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未来的记忆

《为贫下中农掌权——周丽琴口述历史》序言

赵月枝 白洪谭

2015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上海市嘉定区博乐广场华灯初上、歌舞升平，一位老人于幽暗之处伫立良久。两段广场舞的寂静瞬间，她喃喃地说：“我感觉我的一生像做了一场大梦。”

这位老人叫周丽琴，在她说这句话的此前四天，我们在嘉定一座风格古朴的别墅酒店里听她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四天的访谈结束，虽然感觉故事已经比较全面，但是，我们书写她生命历程的工作，却只是刚刚开始。此后六年多时间里，我们多次赴沪拜访老人，不断去电话求证各种细节，试图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她的人生史，也希望让更多的人透过她坎坷的人生经历来认识时代的宏大历史，思考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背后的政治经济内涵，探寻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与真谛，尤其是克服官僚主义与特权意识的制度机制与主体结构。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收录的周丽琴简历如下：

周丽琴 女，汉族，1939年8月生，上海嘉定人，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5月参加工作，初小。

1964年4月至1966年4月在上海市嘉定县外岗[1]公社葛隆大队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5月至1968年11月任嘉定县外岗公社葛隆大队大队长。1968年11月至1969年2月任嘉定县革委会常委，嘉定县外岗公社葛隆大队大队长。1969年3月至1970年2月任嘉定县革委会常委，嘉定县外岗公社葛隆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1970年3月至1973年8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8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78年12月至1981年9月在家养病。1981年10月至1988年11月任嘉定地毯厂副厂长。1988年11月至1989年10月任嘉定地毯厂副厂长、嘉定县县[2]镇工业局托儿所负责人。1989年10月至1992年1月为嘉定县乡镇工业局托儿所负责人。1992年2月至1994年8月为嘉定梅园招待所客房部负责人。

中共十届中央委员。[3]

我们注意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上海党史大典》对周丽琴介绍，特别是她在上海市委任职的时间，不是截止于上段引文中的1978年12月，而是1977年11月[4]。 尽管如此，两份权威材料都足以支撑周丽琴关于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重要自我认知：她不是在1976年与“四人帮”一起“下台”的，也是为数不多的文革后没有“吃官司”的革委会副主任[5]。实际上，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些当时就被揭批的对象不同，周丽琴还是1976年11月4日上海市委召开的区县局党员干部会上所宣布成立的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领导小组的成员。按照当时会议宣布名单的排列，她是领导小组中紧跟在组长之后的第一位成员，身份是“中共嘉定县葛隆大队党支部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十大中央委员”[6]。

然而，不可否认，周丽琴简历中的“高光”时刻，在“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7]。而简历背后，是周丽琴那曲折与丰富的戏剧般人生：幼年丧父，母亲为生计所迫，把她送去当了童养媳；解放之后翻身成为葛隆大队大队长、党支部书记；“文革”开始时被当作“当权派、走资派”打倒；批判时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牟敦高时被当作“保皇派”批斗；“四人帮”被抓之后被当作“造反派”接受调查；改革开放之后，她失去了在上海市委的领导职位，回到嘉定农村，后来当过乡镇毛毯厂副厂长、幼儿园园长和招待所客房经理；而耄耋之年又想为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在上海市委的工作，“要一个说法”。

作为建设年代的女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以出类拔萃的表现赢得当地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作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她指挥过上海郊区的农业生产和负责过上海人民的“菜篮子”；作为党的九大、十大代表和九大、十大主席团成员以及十届中央委员，她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每一次交往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回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杰出妇女典型，她还是农村题材样板戏《龙江颂》中那位英姿飒爽、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女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的舞台形象人物原型——扮演江水英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炳淑就是跟她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的；她也被人嘲笑“爬得高，跌得重”，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她从十届中央委员变成普通劳动者。但是，不管命运如何改变，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作为一名劳动者的艰苦朴素本质没有变。

如今，周丽琴独自居住在嘉定一处40多平米的房子里，家里陈设简单、陈旧，客厅兼卧室终年不见阳光。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曾经的中央委员的家。然而，墙上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合照提示着房间主人曾有的峥嵘岁月。“他们（嘉定档案馆的人）要我的照片，我没给。”周丽琴说：“我告诉他们，等我见了马克思，你们随便处理好了，但是现在我能拿出来看一看，哭一哭，想想过去的事情。”2000年之后，周丽琴因无力承担医疗费，曾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写信，争取了一些福利，随着陈良宇入狱，有些福利又没有了。

周丽琴所经历的这一切，的确像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梦。然而，回望新中国的沧桑历史，周丽琴所体验和见证的，又不是梦。毕竟，新中国从筚路蓝缕到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历史不是梦，中国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不是梦，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是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对劳动者直接参加管理和防止国家管理阶层官僚化的探索不是梦，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沧桑巨变也不是梦。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丽琴所在的葛隆大队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平整了望娘湾和蒲鞋湾的土地，粮食产量从原来只够大队三个月的口粮，增加到不仅能够自给，还能支援国家建设；到了1970年代初，在周丽琴的带领下，葛隆大队的工业办得有声有色，五金厂、领口厂、别针厂的产品远销东南亚，其所在的外冈人民公社年终曾向葛隆大队借钱；葛隆大队在邻村大火之后支援了拖拉机和5000元人民币；此外，葛隆大队还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改造了村里的危旧房屋，建设了葛隆新村，上海和江苏的人都来参观学习经验。“我当时还想把葛隆的一个庙改建成一个公共礼堂，再建一个加工茶叶的厂房，茶叶加工了可以出口……”周丽琴满怀遗憾地说。

1976年10月到1978年底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转型期。此时的周丽琴在上海市委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等她回到葛隆养好身体，再到地里参加集体劳动时，却不知道地已经分田到户了。社员看到她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劳动，很警惕，也很紧张，对她说，“地已经分给我了，你怎么还来帮我们拔大蒜？”这时，周丽琴才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可以劳动的土地了。再后来，她以前带领葛隆群众买的拖拉机、轮机、深翻机、一手扶持创办的工厂企业也相继被卖给私人，随后转移到安徽等地。这个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先进村庄风光不再，村民相继离开，一度成为一个外乡人在此租房、租地，村容村貌在周丽琴眼里“一塌糊涂”的杂乱村庄。

2015年10月29日，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我们驱车来到葛隆，试图与周丽琴一起，寻找当年的回忆。岁月早已抹去了周丽琴记忆中村庄的样子，只有村外她那代人平整之后的望娘湾丰收在望的一望无垠的金色稻田，述说着这里沧桑巨变。周丽琴看到稻田，心情十分激动，忍不住冲向田边，弯腰采摘了几穗。她在田边竖立着的那块“农业部水稻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醒目标牌前，驻足良久，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相对于更广阔的中国农村，2015年的葛隆并不算贫穷，一般人很难理解周丽琴为什么会形容它“一塌糊涂”。可是，当我们听周丽琴讲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葛隆有工厂、有轮机、“富得不得了”，“全国很多大队都来参观”时，我们才意识到，葛隆的集体经济曾经有声有色；这里的发展，也曾经有另一种可能。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安徽小岗村模式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在城市的郊区和一些沿海地区，已经有不少象葛隆这样的工业化已经起步、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村庄。根据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的研究，到1974年，我国粮食已经超过人均三百公斤。这不但意味着农村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大农业的农、林、牧之间的产业结构“可以逐渐调整了”，而且“为加快整个农村的产业革命进程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张文茂看来，这使农村经济开始进入毛主席早就规划好的公社工业化发展阶段，开始逐渐地向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农工商并举的发展阶段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由陈永贵所代表的农业学大寨阶段向吴仁宝所代表的公社工业化阶段的转变。这才是毛主席念念不忘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8]。

针对那种无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农村发展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立场，张文茂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农村改革初期面对的主要矛盾，到底是集体经济的体制、制度问题，还是应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推进集体经济的现代化?”[9] 周丽琴在上海郊区领导的葛隆大队从取得粮食增产到发展工业的历史，印证了张文茂的观点。周丽琴的遗憾，是一个对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和几乎看到了“光明灿烂的前途就在这里”[10]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者的遗憾。

然而，也正如张文茂在接受我们团队就农村发展另一种可能性的访谈时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不是出在农业承包制本身，而是把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解散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当时有部分人搞承包制的动机目的不纯，不排除拿承包制当幌子欺骗老百姓以打倒集体经济为目的的可能。因此，当我们从理论和学术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看到，几亿农民能跟着小岗走，说明这个政策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而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大面积开展，恰恰是因为人民公社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如果在过10年以后，人民公社跟村办企业都能够远远高出家庭经营的时候，再推行承包制农民就不会跟着走了[11]。

历史没有如果。发展的不平衡性总是在历史叙述和日常生活的断裂处呈现。就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而言，1970年代后期和整个1980年代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的大潮果然“如期而至”，其结果被邓小平认为是“我们意外的抱了一个金娃娃”[12]。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寨的陈永贵和葛隆的周丽琴这些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代表农民“当家作主”的标志性人物，与“极左”路线一起，被改革开放的主导历史叙述所遗忘，有的甚至被污名；而安徽小岗村决定分田到户的18位农民，成了引领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民群像代表。

我们找到周丽琴时，嘉定古城祥和宁静，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如果没有周丽琴的讲述，我们很难撕开这宁静的日常生活，去窥探历史的刀光剑影。毕竟，没有经历过“翻身”与“革命”的人，既很难理解这些字眼所带来的解放性体验，也无法感受其中的残酷性与复杂性；没有经历过集体经济时代的战天斗地和感受过组织起来的农民所体现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主体性的人，很难体会“崽卖爷田不心痛”的悲伤和重回一盘散沙状态的小农的无奈与失落；没有经历过急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和让劳动者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尝试的人，也难以理解当年葛隆干部群众“让周丽琴掌权，我们放心”是一种怎样的托付。

“我有什么好写的？”

刚开始采访的时候，周丽琴几次问我们：“我有什么好写的？”“我怕你们辛苦一场，没有用。” 她的提问一直提醒着我们在她浓重的嘉定口音中打捞历史的初衷。从人生经历的角度，她的故事足够精彩，她的讲述也足够动情。她讲到当童养媳时紧皱眉头，讲到“文革”初期被批斗时满脸苦笑，讲到当选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时铿锵有力，讲到毛主席逝世时吃了两次速效救心丸，哭了一晚上，讲到失去上海市里工作后回到葛隆造房子有七个大队长来帮忙时充满自豪……历史就在她的哭与笑之间悄然呈现。我们通过周丽琴的口述，补充了历史的细节，期望更多的研究者去想象细节背后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个更大的松散项目[13]的一部分，我们想知道，普通劳动者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或“工农兵掌权”的历史实践，从当事主体的角度是什么样子？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14]具体到周丽琴的口述历史，我们认为，除了能管窥前文论及的中国农村发展的曲折道路与另一种可能性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通过周丽琴的口述，可以看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人民民主的另外一种努力。

在有关1949年以后和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的叙述与建构中，伴随着伤痕文学的流行，知识分子的受挫与受难的故事以及某些官员失去权力的故事成为主流，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由于自己不掌握话语资源，鲜见文字流畅甚至流行的历史记录与被赋权，甚至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体验。在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名单中，只有周丽琴和赵林根是来自郊县农村公社的干部或农民，而赵林根1972年12月被免职后，周丽琴成为上海革委会副主任级别中唯一的农民代表[15]。而一些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为贫下中农掌权”这一意识下，象周丽琴这样的农民代表，是如何践行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的？他们是如何“上去”的？基于什么样的初心？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表现？又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让普通劳动者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实践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周丽琴这样的代表性人物的生命史和主体体验来分析，需要在与知识分子和官员受挫与受难的历史比较视野中去理解，需要在超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与精英民主理念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框架中来探讨，更需要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去把握。

从周丽琴的经历来看，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她在担任上海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负责上海市郊区工作和农业工作期间，在从事自己领域的事务性管理方面，甚至在行使出国访问和接见外宾这样的国家外交职责的时候，都无疑是称职、有执行力和不负使命的。比如，从她多次十分自信地提到自己敢于在马天水等上海市革委会主要领导面前，围绕蔬菜供应中的具体问题为农民争利这一点上，她就没有辜负“为贫下中农掌权”的嘱托。她那种“他们（市革委会其他成员）的事我不管，我管农业”态度，也符合今天的专业分工原则。

然而，象她这样的一个“没有文化”、“思想比较单薄、单纯”的农民出身干部直接参与自己所在大队之上的国家政权管理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作为一个依然存在着激烈政治斗争、特权意识和社会冲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领导层成员，她不能仅仅把自己的能力局限在事务性管理层面，而必须甚至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家。用今天的语言，这是一种包括“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的综合能力。如果说，政治上忠诚，思想上纯洁，不玩权弄术，不拉帮结派，专心致志抓业务是她在上海市委工作的安身立命之道的话，那么，她在上海市委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的边缘状态，以至于很多关于这个阶段的论著中都鲜有她的经历甚至名字，尤其她那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路线斗争什么的”话，正是她的局限性与悲剧所在。

尽管如此，这些并不是我们今天全盘否定让周丽琴们以半脱产形式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探索防止国家管理阶层官僚化的制度安排的理由。相反，这恰恰说明，新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是如何一开始就在具体的政权建设和国家建设实践中，把从巴黎公社开始就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议题的劳动者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命题，当做重要的目标来实践的初心[16]。 毕竟，“这或许是一次幼稚的和失败的预演，但幼稚和失败并不构成对这一理想本身的否定。”[17]今天，一方面，如周丽琴所认识到的那样，“大家都有文化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战胜体制内的官僚主义毒瘤，也面临着新的、急迫的、依然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挑战。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无疑是毛泽东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深刻指出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8]我们希望，在一些作者看来无足轻重的周丽琴的体验[19]，能为我们在新时代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提供相关的历史参考。

第二，透过周丽琴的经历，我们可以管窥“文化大革命”在上海郊区农村的情况并从上海的边缘看上海中心的“文化大革命”。

2021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考虑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毛泽东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不懈斗争”[20]。该书认为，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也由于“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最终酿成了内乱”，“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同时，“党和人民对‘左’的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也正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21] 该书还对“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作了区别，认为这一时期“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22]。

虽然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地带，但是周丽琴所在的葛隆村和江苏省太仓、昆山接壤，处于上海的边缘地带。考虑到葛隆所在的嘉定区是上海市的边缘，葛隆所在的外冈乡是嘉定区的边缘[23]，葛隆又是外冈乡的边缘，葛隆对于上海来讲，可谓边缘中的边缘。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建国后各项群众运动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内展开，但是群众运动也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文化大革命”尤为如此。而且，1966年9月7日，上海市委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农村，县以下不要去串联”[24]。从周丽琴所在葛隆大队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存在从中心到边缘的扩散过程，处于边缘的人对来自城市中心的运动有不同的体验。至今，周丽琴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情景，仍然搞不清上海的“造反派”、“赤卫队”、“保皇派”等概念。她说后来“看了一些人写的书（回忆录），才知道上海的事情”。她所讲述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上海农村一些普通群众的想法。

周丽琴的经历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却不是“造反派”起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仅仅因为当时是大队长，就被当作“当权派”被批斗了好几个月，直到城里来的解放军到大队蹲点，鼓励她站起来斗争，情况才有所改变。在外冈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她两次被“造反派”拖下台，后来“解放军就把枪掏了出来，”她才得以把话说完。周丽琴不但没有被斗垮，反而在剑拔弩张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坚强的意志和对党和群众的信任，先后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讲思团[25]成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直到九大代表、十届中央委员。周丽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和在“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对“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判断[26]。她本人从葛隆到上海，后来到北京参会的过程，既是她作为一位农民干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也是一位农村妇女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同时，她的回忆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工人和农民的差异、新干部和老干部[27]的差异，包括新老干部之间由于资历、背景和工作方法等层面的区别所带来的张力甚至矛盾与斗争[28]，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透过周丽琴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建设年代选任干部的过程和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不仅翻身成为主人，其杰出代表还一度成为国家公共事务的直接管理者。作为一位翻身的穷苦农民，周丽琴衷心拥护共产党，成为了新政权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四清”运动期间，工作组的同志住在她家里，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组织的培养下，她成为葛隆大队第一批在“四清”运动中脱颖而出、以贫下中农身份当家做主的基层干部。因为她思想进步、勤劳本分，所以被选为葛隆大队的大队长。“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受到批斗期间，仍带领葛隆大队群众平整土地，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取得粮食增产。后来，周丽琴被选为“九大”代表，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负责农业和郊区工作。需要强调的是，她可不是现在有些人想当然推测的那样，凭政治投机“爬上去”的。是周丽琴的品质和为人使她成为当地干部群众所信任的当家人。这点，在为了演好《龙江颂》中的江水英而跟她长时段“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炳淑的一篇文章中可见一斑：

这里且说说我从一位女支部书记身上得到的感受。这位同志是在贫下中农中土生土长的，没有“官”的样子。葛隆的贫下中农都把她当作贴心人和领路人，有事都愿意去找她解决。工作忙，会议多，但她从不脱离劳动。她对队里的家家户户都很关心，对后进群众更是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做思想工作。她很善于团结同志。有一位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过她，而且反错了，但她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和团结这位同志一道革命，使葛隆大队的党群、干群和干部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像这样的同志，在农村中很多。她们的为人是那样纯朴，那样亲切热情，思想境界是那样高，那样美……[29]

如前所述，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让他们中的杰出代表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是当时选任干部的一种制度设计，而这种干部制度的背后，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是探寻克服官僚主义和特权意识顽疾的良药的努力。无论是安排周丽琴参加中央读书班还是出访日本，都体现了当时干部选拔与任用制度中对工农的重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初心，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探索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模式过程中所作的尝试。

因为是以半脱产的农民而非“居民”（城市居民）身份参加国家管理，也更因为她贫农出身、没有任何“家底”的生活情况，周丽琴还有一些“有趣”的生活回忆。通过这些生活琐事，我们不但可以更真切地理解当年的工农、城乡差别，管窥农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劳酬制度安排，而且还可以理解一个农民身份的高级干部如何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对自己的初心的坚守。工作期间，她出去吃饭没有饭钱，只能让司机垫付，月底结账再还给司机，因为“他（司机）是居民，我是农民。”在单位吃饭的时候，别人劝她吃点好的，她推说胃不好，其实是因为“没钱，吃不起。”而同在上海市委工作的陈阿大，因为是工人，手头有钞票，每次都能吃得很好。周丽琴在市里工作，工资还是在葛隆大队拿，一年307元钱，每年还要完成80个工，到市里工作一天补助4毛钱，下午去市里工作就没有钱。工作结束后，她的车子一到葛隆，就马上到地里劳动，家也不回，一年三次农忙的时候，她就直接向上海市委领导请假回去参加劳动。

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之后，周丽琴曾两次拒绝上海市和嘉定区所分的房子，坚持租房子住，她说：“我如果拿了这房子，葛隆的人怎么看我？我住小洋楼了，我就不是农民了啊？我就失去了劳动人民的本质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两个儿子要成家，她才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借钱造房子。周丽琴说，我是“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在当时制度设计的框架内，在自己的坚守与牺牲中，周丽琴成了防止国家管理者阶层官僚化的忠实践行者。

采访过程中，我们要请周丽琴出去吃饭，她说“不要出去，不要浪费，你们在家里吃一点，好吧？不是吃了东西就是得到友谊了，我们在政治上理解，在思想上理解，只要大家互相关心就好。”在周丽琴的政治生涯上能感觉到不同历史阶段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但是周丽琴的经历也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关系。采访中，周丽琴主动把当年与她搭档的葛隆大队副大队长薛友忠请来补充材料。这两位老党员谈起入党时，忍不住你一句、我一句背起了入党誓词。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周丽琴这位有5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口述史，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所走过的道路。

第四，透过周丽琴的经历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地位的变迁和国家在妇女解放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周丽琴的经历折射出了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的妇女解放的进程。解放前周丽琴是童养媳，解放后她带着两个妹妹上学读书，接受了教育，后来又上了夜校和中央读书班。她不但以自己的超人付出和坚韧不拔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尊重和自己作为一个农村女干部的地位，而且不怕迷信，大胆敢为。比如，平整望娘湾时，很多老人都说望娘湾不能动，“动了要死人的”，周丽琴不信，带领大队干部陈兴翔、高进生、薛友忠和群众把望娘湾和蒲鞋湾平整好。她说：“封建迷信害死人。”在生产队劳动时，妇女和男劳力一样参加劳动，周丽琴认为“男的能干的，女的也照样能干，”她挑担、撒肥料、冒雨开插秧机，在田里劳动。在回忆访问日本时，周丽琴吐露了自己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解，“她们（日本妇女）没有地位，我们中国妇女有地位，我是妇女，也是普通的农民，我能当革委会副主任就是很好的证明。”

透过周丽琴的回忆，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农村妇女和儿童的卫生、医疗和教育等情况。一方面，正如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妇女解放的局限性时所指出的那样，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上面临着背负“双重负担”的现实。作为一位半脱产的农民干部，周丽琴承担着生产劳动、村庄事务管理、上海市委领导等多重工作；同时，由于家里没有老人照看孩子，丈夫又是商业领域的职工，周丽琴维持农村家庭“再生产”的担子也是极为沈重的。她所描述的自己生孩子的过程和“我出去劳动时就把孩子放在家里，拿根绳子一扎放床上，扎牢了就跑不掉了”的状况，同时代的其他农村妇女也可能并不陌生。然而，另一方面，从她的描述中，我们也能看到人民公社年代妇幼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如生完小孩可以休息一段时间，计划生育流产可以休息15天，大跃进时产妇可以每月得到1斤半的肉，小孩可以送到托儿所等等。

周丽琴和她的丈夫之间有一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夫妻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牢固的阶级关系和同志关系之上的。她的丈夫也是穷人出身，也是共产党员。他几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地尊重她的选择、支持她的工作、并更多地承担着支撑家庭的责任。从 2007年开始，周丽琴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生病的丈夫，一直到2010年9月她的丈夫去世。这期间四年零七个月，她的丈夫都是植物人，她都没有请别人来帮忙和护理。她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丈夫生前穿过的布鞋。“我的丈夫很支持我。”周丽琴说，“我的孩子不打麻将，不打牌，他们都很听我的话”。对于周丽琴来说，这或许就是她作为妻子和母亲两重角色的最大欣慰。

第五，透过周丽琴的经历还可以看到宏大历史事件与个人生命史的关系，个人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个人形象与群体形象、国家形象的关系以及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与政治意志。

个体人生史生命史脱离不了宏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周丽琴对经历的事情的困惑也恰恰是个体生命面对宏大历史的困惑，尤其是在风云诡谲的年代，每个人似乎都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能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在周丽琴的口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得知“四人帮”被抓、“中央出事情了”后，面对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工作人员围着两桌饭菜，“都不吃饭，在哭”的情景，她不但因为自己刚从农村回来，饿了，而且因为想到“如果不吃晚上没有地方吃饭”，所以，“吃了一碗米饭还不够，就又盛了半碗米饭”。这段叙述，不禁让人唏嘘感慨：她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毕竟，人们的吃饭问题，是最为基本的问题。从这个角度，那群为了解决吃饱肚子这一最紧迫的问题而秘密分田到户，最终成为引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带头人的小岗农民，也是最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正是作为“木桶理论”中的最短板的他们的生存状况、眼前需求和思想认识，成了整个国家农村政策调整的基本依据。

然而，就像我们今天无法推断当时如果不是“一刀切”推行包产到户和解散所有人民公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也没有等到所有农民都过上小康生活才考虑更“高级”的政治赋权与文化生产实践。经济基础固然在最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意识形态导向和政治导向也至关重要[30]。这也正是周丽琴的个人经历给我们的启示。正因为如此，这位吃不起上海市委食堂里的菜、因为穿着土布衣服去宾馆接见外宾被电梯乘务员拒载的农民女干部，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高大上和最为老百姓所知的农村女支部书记形象的人物造型原型。我们相信，在当时的李炳淑眼里，周丽琴的确体现了真善美，是她创造美的艺术形象的现实参照。与以上所引的李炳淑的文章相呼应，周丽琴不无自豪地回忆着李炳淑如何“学着我演支部书记”，“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好几个月”，以至于“每次看戏，只要她一出来，我就睁大眼睛看，看她演的像不像我”[31]。 

在为塑造样板戏中最有影响的农村女支书形象提供了真实生活中的原型之后，周丽琴最终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外交舞台，频繁参与高级别的国家形象展示，并成为媒体里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代表。1973年到1976年这三年间《人民日报》提及她的120多篇新闻报道中，绝大部分是她参加外事活动的报道。在1973年以副团长的身份带领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出访日本时，她不仅带去了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信息，还在一个让她“吓死啦”的场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功临场发挥，就中日关系，做了即兴演讲；在上海，她以一个素颜中国劳动妇女的本色形象和一位农村妇女在接人待物方面的质朴与真诚，接待从法国的乔治·蓬皮杜总统夫妇到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夫人和伊朗的巴列维公主等来自五大洲的外宾，向他们展示上海郊区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的成就，以及中华文化热情好客的传统。

最为令人深思的，还是她作为真实生活原型与艺术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形象背后的政治考量。当李炳淑为了塑造好江水英的形象几个月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候，当她被任命为一个各界名人组成的访日代表团副团长职位的时候，当周恩来总理为她出访日本亲自教她如何回答可预见的问题的时候，当她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身份接待四方来客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化生产与“国家形象”生产机制以及“国家性质”与文化生产、“国家形象”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贫下中农掌权”包含从政治到文化，从内政到外交的具体实践。

宏大历史中的个人叙事

在周丽琴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之后，隐藏着她身后的制度设计和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所走过的“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32]的艰难历程，也让人去思考在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得失与荣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而如何在个人命运的变迁中理解大时代的变革，如何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衡量个人的得失与荣辱，寻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每一个个体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今，作为被关爱的对象，社区工作人员偶尔也会来看望周丽琴，我们在周丽琴家中偶遇了其中的一位。她说：“（周丽琴这样）一个女同志不容易的，本来文化也不高”；“她受到了牵连，文化又不高，没法写出来反驳他们”。在这位充满同情的社区工作人员的言语背后，是周丽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贡献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性实践者不被理解的情怀和主体性。而社区工作者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是，今天这位需要社区关爱的老年弱势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也曾作为国家的直接管理者，主抓过上海的农业，负责过上海人民的菜篮子，代表中国人民接见过外国总统。虽然她几乎没有今天中产阶级意义上的“文化素养”，但是，她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文化符号之一的形象原型。周丽琴很少和人谈起当时的一些事情，她常说：“如果不是你们问起，我不知道该向谁说这些事情。”曾经沧海难为水，一个曾经体验过管理国家这一“最大”、“最根本”权利的翻身农民，一个视生产劳动为第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一个虽然教育程度很低，但能随口说出“要警惕资产阶级法权”的老人，面对今天这些以送福利、送温暖为业的社区工作者，又能从何说起呢？

在周丽琴身上，我们能看到制度变迁之于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对周丽琴来讲，新旧社会两重天，改革前后也有截然不同的体验。1976年10月到1980年这段时间，对周丽琴来讲是一段不平静的日子。从国家层面讲，“毛主席、周总理都过世了，‘四人帮’都被抓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个人层面上讲，虽然她参加了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但是到1977年11月和1978年初，就先后因子宫肌瘤和胆结石做了子宫切除与胆囊切除手术。术后还没有恢复，她就受到调查，让她就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讲清楚”，她的办公室被封，人被困在办公楼五楼她平时睡觉的房间达两个月之久。虽然她澄清了所有问题，“没有吃官司”，但依然想不通为什么每次运动都是先进，倒出现了问题。后来，还是在没有任何组织文件的情况下，被要求回家休息了。周丽琴至今还在一个玻璃瓶里保留着当时切除的胆结石。她多次向我们展示这一“实物”的目的，仿佛也是在提醒我们，她也许真是因为身体原因，而不是因为“四人帮”被抓而“下台”的。然而，她自己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她至今也难以面对的事实，生病不是主要原因，她的确是因为“文革”的失败和“四人帮”所代表的路线而受牵连，失去在上海市委的职位的。她是同时代农民中的佼佼者，比许多同龄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付出了更多的个人牺牲，包括身体透支的代价。实际上，1976年才37岁正当年的周丽琴，一下子因两个器官出问题而病倒这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深处历史转折漩涡中的这位坚强女性，是经历了多么严峻的身心考验。从这个角度，生病与其是她“下来”的因，毋宁是果。更准确地说，两者互为因果。

然而，社会上的闲言碎语中这位“爬得高，跌得重”的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精神不倒。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在外人看来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周丽琴，依然保持着劳动者的尊严，共产党员的本色。在地毯厂，她不愿在办公室坐着，而是到车间学剪花，搞后勤工作，带领职工种蔬菜，改善员工伙食；在幼儿园，她悉心照料小朋友；在梅园招待所，她任劳任怨打扫客房、勤恳工作。这一切，在她看来，都是自己生命中“闪光的日子”。在书中，我们收录了周丽琴获得的1997年度先进共产党员证书。这是她退休后，又被返聘继续工作的最后一年。虽然这份证书在她拥有的所有个人荣誉中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对周丽琴来说，这是她终身所托付的党在改革开放时代给自己的表扬，在她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我们所记录1977年之后的周丽琴身上，我们看到了她仍然闪耀的劳动本色和人性光芒，也看到了她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寻求身份上的归属的。

采访中，周丽琴对很多历史事件的记忆已经显得支离破碎，她开过一些非常重要的会议，但是她叙述更多的，不是会议的内容，而是和一些人的交往。例如，她已不太能记清楚全国棉油糖会议上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周总理让她和同为基层女干部的李素萍结为姐妹的事情；她参加过很多的外事活动，但是回忆更多的不是接见的是谁，而是接见时的一些经历。例如，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因为没有衣服穿而被电梯乘务员拦在外面的场景。从人生史的视角，或许历经时间的淘洗，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她的世界中逐渐淡去，而生命中小小的悲喜，则成为她最重要的回忆。晚年周丽琴仍然爱看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电视剧。她说：“电视里放《焦裕禄》，我天天看焦裕禄，这个频道放完了，换别的频道放，我还看。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好书记。”

我们之所以用《为贫下中农掌权》作为主标题，是因为为贫下中农掌权连接了周丽琴的个人生命史与大历史之间的关系。作为让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且成为国家领导者的努力的一部分，贫下中农掌权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段中对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真实探索。让贫下中农掌权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推选周丽琴为贫下中农掌权代表了农民群众对她的嘱托、信任与期待。为贫下中农掌权也是周丽琴始终践行的准则。虽然这个探索失败了，但是，对周丽琴来讲，这个时段构成了她生命中最闪光的日子：她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的成就凝聚成了她记忆中最难忘的部分。

在周丽琴访谈录的整理方式上，我们参考了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框架，但是采访和整理时尽量忽略这些框架，以周丽琴的叙述为先。比如关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相当多的文献集中于上海市区，而较少有对郊区的研究。周丽琴的回忆显然有别于我们所熟知的上海的群众运动。我们警惕用既有的框架去寻找案例，而是在被访人的口述中探寻事件呈现的多种可能，探寻从上海这个中心城市到其边缘乡村的群众运动扩展的不同。周丽琴对翻身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劳动人民的翻身记忆是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开始的，上海等地劳动人民的翻身记忆是从1949年建国之后开始的，而周丽琴所记忆的翻身是从1950年底镇压反革命时才开始的。这既是与被访人年龄、经历有关的个人记忆，也是上海农村农民的普遍记忆中的一种。在对“文革”与改革开放的叙述上，周丽琴和薛友忠提供了不同于“主流叙事”的一种回忆，他们认为，葛隆乡村建设的辉煌成就期是在集体化时代。分田到户后，葛隆的公共财物和集体财产流失，村庄进入萧条时期。上海郊区的农村不同于安徽凤阳，集体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农工贸产业兴旺的景象也绝非幻象。更何况，葛隆还有周丽琴这样一位堪称“女陈永贵”的大队书记。我们在多方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对被访人关于村庄的回忆如实做了记录，以期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中国农村曲折发展历史，尤其是集体经济发展历史的不同视角[33]。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把周丽琴的经历分成苦难童年、翻身年代、火红岁月、劳动本色和恍惚晚年等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划分既参考了依据重要节点事件划分历史的方法，也根据被访人的实际情况做了微调。例如我们把周丽琴的《火红岁月》一章的时间界定为1966年5月和1978年12月，前者是“文革”开始的时间，后者是周丽琴生病回家休息的时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文革”结束的1976年。前面提及，周丽琴讲到，很多人认为“她是和‘四人帮’一道下来的，”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时间的安排，还原周丽琴的真实经历。

从开始做采访计划到最终脱稿，我们因为各自学术生涯中的其它工作，无法一心扑在采写周丽琴的故事上，只能断断续续推进，整项工作历时六年多。然而，我们不但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无论如何要把周丽的故事写出来的责任感甚至基于她身体状况的急迫感，而且每一次采访与文献整理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方面，无论是出于前文所讨论的理论和历史意义，还是出于我们同为农民出身的身份认同以及作为知识人对一些结构性失语群体的一种责任，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甚至是义不容辞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深知，口述历史本身也具有主观性和局限性。无论我们如何小心谨慎，无论我们多么充分地调动自己作为新闻传播学者在采编技能和话语分析方面的专业能力，我们的工作仍避免不了偏颇和疏漏。而且，周丽琴不是一位出口成章的叙述者，她也不是一次就把她的故事和盘托出。除了不断在她多次重复的生命经历片断中“打捞”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叙述外，我们还必须透过方言的隔阂和时空的鸿沟，用心去倾听她的声音。我们唯一能保证的是，我们通过真实的记录和一遍一遍地求证，做到对周丽琴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历史负责。

2015年秋天以来，随着身体衰老过程的加快，周丽琴对这部口述史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从一开始有所顾忌，怕“我不在了，别人拿这个东西找我的孩子算账”，到“一定要把我知道的都写下来”，再到释然地告诉我们，“有了这本书，死也瞑目”，“我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她说：“我每次看到这本书（校对稿）都会哭，我心痛啊”。她的期许和积极配合，变成了我们坚持下来的信心和动力。我们把周丽琴一生所经历的任何一段历史都同等对待，不管是她身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高位的时候，还是她在地毯厂、幼儿园劳动的时候。我们怀着平常的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来采写这样一位出身低微的人民共和国农村妇女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周丽琴是一个“过气”、被时代淘汰的、甚至活在“过去”的老人。或者，放在另外一个框架里，她一个“极左”政策的得益者，一个改革开放的失意者。她没有手机，不上网，是一个被当下的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所遗弃、一个依然生活在短缺时代和传统媒体时代的人[34]。正因为这样，她也许可能不知道，比她年纪更大，早在1950年代初就带领农村妇女为男女同工同酬斗争而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永远的农民”申纪兰，也遭到了一些网络言论的非议，甚至“抹黑”。但是，她应该为自己的这位一直为妇女和农民争取权益的姐妹感到高兴的是，申纪兰不仅有一个“善始善终”的政治生涯，是新中国唯一位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且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被习近平总书记授予“共和国勋章”；她也许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有无数像她当年在葛隆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经济，建设村庄那样，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和振兴乡村的女支书；她也许更不知道，作为乡村振兴中的组织振兴的重要部分，也作为新时代党的干部选拔制度的一部分，2018年1月的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都明确提出，健全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制度。也就是说，今天的优秀乡村党支部书记，又有了可以直通国家干部的渠道了。

的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故事。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读者能超越简单的“成王败寇”和狭隘的“利益得失”视角，来看周丽琴的经历和体验。我们更希望，读者能超越消费主义和信息技术拜物教，来体认她的经历本身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信息。

实际上，从周丽琴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劳动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在个人潜能的发展上所达到的高度，从她有机会走上国家领导岗位这点上，我们宁愿认为，她是一个“未来人”。这是因为，她不但在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而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坚韧不拔以及巨大的付出与牺牲，在也许还没有成熟的条件下，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也从我们对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规律认识、我们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必然有“光明灿烂的未来”的信念上，我们坚信，她的确是一个“未来人”。诚然，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是一项复杂、精细的工程，决不是可以一哄而起，一蹴而就的”[35]，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及，也正如汪晖在论及“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时所观察到的那样，革命或新形式政治往往不是在等待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才展开[36]。周丽琴就是在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体验了一把劳动者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二十世纪的“未来人”。

周丽琴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她积极配合我们，在向我们倾诉自己心声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自己内心深处的顾虑，给我们提供新材料。在过去几年中，她从来没有向我们提出过任何要求。她像一位平静、慈祥和朴实的农村老奶奶一样，关爱着我们：无论不断让我们吃西瓜和自己做的凉粉，还是给我们送上自己精心煮起来的五香花生米，还是坚持把我们送出自己的小区，目睹我们的出租车远去，她都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十分亲切、对我们除了尊重和感谢之外，毫无所求的人。然而，也正是在采访中，在不断与她建立信任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她那看似“平静”的晚年，其实非常不平静。更具体地说，她一直被一种“讨说法”的欲望所缠绕。

按我们的理解，她要的“说法”，无非是两个层面。第一是在她的身份上的问题，即她在一封信中所提出的“我周丽琴究竟是属于工人？还是农民退休？还是国家干部在编？”的问题；第二是她在上海市革委会工作期间的政治结论问题，即她的“从政”生涯的组织政治结论。

从局外人的视角，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她免不了被当下变得更加明显和固化的身份、级别与待遇问题所影响，抑或是她在当时就尚未从理论的高度认知自己“上位”背后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当年她自己一直就是作为半脱产的农民当国家干部的。在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期间，根据她的户口和身份，她一直是农民。她身份的“错位”之处在于，在失去了上海市的领导职位后，她也没有被“退回”葛隆当农民，而是在病休后被安排到嘉定乡镇企业局所属的企业工作，最后以职工的身份退休。尽管她之于中国城乡二元关系这一维度的身份，最后由农民变为“城市居民”，她在“城市居民”这一类别中，并没有得到“国家干部”的身份，而是“工人”的身份。总之，制度的变迁意味着，尽管她一度身居中央委员高位，她没有以“国家干部”身份退休。以今天的视角，她的“国家干部”身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按照当时让她“上位”的逻辑，如果她以“国家干部”的身份“下来”，那么，这就是对她的“上位”逻辑和“初心”所系的制度的自我否定。作为一位一直注重群众如何看她的公众人物，更让她感受到错位、挫败和不可承受之痛的是，随着干部待遇的“正常化”和官本位文化弥漫于整个社会，她以前坚持农民本分、不接受也不谋求任何与她在上海市委的最高职位相匹配的房子等待遇的结果，仿佛都成了她一定是犯了错误的“证据”——如果当年当干部时没有犯错误，为什么今天没有相应的干部级别和待遇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丽琴以让自己充满矛盾的经历、让她自己至今也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体验，以及她对自己身份的无法释怀的纠结，与汪晖所讨论的20世纪的“自反逻辑”形成了个人历史与大历史间的互文关系，印证了“20世纪是一个激烈地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地反对自身的世纪”[37]的洞见。

她的第二个问题，即让组织给她“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的近十年时间的工作表现和成绩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一个她渴望得到和更在乎的“说法”。如果第一个层次上的说法涉及她的职业或阶层“身份”和相应待遇，那么，这一层次事关她的政治生涯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由于我们研究的局限，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她至今没能得到这样一个组织层面的正式“说法”的具体原因。但是，我们希望通过引述汪晖有关“20世纪政治的未来性”的讨论来对她说，即使她在当下无法为自己得到一个“说法”，她作为一位20世纪革命主体的实践与体验，已经为未来开辟了可能，而这有超越组织对她的个人政治结论更为普遍和深远的意义。

在汪晖看来，如果未来表现为“尚未”（not yet）出现的事物或世界，而“尚未”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其物质形态，即尚未成为（not yet become），另一种是主观形态或意识形态，即尚未意识（not yet conscious）”，那么“‘尚未’是潜伏于我们脚下的、被压抑在我们的计划、意识和意志之下的存在。”[38] 从这个角度，汪晖认为，“20世纪的政治同时包含了‘尚未’的两重含义”，即未来“既以一种尚未完成但方向明确的形式呈现在革命和变革的方略和进程之中”，“又以一种强烈的方式向未知或‘尚未意识’敞开。”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运动的领导者或参与者都无法对运动本身作出清晰的规划”，“但他们同时承认现实进程蕴含着尚未意识到的内容，从而只有在实践中向尚未意识的‘未来’敞开”。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未来的维度不只是在时间的逻辑中展开，更是在行动的逻辑中、在政治的逻辑中、在战略的逻辑中呈现 ……这是一种将自身投入矛盾运动中才得以呈现的未来性[39]。汪晖接下来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自反的政治以最为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于此前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甚至不同于早期革命的实验性，毋宁是以一种激进的形态探寻“尚未意识”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运动不仅是为了达成既定目标，而且也是对无法预知的未来性的探寻，运动的自我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4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相信，我们作为她所信任的知识分子所做的这项工作，是一个与周丽琴一起从二十世纪探寻也许她本人“‘尚未意识’的未来”的过程。我们相信，这份我们现在只能以打印稿形式给她的口述历史，并非她原先一直渴望的的“说法”；但是，这也是一个她最后愿意接受的、不是“说法”的“说法”。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她在我们开始这项工作后的五年多来，再也没有向上级相关部门递交过任何“讨说法”的信件。同时，对于“自反逻辑是否还会以新的形式激活文化与政治，我们拭目以待”[41]。作为农民的后代，我们在周丽琴身上看到了我们父母辈的奋斗与牺牲、自豪与委屈、希望与失望；作为致力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以自己的微小实践加入当下的乡村振兴行动的学者，我们希望，我们所采写的故事，能在新时代激活新形式的文化与政治，尽一份力量。

尾声：“我可以光明正大出门了”

2020年深秋，我们最后一次拜访周丽琴时，嘉定古城依然祥和而宁静。尽管她所在的城市社区与作为熟人社会的葛隆不一样，小城里有很多人认识周丽琴。不过，鲜有人关心她的故事，似乎随着时间的远去，一切是非纷扰都成了过去。然而，在周丽琴心里，因为有人认为她是“和‘四人帮’一道下来的”，自己政治上被看成有问题，在别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我们也是在追问她对自己的身份问题和对组织不给自己一个政治结论如此纠结的深层原因的过程中，才体认到，尽管她无心也无力为自己曾经“红”过的那个时代正本清源，作为一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她非常在乎群众对她的评价。毕竟，不脱离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曾是她的安身立命信条和行为规范。一个曾以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为了坚持这一信条而做出巨大牺牲的人，最后成了群众冷言冷语的对象，甚至自我感觉被当下的主流叙事置于群众的对立面，对她来说，的确是残酷的。这是20世纪的“自反逻辑”给予她这样一个个体的不可承受之重。

“没有人能理解我”，周丽琴说：“你们帮我做了这本书，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她，我们先写好故事，离正式出版还很远，但是，在她看来，只要有了文字，就满足了。

2020年11月29日，周丽琴再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最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脑子里长了个脑瘤，我在家哭了好几天，决定还是不去看了，不再给国家浪费钱。……你们做了这本书，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出门了……”

是啊，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到了2021年，当中国共产党庆祝百年华诞的时候，她会光明正大地走出她那间幽暗的小屋和她那无尽的回忆，融入嘉定大街上、广场中和公园里的人流，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新时代的春风秋月。

2021年9月26日，望娘湾稻子又熟了的时候，我们又一次来到嘉定去看望周丽琴，并给她送去了几本打印出来的书稿。她已经非常脆弱和消瘦了，但是精神依然很好，很自豪地给我们看自己得到的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为了实现我们上次的许诺和她的一个心愿，我们找到了车辆，邀请她的儿子一起，陪她去看望娘湾的稻田，看想必也在振兴中的葛隆——这个她依然梦魂萦绕的上海村庄。

这是一个让我们深深震撼的旅程，也是一段让我们提心吊胆的路程。在修葺一新的葛隆村委会大楼门口，见到一位熟人，她热泪盈眶，与她抱头痛哭；当我们与葛隆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等人一起，搀扶着她，微微颤颤地来到村委大楼二层的办公室，与当年她的老搭档大队长见面时，她更是涕泗横流，激动不已！

一场让她百感交集的相聚之后，等到她坚持还要让我们把她架上去望娘湾看稻田的公务车之时，她显然已经精疲力尽，几乎是瘫在了后座上。更让我们为她的身体状态而感到心惊肉跳的是，到了此时，对于看稻田，她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没有往窗外看的心思和体力了。大概是感觉到了自己心脏的压力，她用一双颤抖的手在自己的提兜和裤兜里摸索着，嘴上喃喃地说着“救心丸”。她没有找到“救心丸”。她的状态足以让我们草草结束了看稻田之旅，尽快调头，踏上回城的路。

周丽琴无愧为一位生命的斗士，一位无比坚韧的女性。我们有惊无险，与她的儿子一起，安全回到了嘉定她的家中。途中，她还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最后心愿：去世后，希望能在自己的遗体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是啊，对于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无上的荣光；对于一位曾经的中央委员来说，这好像也是正当心愿。然而，作为她的口述历史记录者，我们也深知，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满足这位不平凡的老共产党员这个遗愿呢？愿她继续与病魔斗争下去，愿我们那个等书正式出版再去看她的许诺，成为支撑她生命的重要精神力量。

注释：

[1] 此处“岗”应为“冈”，下同。

[2] 此处“县”应为“乡”。

[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1921-200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第1130页。

[4] 具体内容如下：“周丽琴（1940- ）女，江苏嘉定（现属上海市）人，初小文化。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嘉定县葛隆大队支部书记。1970年3月-1976年10月，任市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10月-1977年11月，任市革委会郊区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十届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1页。

[5] 其余没有“吃官司”的上海革委会副主任还有杨富珍等。

[6] 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1976.10-1979.10》，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第163页。

[7] 正如《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出，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见，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2021，第207页。

[8] 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的文章。十个月以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因为《河南日报》的调查报告在浙江省的一些银行干部中引起了共鸣，他们认为农村发展工业企业应该是当时农村经济建设的主旨，并且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信。在毛主席将这封信和《河南日报》的文章一起批给了相关中央领导后，《人民日报》于1975年10月11日重新发表了《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这篇文章。更多讨论，见张文茂，“一九七四年我国粮食人均超过三百公斤说明了什么?”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1/02/431168.html。

[9]张文茂，“一九七四年我国粮食人均超过三百公斤说明了什么?”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1/02/431168.html。

[10] 根据张文茂，这是毛主席就回郭镇社队企业的批示的原话。《人民日报》在1975年，也就是距离毛泽东逝世不足一年，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用的就是毛泽东“光明灿烂的前途就在这里” 的原话，即他在1958年所说的社队企业。口述史团队与张文茂的访谈，2016年10月27日，北京。

[11] 口述史团队与张文茂的访谈，2016年10月27日，北京。

[12] 根据口述史团队与张文茂在2016年10月27日的访谈，这是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评价。

[13] 这部口述史缘起于一个由一批跨学科批判学者和业余上海“文革”历史爱好者发起的一个松散项目。对上海市“文革”期间的工农干部问题感兴趣的冯国治先生找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吕新雨教授，建议趁着一些当事人还健在，做一下他们的口述史，看看具体历史实践中的工农兵掌权是什么样子，从而为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留下一份历史遗产。吕新雨教授联系了几位跨学科学界同仁，组成以一名教授和博士生为核心的团队，并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就如何推进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参与者除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吕新雨与吴畅畅外，还包括罗岗、汪晖、严海蓉、潘毅、王绍光、老田、阳和平等学者和相关当事人。当时讨论的口述史采写对象大概有四、五个人。周丽琴不是上海“文革”中的工农出身干部群体的核心人物，但她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和女性吸引了我们。后来，由于当时所拟定的采访对象有的出版了自述，有的不幸很快离世，有的因有顾虑而不便接受采访，周丽琴的这部口述史成了这个计划的唯一成果。感谢吕新雨教授邀请我们参与这个项目和相关安排，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为我们的初次采访提供了摄像设备支持，也感谢严海蓉教授与我们分享她对周丽琴的一份初步采访记录。为了方便工作，我们在后续的采访中，只录了音频。本书中的一些线索还得益于王海涛的前期工作。他是上海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整理出了周丽琴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为我们的访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薛友忠、陈宽宏、郭贞祎和周丽琴家人也以不同方式为我们提供帮助。陈宽宏老师仔细读了初稿，并指出一些文字和细节的错误，在此一并感谢。

[14] 从职位的角度，周丽琴并不是这一实践的最高代表之一。当时，进入中央一级政权机构的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吴桂贤（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天津机械厂孙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李素文（担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

[15]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33页。

[16] 有关劳动者直接参加管理方面的研究，可参考刘松茂，《试论毛泽东对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01-106页。

[17]汪晖，《序》，张晴滟，《样板戏：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台北：人间出版社，2021年，第014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19] 比如，李逊201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鸿篇巨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就没有提及周丽琴。

[20]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206页。

[21] 同上，第206-207页。

[22] 同上，第207页。

[23] 嘉定原属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市。

[24]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6页。

[25] 宣讲毛泽东思想的团队，由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组成。

[26]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07页。

[27] 按照周丽琴的叙述，新干部指的是建国以后提拔的年轻干部，老干部指的是建国前的干部。

[28] 王绍光在与《南风窗》的一个访谈中曾指出，1957年“反右”的一个背景是两大类型的干部或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一部分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在周丽琴在上海市委的体验中，我们看到了，到了1970年代初，“新精英”中“老干部”（即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和像她这样的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进入领导层的“新干部”的张力。她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女干部，对自己的地位自然更有“自知之明”。王绍光访谈，见《王绍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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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炳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给了我新的艺术生命》，《红旗》杂志，1972年第12期，转引自《“龙江风格”万古常青 赞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73年4月，第74页。

[30] 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学术讨论，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68页；另见赵月枝，《跨文化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路径与问题意识》，《学术前沿》2020年第11期，第36页。

[31] 革命现代样板戏《龙江颂》取材于1962年10月至1963年间发生在闽南九龙江流域的龙海县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最初的龙溪地区地方戏、福建话剧团话剧版本以及后来的上海新华京剧团版本的主角均为一位男性大队支部书记。1966年5月，正在搞京剧改革的江青看到上海新华京剧团的《龙江颂》后，非常喜欢，于1969年4月8日指令上海京剧团组建了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剧组，随后又指令把剧中的男支书换成女支书。知名京剧演员李炳淑最后出演这位女支书。袁成亮在《毛泽东情有独钟〈龙江颂〉》一文中写道，“为了创造好江水英这个角色，李炳淑多次到上海郊区农村体验生活，从未干过农活的她跟农民们学习割稻、打场等各种农业劳动，还跟一位深受群众喜爱的生产大队女队长体验生活，观察她待人接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这位生产大队女队长，就是周丽琴。此后，李炳淑又与周丽琴一起成为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的成员。袁成亮引文见《党史博采》2006年第2期，第42页。

[32] 王绍光，《奠基与延续——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意义》，《东方学刊》， 2018（1）， 第4页。

[33]《中国共产党简史》对改革开放后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地方，有如下定性描述：“农村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有些集体经济比较扎实的地方，继续实行集体统一经营，改革原来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逐渐向水平的集体化前进。他们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精神的。”见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33页。

[34] 得益于过去的工作经历，她有记笔记的习惯。即使到了现在，她还把自己的重要活动，记得井井有条，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她，给她带了什么礼物。她一直靠一部陈旧的固定电话保持与家人与外界的联系。除了看孙女给她订的《劳动报》、《文汇报》等报纸，她的儿子十几年前给她买的一台电视机，满足着她看新闻和看电视剧的需要。

[35] 刘松茂，《试论毛泽东对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探索》，106页。

[36] 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56-78页。

[37] 汪晖，同上，69页。

[38] 汪晖，同上。

[39] 汪晖，同上，69-70页。

[40] 汪晖，同上，70页。

[41] 汪晖，同上，70页。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龚伟亮博士参与了我们第一次与周丽琴的访谈和2016年10月27日与北京农村问题专家张文茂的背景研究采访，特此致谢。】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