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吴冷西同志《忆毛主席》一书。作者该书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华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这次再版，将作者历次修正完整收录。现经作者家属授权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同意，由昆仑策研究院分篇转载该书有关章节，以飨读者。该书的“编后语”和第一、二部分“（一）从评价斯大林说起”、“（二）新闻的阶级性”已发（见【相关阅读】）。本篇为第三部分“（三）政治家办报”及附录“五不怕及其他”。

 

忆毛主席

———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吴冷西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22年8月第1版

 

【1960年，在最高国务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审阅新华社消息稿。左为吴冷西。】

（三）政治家办报

6月7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从卢郁文事件说起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这里指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主张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并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在这以后，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6月6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作政治家办报。

毛主席谈到这里，话题一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四月的批评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4月10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4月6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10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开始就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调我去《人民日报》，同时还兼新华社的工作。

四点改进意见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作系统的宣传。

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

谈到这点意见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主席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主席这时又回过头来就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对他们讲到他想辞去国家主席。事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月8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主席接着逐条作了解释，讲了很长的一大段话（详情见我写的《五不怕及其他》一文，附后）。

【附录】（作者吴冷西，1987年12月发表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日报回忆录》中）

五不怕及其他

1957年6月7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这是一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我们从乔木同志住处出来，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这是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后来拆除了），来到勤政殿（这是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地方，后来也完全拆除重建了）后面的一个小侧门，进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习惯在北房工作和睡觉，虽然他的大书房在东厢房。这高大的北房是五开间，毛主席睡觉和看书大都在靠东边的一间，那里简直也是一个书房，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也常在这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似乎刚醒来不久，斜躺在两张单人木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过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堆满近期看过或要看的书，有古籍（大都夹着书签），也有新书（有些翻开的）。他手里正拿着《文汇报》，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他报纸。

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先问我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说现在报纸很吸引人看，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这件事对我很突然，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连胡乔木同志也没有给我透露过半点信息。我当时反应很快，但也只对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接着谈道，《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这时我就申述我的情况，说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两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十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宜到《人民日报》去。毛主席听了之后，又大讲了一段关于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的话，指出这很不妥当。

最后在结束谈话时，毛主席对我说，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给你十天考虑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十天后再谈。

从毛主席住处回来以后，我一直权衡主客观条件，总觉得我去《人民日报》不合适。

还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这次我是从颐年堂进去的。这里是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或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地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乱子时，这里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会议。从颐年堂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才到达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的西门。

我到达毛主席住房时，胡乔木同志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见到我就问：这几天考虑得怎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我又拿这些天想到的意见，向毛主席重新说明我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最后增加了几句这样的话：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做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毛主席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先以乔木同志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可以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我回答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这次谈话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人民日报》上班。毛主席说的“五不怕”，我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经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否敢于坚持真理。

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

∗∗∗∗

1958年3月，我去成都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作成都会议。会议从3月8日开到26日。会议结束的当晚，田家英同志（他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告诉我：毛主席说，我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他来不及看了，要我随他到重庆，然后沿长江下武汉，那里还要开会。

3月27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成都，到达重庆时已是万家灯火，层层叠叠，整个山城十分壮观。

29日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晚泊白帝城。随毛主席乘船的除警卫和服务人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看来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身边的勤务员告诉我们，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似乎还未定稿，用铅笔写的，放在床头。

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开入三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奇峻的两岸峡谷风光，特别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一起闲谈。

毛主席谈到，他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他特别称赞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说到，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谈到在会议上印发的“苏报案”。毛主席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接着，毛主席详细讲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他讲到，“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主席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时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毛主席很称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谈到，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毛主席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对这几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讲了这许多话，显然他在青年时期对他们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从办《湘江评论》开始一直写过许多政论有关。他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

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以后，我才开始留心近代报刊的历史，并陆续阅读了一些政论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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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和讨论成都会议的决定，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吴芝圃和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

在最后一天，毛主席安排这些省委书记对《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提意见。现在看来，我主持起草的那个纲要，虽然不无道理，但更多的是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产物。当时省委书记们关心的是改善《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前些年《人民日报》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一些省委的关系有些紧张），并希望《人民日报》多发表有关他们省的报道和文章。毛主席当时表示，《人民日报》要考虑各省委的意见，搞好同省委的关系，取得省委的帮助把报纸办好。《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修改后仍然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再根据实践的经验不断修改完善。

会议结束，各省委书记走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在那里游览了几天。

别墅在东湖边，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主席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这是他难得的正常作息秩序。在北京，他经常是整夜工作和看书，清晨才开始睡觉，下午两点左右起床。这样的作息时间每天向后推延一两小时，大约半个月一个周期。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田家英和我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接着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他又谈到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主席又泛论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主席接着问我是不是广东新会人，我回答是。然后，毛主席就议论起梁启超来了。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主席还讲到，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毛主席又说到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毛主席还谈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还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主席对梁启超有褒有贬，可见对他的生平比较熟悉，对他的著作也有研究，对办报的甜酸苦辣都很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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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国庆前夕，9月30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到丰泽园（这是毛主席住地的通称）去。当我到达毛主席书房的时候，他正在看字帖，这是他工作之余作为休息的习惯。毛主席的书房是一个真正的书房，除了一面是窗以外，房子三面都是从地板到顶棚的书架，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临窗有张大写字台，另一侧还有一张长桌，上面堆着书，还放着好些字画卷轴。毛主席还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田家英和其他几位同志为他在全国到处收集图书，特别是解放初期，藏书是相当可观的。

毛主席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他代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写的是他对新华社记者谈巡视大江南北的观感。稿子已拿去打字，过一会就可以看到。他叫我先坐下来谈谈。

毛主席先从他巡视大江南北谈起，说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引起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观点。那篇新闻稿只说了很少的一部分。

毛主席接着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他扳着指头说，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我说我在5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毛主席说，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

毛主席说，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

从这谈起，毛主席对《大公报》议论了一番。

毛主席指出，《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政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毛主席说，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青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这样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

毛主席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作“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毛主席还说到，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他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这时，毛主席写的新闻稿打印出来了，我看了一遍，没有什么意见。毛主席就吩咐当晚广播，第二天（国庆节）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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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到毛主席讲“五不怕”起，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整整九年。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的指示很多，其中许多都有记录存档，可供分析研究。我在这九年工作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我一直未能忘怀的就是“五不怕”。

1967年春，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军事监护”时，我在狱中给毛主席写的第一封检讨信一开头就提到他在十年前对我说的“五不怕”。我接着写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成了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