里（北京），到上海准备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点疫区的情况，一定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亲自掌握情况……
血防领导小组甫一成立，立即于11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总体部署。
195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则有办法对付了！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消灭血吸虫病摆在了“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首位。
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主席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
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
1957年2月6日，中央批转血防九人小组《关于第三次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和《1957年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指出：
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
“广开言路”，这是尊重科学；
“党的领导”，这是尊重制度。
图为1950年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为了加强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具体组织，卫生部设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局，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明确要求建立各级防治委员会。
毛主席提出的“自上而下建立专门领导小组和防治机构”的举措，开创了中国防治传染性疾病的独特领导模式，形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机构体系，对统筹领导防治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并一直延续至今。
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在当时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广大干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3
仅仅依靠某一两位专家的意见或某一个社会组织的独力管理，这在党的历史上已多次验证行不通。
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领袖，才能够动员最广泛的群众力量；而只有发动起群体群众的抗疫能量，才能够真正消灭疫病。
这一点，江西省余江县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江西省余江县是那一时期全国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间，患病死亡近三万余人，毁灭村庄超过四十个，两万多亩良田变成荒野，成为“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的“棺材田”。
余江县，也就成了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县、试点县。
1951年3月时，毛主席就派出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
两年后，主席又派医务人员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血防的重点实验研究。
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注下，余江县人民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下定决心“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掀起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区域性群众运动。
从1955年冬至1958年春，余江县共发动人民群众3.6万多人，投入劳动日231.4万个；填旧沟347条，长191千米；挖新沟87条，长117千米；填旧塘503口；完成土方416.4万立方米，基本上完成了大面积的灭螺任务。
那几年，一首歌谣迅速在余江传唱开来：
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
在《国家历史》一篇回忆余江县灭螺大跃进的稿件中，对于现场做了这样的描述：
工地上竖立着木板钉的大横标语牌，一块板子一个红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标语旁，15面红旗迎风招展：“马岗乡灭螺大军” “青山乡灭螺大军”15个乡4000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打夯声，欢呼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三个昼夜，完成了预定5天的任务。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发表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的《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文章；6月1日《江西日报》又刊发《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宣告余江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当晚，毛主席在读罢这则通讯后，心潮起伏，兴奋不已，彻夜难眠。
次日清晨，他激情赋诗：
《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句话点明了毛主席的政治观，而政治观一定是抗疫观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决定了在公共灾害面前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与认知边界。
根据全民防疫这一政策，那个时候党的基层组织还纷纷到农村地区张贴海报，各种卫生和防疫口号也出现在农村的墙上。
由于大多数群众不认识字，基层的干部们还会用木偶戏来宣传，使群众一眼就能看懂木偶戏，掌握防疫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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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站，又称卫生防疫站，这是新中国学习苏联卫生防疫的典型案例。
根据毛主席的医疗政策，卫生防疫站成立于1953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1965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达到2499个，全国防疫站累计从业人员达到77179人。
但此时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
由于城乡差距在那时开始拉大，防疫站和医务人员的数量逐步不匹配，很多防疫站沦为了“花架子”，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已没有实际效果。
1964年6月毛主席在接见越南外宾时，就批评了北京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
当年8月10日，他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现实是严峻的，60年代中期时，我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已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愈发危急。
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
当年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也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公家经费”，比用于五亿人口的农民群众的还多。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终于雷霆发声、大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份勇气直到今天都仍具启发性。
那一天，毛主席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源自毛主席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
他之所以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
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
在当时，主席明确表达了他对农村卫生工作的看法：
没有必要读这么多书来改革医学教育，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
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劳动出真知”，在分析问题时要分析主要矛盾、解决次要矛盾，而当时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村医生的缺乏，等待和培训足够的医生是不可能的——那么，经过几年的学习、直接去农村里，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培养基层医学人才、更广泛地控制外敌的“投毒行径”。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9月14日被《人民日报》刊载。
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的叫法首次出现是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该公社于 1965 年夏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
当时，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头上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这个批示经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的热潮。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标志性的时代元素之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赤脚医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中学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他们被挑选出来后，会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毛主席的态度是极为明确且指向性精准的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赤脚医生在封建愚昧的农村地带大力宣传卫生知识，鼓励群众移风易俗，发动群众起来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开展以除害灭疫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卫生面貌。
在中央和地方、在广大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终于出现了飞跃发展。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改变了农村的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报》中指出：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在国际上，“Barefoot doctors”的名头也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享誉世界，为社会主义制度添光增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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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会主义，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拯救黎民苍生，才能最大限度的扑灭疫情。
两年多来的新冠疫情，我们置身于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公共灾难，我国的地铁公交没有涨价、基本民用商品没有涨价、全员核酸检测政府包办、军委调动军力进驻疫区仅一夜之间、湖北武汉换将换帅超3000人（没有西方的“中央地方矛盾”）……
这一切，都是公有制的伟大，都是共和国的“老底子”在保护中国人民。
一场疫情，凸显制度优势和制度底线。
今年的上海，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理论下特有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阶层分配差距”、“贫民不如富狗”等旧社会乱象竟然频频出现，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我无意在这里刻意切割历史，但是观察到许多清晰可见的宏大又温暖的场面：武汉几近沦陷时全国各省公立医院调动医力“点对点”组建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舱医院内后期呈现出一片歌舞欢腾的人民公社式的“无阶级景观”、前线医护战士昼夜不分地为了一座距离家乡可能是千里之外的湖北拼命……
我必须忍不住感叹一句：建国前三十年毛主席亲自为民族铸下的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在护佑着中国。
从抗疫的角度，这种精神无需花里胡哨的文墨飞扬，就是上一段写的，简单又刚劲的六个字：赤脚医生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谈新中国七十年的医疗保障，要分为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前三十年我们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
而且我们走的路，真正是一条中国道路，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医学模式。
西方医学模式是往高精尖走，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医生一定要经过专业化、正规化培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因为个人没钱，政府也付不起。
而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的赤脚医生，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创举。
赤脚医生不是正规的医生，按照今天的标准根本就没有行医的资质。但是毛泽东当时说过一句话：这总比去庙里拜菩萨、吃香火好，比没有好。
西方经济学有个理论叫‘干中学’，其实赤脚医生就是干中学的产物。用很短的时间给他一个培训，然后他就边干边学，用中医的手段处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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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绝不能放任资本搅局、买办代言人横行、外域帝国主义插足，这同样是毛主席留给社会主义中国的抗疫经验。
前文提及的1929年毛主席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有指出：
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曾强调：
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建国后，1951年9月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又指出：
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之所以有这样的指示，是因为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同志当时向毛主席直面报告了基层的许多官僚主义乱象、瞒报漏报行为：
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
这个苗头性问题引起主席的警觉，才有了9月9日的《指示》。
为官抗疫，是为了什么？是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还是群众切身的利益乃至生命安全？
瞒报漏报，这种官僚主义行为的背后，本质是在弱化党的领导、削弱中央与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组织联系，这对于应对突发疫病灾情显然是不利的。
1959年6月广东曾发生水灾，毛主席得知后马上批示：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党管一切，这是毋庸置疑的抗疫铁路，如毛主席1953年所言：
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
“独立王国”，多么刺耳的历史重音。
1954年4月，毛主席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有言：
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还记得前文第二段我写到的“一把手坐镇”吧，1960年，毛主席在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就曾严肃批评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
当时毛主席明确要求卫生工作：
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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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是毛主席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命题。
主席认为：
乱子有二重性，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1958年，毛主席正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云南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导致人员大量死亡事件的。
当年11月25日，主席对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明确指出：
云南省委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一方面，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另一方面，别的省份也可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避免犯云南那样的错误。
这就是主席灵活运用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的集中体现，具有跨时代性的普遍指导意义。
直到今天，“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这三大基本认知依旧具有指导意义，而能够将其践行于抗疫大业中，则必须始终以人民史观坚持人民立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
毛主席是怎么抗疫的，抗疫议题的侧面其本质思想终究还是「毛主席是怎么对待人民和思考制度的」。
“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勿忘主席的谆谆教诲。
革命胜利前，他在讲到“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困难时，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
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
革命胜利后，他又说：
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可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