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解放战争历史的时候，有个经典的问题，常会被人提起，那就是：

　　为什么短短3年时间，毛泽东就能打赢解放战争？

　　要知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当时的诸多条件，对我党并不利。

　　先看两党军队人数。

　　当时国民党拥有正规军约200万人，再加上其他的军事力量，综合起来总共有430万人；

　　反观我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61万人，算上地方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人员，总共为127万人。

　　两相对比，双方的兵力约为3.38比1，兵力悬殊。

　　再看两党的武器装备。

　　国民党方面，由于接收了受降的100多万侵华日军的武器，加上美国的大力援助，军队的武器装备十分先进，火力强大，种类繁多，如坦克、重炮、飞机、军舰等。

　　而这些，恰恰是我党亟待需要但又缺少的。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更多还是依靠小米加步枪，即便在战争中也缴获过一些武器，但与国民党的差距依旧悬殊。

　　还有两党的控制势力范围。

　　国民党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主要交通线，还有当时中国的几乎所有现代工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在政治上，看起来似乎也更具有正统性，毕竟，当时世界承认的，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我党当时则主要扎根在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也左右不了经济，政治上，也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除了这些，当时国内国际上的诸多要素，也都不利于我党。

　　这么一看，国民党的整体实力确实远远超过共产党，谁输谁赢，似乎已成定局。

　　但，为什么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最终的结局，是国民党败，共产党胜；国民党军败，人民解放军胜；蒋介石败，毛泽东胜？

　　在对解放战争的历史进行整体性的了解，并参考了一些分析资料后，我觉得有3方面原因很重要。

　　总的来说，就是：

　　战略高明，以人为本。

　　战术切实，协同配合。

　　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为什么是这3方面原因呢？

　　让我们一一来看。

　　1

　　第一个重要原因：

　　战略高明，以人为本。

　　这里的以人为本，是一种凝练的概括，具体来说就是：

　　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保存我方有生力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双方的有生力量的此消彼长，才是决定解放战争胜败的关键，核心在人，而不是在地。

　　对于蒋介石来说，则恰恰相反，他是以地为本。

　　他在《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报告中这样说道：

　　“大家要知道，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

　　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所以匪军不能占据都市，实在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国共双方最高统帅的战略方针，完全不同，简单来说就是：

　　蒋介石要地，毛泽东要人。

　　那么，到底那种战略方针行之有效呢？

　　解放战争初期，局势对蒋介石更为有利，“以地为本”的战略方针，看起来似乎更有效些。

　　得益于美军的援助，在战争初期，蒋介石倚靠着先进的武器装备、数量庞大的军队，很快便夺取了不少解放区的重要城市，也打通了一些交通线，还控制了大片大片的解放区土地。

　　从表面上来看，蒋介石的战略构想似乎是成功的，城市、交通线、土地，都如探囊取物，解放军这边，则是另外一番光景。

　　在战争初期，基于种种考量，解放军并没有和国民党军硬碰硬，而是先后撤出苏皖边区和山东根据地的首府；

　　1947年，面对胡宗南气势汹汹的进攻，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又主动撤出延安，这让蒋介石大喜过望，共产党距离失败应该不远了！

　　在蒋介石看来，延安是共产党的大本营，离开了大本营，就成了彻彻底底的流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认为：

　　“过去时代的流寇，只有两种本领：

　　一种是负隅，凭借险阻，顽强抗拒；其次是流窜。

　　……但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

　　交通如此发达，武器如此进步，无论什么险阻，经不起飞机的轰炸，无论流窜如何迅速，赶不上火车汽车，所以流寇是无法存在的。”

　　但，解放军真的像蒋介石说的那样，是流寇吗？

　　当然不是。

　　早在1929年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坚决反对“流寇思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让党领导军队，使得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凝聚力大大增强。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基于此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并积极开展土改和宣传工作，使得我党我军逐渐打下了坚实而又广泛的群众基础。

　　除此之外，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实践，如反围剿斗争、长征、抗日战争等，也让我党我军获得了巨大的历练，革命斗争经验越来越丰富，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所谓的流寇之说，所谓的“匪军不能占据都市，实在是他们致命的弱点”，不过是蒋介石自己臆想出来的，完全忽略了客观实际，实乃谬论。

　　解放军的撤退，也绝对不是无意义的逃跑，而是基于毛泽东战略构想布局中的一部分，是有计划的转移，和对敌人的牵制。

　　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指出：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何以见得？

　　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

　　1947年，国民党军集中重兵，搞重点进攻，准备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时，陈毅统率华东野战军，用一部分军队伪装主力进行抵抗后，就弃城而走。

　　蒋介石大喜过望，以为临沂唾手可得，可实际上，他的判断完全错误。

　　华东野战军之所以要撤出临沂，是为了迷惑敌人的主力，避其锋芒。其真正的目的，是隐蔽北上，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包围从胶济铁路孤军拿下的国民党北线部队。

　　正所谓柿子要挑软的捏，集中优势兵力，打下敌方的分散兵力，也就容易得多。这就像田忌赛马中，好马比中马一样，硬实力摆在那里，输赢是注定的。

　　3天时间，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前进指挥部、两个军和所辖的六个师，以及一个师的大部，总共5.6万多人，被解放军一举歼灭。

　　当时，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的王耀武听到消息后，十分不解，他恨恨地说：

　　“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3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光啊。”

　　话语间透着巨大的无奈，实际上也从间接上表明，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有问题的。

　　之后，解放军趁机扩大战果，进一步控制了250多公里的胶济铁路，并解放了13座县城，整个战役共歼敌7万多人，取得巨大胜利，对华东战局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

　　除了进攻山东解放区，蒋介石还打起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主意。

　　1947年3月19日，他命令胡宗南率领25万余人，直扑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在陕北战场，解放军只有4个野战旅1.7万余人，以及3个地方旅。相比胡宗南的25万余人的兵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正面迎敌，必然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

　　形势危机，该怎么办？

　　毛泽东没有犹豫，他力排众议，果断选择撤出延安，寻求新的突破口。

　　对于这种做法，毛泽东解释说：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思路清晰，比喻形象，接下来就是实操，战场上见分晓了。

　　毛泽东离开了延安，但他和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而是在这里和胡宗南兜起了圈子。

　　这种操作，倒有些和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类似，都是在敌人的刀剑起舞，非大智大勇者不可为也。

　　接下来的战况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

　　胡宗南25万余人来到了延安，看似胜利，实则什么也没得到。

　　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胡宗南的部队在陕北完全扎不了根，碰了一鼻子灰。兵力分散后，被西北解放军各个歼灭，最后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又撤出了延安。

　　蒋介石本以为占领临沂、占领延安就是胜利，可问题是，看似占了地盘，自己军队的有生力量却被大大消耗了，那么试问，这样占领的意义何在？

　　没了有生力量，没了具有战斗力的人，那么占领的地盘，迟早会被夺走。

　　须知，短期的占有不叫占有，能长期的扎根才算真本事、硬实力。

　　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方针渐渐不灵了，内战爆发一年多后，他忽然发现，自己居然似乎没什么兵可调了！

　　这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

　　如果从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7月算起，到1947年6月的时，解放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保安部队等杂牌军34万人，总共歼敌112万人。

　　国民党的军队，是越打越少，越大越弱；解放军的军队，却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并从过去的战略防御为主，开始转为战略进攻。

　　对解放军来说，这种趋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不断巩固强化，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好战略，坏战略》这本书中说：

　　“好战略旨在实现某一重要目标，具有连贯性、协调性、指导性和物质性的特征。

　　大多数情况下，很多组织都没有好战略。

　　相反，它们拥有的只是体现进步的多重目标和行动，除了‘再花点钱、再努把力’之外，并没有一个连贯性的策略来取得进步。”

　　结合这段话，以及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对战局的不同把控，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和蒋介石各自的战略方针，孰优孰劣，孰好孰坏，高下立判，不言自明。

　　2

　　如果说战略是为组织划定一个长远的发展方向，那么战术，就是基于相应的战略，所采取的种种具体方案、行动、细节。

　　战略偏宏观，战术偏微观，二者彼此不可分离。

　　有了好的战略，如果不能落地执行，战略再好也只是幻想，组织处于一种浮空的状态；

　　有了好的战术，如果缺乏正确方向，战术再好也只是徒劳，组织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可惜，蒋介石既没有好战略，也没有好战术。

　　他的战术执行，和战略方针一样，背离实际，错得离谱。

　　对此，李宗仁曾回忆说：

　　“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

　　“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

　　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做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

　　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从李宗仁的这些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蒋介石确实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者。

　　作为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军队竟如儿戏一般，不是坐在指挥室进行电话指挥，就是坐着飞机漫天飞。

　　忽略战争发展的客观实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想到哪指挥到哪，想放弃就随意放弃，还不允许别人提建议，提建议如果犯错就是你的锅，你只要比我强就是你的错……

　　本来战略方针就不高明，战术执行又这么拉胯，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自嗨，输了就写日记反思，以图所谓逆袭，回归到现实，又并未有任何真正的改变，打仗依旧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一个组织有了这样的最高统帅，焉有不败的道理？

　　当打仗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反观解放军这边，则完全不同。

　　毛泽东除了在战略上比蒋介石高明外，在战术上，也是完全压制。

　　简单来说就是：

　　战术切实，协同配合。

　　战术切实，就是采取执行的战术符合战略与客观实际；

　　协同配合，就是组织内部各成员之间的沟通团结互动。

　　先看战术切实。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8月的时候，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共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出现了巨大变化，优势已逐渐在解放军手里，而国民党军已是强弩之末了。

　　叶剑英说：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既然选择发动决战，那就要坚决贯彻，切实推进，尤其是第一个战斗的胜利，十分重要。正所谓“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

　　为了最大程度保证首战胜利，毛泽东专门归纳了3条原则：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

　　毛泽东归纳的这3条原则，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他大的战略方针的具体化。

　　或者说，他将较为抽象的战略层面的构想，细化成了可操性较强、切合实际的战术性指南，方便各战区的领会和执行。

　　三大决战也就是基于毛泽东这一设想所推进的。

　　对此，叶剑英描述道：

　　“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再看协同配合。

　　解放战争是一场国共双方的生死之战，除了最高统帅坐镇，当然也不能离开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协同配合。

　　我们已经知道，国民党中的协同配合可谓是一塌糊涂，蒋委员长指挥战斗，一手遮天，那共解放军这边如何呢？

　　情况完全相反。

　　在解放战争中，虽然是最高统帅，但毛泽东十分重视听取一线将领的意见，并经常与他们反复商议，还会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给出的判断和建议。

　　经过深思熟虑后，也会根据这些建议和实际情况，对战略战术等，做出重大调整、完善甚至改变。

　　比如著名的淮海战役，就是在粟裕的建议下，发动进行的。

　　这场战役的全盘战略设想，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与淮海战役前线的各将领，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曾说：

　　“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深以为然。

　　一个组织，想要实现某个目标，除了好的战略战术，也离不开好的协同配合。

　　因为组织是一个整体，如果这个整体里的成员不能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互动，反而是互相推诿拆台，那么整体也不再是整体，而是一盘散沙，外强中干，总有倒塌的一天。

　　军情不是太紧迫时，毛泽东能做到与前线将领反复磋商，听取相关意见，并对整体策略进行调整；

　　军情异常紧迫时，毛泽东又能让前线将领“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这种民主又集中、原则又灵活的沟通方式，既保证了组织的核心对整体局势的把控，又给予了组织中成员应有的信任，这让解放军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也更能灵活地应对各种危机挑战，而这，也是蒋介石所没有的。

　　从这一点来说，解放军的胜利，也不是偶然的。

　　3

　　说完了战略战术，以及组织内的协同配合，还有一个原因也很关键，那就是：

　　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如果说前两方面为解放军成功的重要内部因素，那么“人心所向”，就是其成功的重要外部因素。

　　徐焰少将在《解放军为什么能赢》一书中说：

　　“由于共产党搞了土地改革，并实行争取中间阶层的政策，国民党却拒不进行任何社会改革，结果亿万农民和几百万士兵“用脚投票”，跑到了共产党一边。”

　　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在日记中反思道：

　　“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

　　是啊，这样不为人民大众说话、谋福利的政府，为什么还要存在呢？为什么还会存在呢？为什么不应被推翻呢？为什么不会被推翻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几乎是一种历史必然。

　　或许，蒋介石已经忘了先总理的那句话：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人民群众不再对国民党政府抱有期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共产党，支持解放军。解放战争的进程能被大大加快，跟民众的大力支持，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比如淮海战役，解放军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亿6千多万斤，不少民工是自发参与运送，充分保证了解放军的后勤补记。而相反的，国民党军队却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空投，除此之外没有补给，弹尽粮绝。

　　陈毅曾深情地说：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这就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4

　　为什么短短3年，毛泽东就能打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和大家分析了3方面原因，包括：

　　战略高明，以人为本。

　　战术切实，协同配合。

　　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其中，前两方面为成功的内部因素，而第三个原因，为外部因素。

　　在我看来，内外因素的相互结合，促成了毛泽东实现这一千秋伟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能不能从中获得一些对个人成长有益处的启发呢？

　　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对身处逆境中的朋友。

　　比如，当你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苦恼时，其实就可以试着先从战略层面考虑问题。

　　我想要做一个怎样的工作？

　　我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与这个工作之间还有什么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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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就是在做自我定位。

　　当你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自我定位，实际上也就有了清晰的战略方向，知道自己奋斗的重点在哪，而不会朝令夕改，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这就叫战略高明，以人为本。

　　在这种战略方向的指导下，结合你所想要的工作实际，去进行分析、拆解。

　　比如，你想从事新媒体写作的工作，那就仔细想想，新媒体写作的方法是什么，我又该如何去提升？于是你就会去制定相应的计划，并努力落实、提升自身的能力。

　　同时，你也可以试着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博采众长，进一步完善你的写作能力。这就叫战术切实，协同配合。

　　当你真的写出了优质文章，被越来越多人喜欢和认可，甚至因此而获得了更好的机会和更大的平台，这就叫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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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读历史的魅力就在这。通过读一段历史，我们总能切入不同的角度，并获得一些独特的启发。

　　正如金冲及先生在《决战》这本书里说的那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前人实践记录的总汇。

　　梁启超说过：读史可以“益人神智”。

　　回顾这段经过实践检验的历史，目的不仅是为了缅怀前人的巨大功绩、感受革命成功的得来不易，

　　更多的是力求利用现在可以得到的国共双方那样丰富的资料，对这场规模如此宏伟、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大决战中双方统帅如何思考和实行指导的事实进行粗略的梳理和剖析，

　　从中不是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