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改革都是具有深远进步意义的。如：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实行“鞍岗宪法”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等。这些改革，史无前例，其核心都是为了面向广大劳动群众，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谋利，而不是为少数特权阶层谋利。

　　但是在“改革开放”年代，这些真正的改革都被“彻底否定”了，而且长期间被歪曲、诋毀。什么赤脚医生“不会看病”，上山下乡是“迫害知识青年”，工农兵上大学是凭关系、“走后门”，“没有知识文化，不正规”等等。各种污蔑、诋毁之词充斥于主流媒体。更有大量“伤痕文学”写得凄凄惨惨，笼罩整个文坛、舞台。新中国历史遭到疯狂践踏。

　　早在2004年前后，就有著名作家杨焕亭，不满于“改革”后对工农兵大学的鄙视、诋毁，创造了长篇小说《濯心年代》，艺术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一群工农兵大学生纯洁、上进、勤奋、笃学、友爱的真实经历。他们在校完成了各门知识的学习，毕业以后在各行各业大显才华，实现人生价值，书写了可歌可泣的青春篇章。该书被称为“国内第一部反映工农兵大学生生活的作品”，以其真实感人的故事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国内获多次修订再版。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当年工农兵大学的回顾。

　　当年的“工农兵上大学”，是在“文革”特殊年代，采取的从实践中选拨人才，由当地群众和单位组织推荐上大学的一种探索，它消除了单纯由考试分数录取制度的弊端，并非无有其现实、进步意义。1972年至1976年，全国共招工农兵大学生94万人，实践说明，他们毕业后大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分子，在才干和能力上丝毫不比后来考试录取的大学生差，而且在综合素质上更具有优势。其中更有大批的优秀、栋梁之才走向各级领导岗位。以目前新当选的中共二十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在七人中就有五人有知青下乡的经历（习近平、赵乐际、李强、蔡奇、李希），而有三人是当年上的工农兵大学和由组织推荐上的大学（习近平，1975年被荐上清华大学；王沪宁，1972年被荐入上海师范大学；蔡奇1975年被荐上福建师范大学）。如果再查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中的学历，以及各行各业有成就的大量人士中，其中有知青上山下乡和工农兵大学经历的人还会更多。虽然他们在后来工作中又不断学习、深造，但当年那段上山下乡和被推荐上大学的一段经历都具有人生决定意义。习近平多次肯定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认为这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优秀人才的必要途径，说自己受教育最深的是在上山下乡的七年。并号召新时代大学生重走上山下乡之路。这一代党中央领导之所以具有强烈的亲民意识，这与当年的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教育改革思想和群众推荐选拔人才的成功。对于上山下乡和工农兵上大学的各种污蔑、诋毁完全可以破除了。

　　后来恢复了高考制度，结束了上山下乡，有人称是“知识分子的春天”，“改变了知识青年的命运”。但是，难道说那些坚持上山下乡、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没有参加过高考的青年，就没有自己的春天吗？命运就一定是不好的吗？各行各业大批的优秀建设者、杰出的成功者难道不同样存在吗！当年的赤脚医生，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但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岂不同样也成了农村医疗领域的专家和骨干吗！

　　青岛港普通工人许振超，是“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没有上过大学，靠在实践中学习钻研，发明集装箱装卸技术，多次创世界效率，响誉全球。当年辽宁省的张铁生，是一名回乡知青，全国著名的考试“白卷英雄”，但后来创建牧业有限公司，同样也干出了一番事业，成为持股20多亿元资产的老总，最终证明了自己的真才实学。类似这样各行各业大批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岂不是都有自已的春天吗！

　　我们说，考试录取的方法自然有其优点：可以把标准量化，有利于做到客观公正等。尤其对于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比较适用。但应知道，人才的素质要求是全面发展的，其中包括品德、心理、知识、能力、人际关系等多种复杂要素。而且知识又包括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等，这就决定了单凭书本知识的考试，是难以把所有高素质的人才都能选拔出来的。毛主席说：历史上许多有学问有成就的人并不是出自状元。说明单由考试取人的公正性是有限的。改革开放后，在教育市场化的推动下，应试教育被推行到极至。在这种制度下学生完全成为脱离实际、死读书的机器，畸形发展。考试中各种作弊、泄露考卷、替考、文章抄袭、改档案等违纪犯法行为与时俱增。学生毕业后因缺乏实际知识长期难以适应工作需要。更有大批“尖子生”毕业后都跑到了国外，再不见家乡父老。这种教育制度越来越显露出其落后、腐败。

　　实践说明，当年工农兵大学，那种从实践中推荐选拨学生的方式，不经考试，免费教育，学制可根据专业需要或三年、四年等，未必不是一种有益、进步的探索。当然，这种制度的实施，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做保证。目前再没有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社会条件，但有人就对当时的改革成果轻率地一概加以否认，摘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则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