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刘亚洲说：“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
对于有点起码的民族自尊的中国人而言，一提“最后的吼声”，首先联想到的是 什么？是国歌。而刘亚洲却偏偏用“最后的吼声”来形容被杀的猪叫。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说成是猪被杀的时候，把“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说成是猪被杀前的嚎叫，把中国人说成是注定挨宰的猪，这不是侮辱国歌、侮辱中国又是什么？
这一切是巧合吗？不。首先，中国人通常习惯只说“猪叫”、“猪号”，说“猪吼”的虽然也有，但并不普遍。而哪个尊重国歌的中国人会存心用国歌歌词里“最后的吼声”来形容猪？
其次，刘亚洲是在什情况下说这些话的？在形容中国人的民族性、形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情况下。他先说：“汉民族就是羊”，再说：“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然后号召：“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而他又有言在先：“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岂止骂人，整个中华民族、中国文化连带国歌一块全被他骂了个遍。翻翻刘亚洲的文章，他可曾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表示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尊重？连篇累牍不是说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就是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
刘亚洲就这么骂还嫌不过瘾，还要来个更干脆的“一锅端”：“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敢情中国人几百年前就已经被开除了“球籍”，人人都成了地球上的“非法居民”，如今该死该活全要看西方青天大老爷和刘亚洲这样的全盘西化的“精英”们愿不愿格外开恩大发慈悲：“草民当诛兮‘精英‘圣明”。
有人说：“刘亚洲这是在批判中华文化的糟粕”，是“忧国忧民”。
挑毛病有两类：一类是要治病救人，一类是要找借口杀人。承认有毛病又承认毛病可以治好、开出有效的治病药方的，是治病救人。只承认毛病而不承认可以治好，以有毛病为理由主张一棍子打死的，是找借口杀人。
中华文化的确有精华，有糟粕，的确应该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干的就是这个，所以有了中国新文化，有了鲁迅，有了毛泽东。而刘亚洲呢？看看他的全部文章，对中华文化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只有全盘否定，只主张全盘西化，何曾有过“批判地继承”？试问在他笔下中华文化可有一丝一毫的可取之处？他可主张过继承哪怕一丝一毫的中华文化精华？他主张象日本人那样“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既然主张全盘西化，那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一棍子打死”，什么精华都不认帐。而只要“证明”了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那灭亡中国就顺理成章。这才是文化优劣之争的真正现实意义。
“中国人就是有一大堆毛病，指出来有什么不对？”
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网友“大汉霍去病”的一篇文章说的好：“翻遍毛选，找不到抨击挖苦中国人的弱点的刻薄词句(以正式出版为准)。其实在毛打天下的年代，中国人的弱点比今天的国人多得多。那时中国人的毛病比今天的国人海去了。可以说所有落后民族的缺点国人都占全了。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最危急的紧急关头，毛并没有把国人说得一无是处。毛也没有把国人贬得一钱不值。更没有对什么杰出的历史人物‘顶礼膜拜’，几乎跪下了。毛最崇拜的是草根民众，是人民。”
刘亚洲呢？对中国人民的一切缺点从来只有冷嘲热讽，挖苦贬低，何曾表现出过半点尊重？
这同样体现了一个基本原则：对有缺点的人民，是“一棍子打死”，还是“治病救人”？是消灭淘汰，还是教育改造？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教育改造，治病救人，而刘亚洲呢？虽然没敢直接了当承认，但实际态度却一目了然：淘汰消灭，只留“精英”。他一方面承认“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人口“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一方面不惜笔墨拼命颂扬这些杀人六千万、把全国人口杀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多尔衮就是振兴中华的功臣。多尔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在刘亚洲眼里，杀人六千万、把全国人口杀掉百分之八十多不但不是罪，而且还有功：“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在刘亚洲笔下，毛泽东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谋利益仍有罪，多尔衮杀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仍有功。为什么？一个亏待了“精英”，一个善待了“精英”。也就是说，在刘亚洲这些“精英”眼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命还不如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的“精英”的“委屈”更重要。换句话说，在“精英”们的天平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命重不过百分之五的“精英”的待遇，为了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消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的生命也不可惜。既然是这个态度，那刘亚洲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冷嘲热讽用意就很明显了：一切只是借口，意在彻底消灭。谈的是历史，讲的是现实，谈的是历史是非，讲的是现实原则。能对历史上的多尔衮如此评价，就能在现实社会中贯彻同样原则：保护“精英”，消灭大多数。今天的“精英”们不正在实践这个原则吗？“改革代价”、“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工人下岗”、“买断工龄”、“优胜劣汰”……一面愤怒声讨毛泽东孤立打击百分之五的敌人如何残暴，一面心平气和论述牺牲几千万老工人、几亿农民的利益如何必要，一面赞扬杀人六千万、把全国人口杀掉百分之八十却“善待”“精英”的人如何了不起，是“是振兴中华的功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正如刘亚洲自己承认的：“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这一切都是“古为今用”。
“刘亚洲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思维极其活跃”。
“爱国”？先说“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再说“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入主中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拯救了中华民族”、“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恰恰是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再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再加上连篇累牍地宣扬“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连国歌都讽刺为“猪吼”、极力宣扬“全盘西化”；就差说日本、美国就是今天的满清、就是今天来“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的“少数民族”了，就差说“中国亡在XX手里是中国的幸运”了。通篇借古喻今，宣扬“亡国有理”。这也叫“爱国”？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就曾专拿满清灭明这段历史大做文章，汪精卫治下的汉奸报刊最爱登的也就是这类文章，为的就是让老百姓相信日本侵略有理，中国亡国有理。这在当时叫做“亡国论”。毛泽东在一些著作中曾专门提到过到这些亡国论的东西。比如：“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驳亡国论〉）“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刘亚洲的《甲申再祭》不过重复了当年文化汉奸们“亡国论”的陈词滥调，算什么“思维极其活跃”？
至于刘亚洲把中国人当猪羊的比喻，鲁迅更是早有反驳。他说：“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刘亚洲以为来个“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就驳倒了鲁迅，完全是自欺欺人。
“你攻击刘亚洲是因为嫉妒”、“是汉奸”、“是吃软饭的美国走狗”
——靠当驸马，飞黄腾达，还说别人“吃软饭”，可笑不可笑？
——不打自招：“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还说别人是“汉奸”，滑稽不滑稽？
——公开宣称：美国“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还说别人是“美国走狗”，无赖不无赖？
——充其量不过是个当代汪精卫，顶多算是能在历史上留下臭味的狗屎堆，还整天说别人在“嫉妒”这泡屎的地位，无耻不无耻？
为什么要跟刘亚洲争论？因为他明里暗里处处污蔑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污蔑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他表面上是批判糟粕，实际是全盘否定。他从不承认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有丝毫精华，丝毫可取之处，主张用全盘西化来消灭中华文化，用赞扬善待“精英”而消灭百分之八十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多尔衮来表明他保护少数“精英”，消灭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精英主义”，所以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治病救人”的立场，对中国人从来只有冷嘲热讽而没有教育改造。认同了他就等于认同只要善待“精英”，哪怕至少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被杀掉都算是“拯救了中华民族”，就等于认同“中国亡在XX手里是中国的幸运”，就等于认同“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就等于认同民族大屠杀，就等于承认“精英”们有权根据自己需要任意摆布自己，从“下岗”到肉体消灭为所欲为，就等于让每个中国人在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上签字画押。人家连中国国歌都不放过，从一切方面把你比成猪，如果连这都不争，岂不等于心甘情愿真的要当猪当羊，从此任人宰割？
刘亚洲是美国军事思想的崇拜者，严格说来他只是个卖弄者，他没真正了解美国军事思想。仔细去读他的讲话就会发现中心凌乱、观点例子相互否认、滥用自己一无所知的科学术语，因为他的目的就是炫耀。他的讲话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老的矛过时了，新的矛(信息化的空军)已经来了，苏式的大兵团战略战术不行了，拉氏的小部队加空军快速打击法是未来的新宠。但他又说不清信息军的作用和如何作战，据说老美自己也不清楚。拉氏打击法是特别条件下的一种作战形式还是普遍适用？他也说不清。一个超级篮球队与四流队打球，在无人防守下它表演出来的精美招数，能肯定适合二流队学来用吗？在本国人民支持下，有苏中支持，美国无法打赢朝鲜和越南战争，有美支持苏联打不赢阿富汗；以后的阿战和伊战既无大国又无人民战争条件，美怎么打都是很漂亮，就是看招数如何更精美有效；这么简单的事实不提，却拿它们用来证明拉氏信息化空中准确打击战多么无敌。阿战和伊战能证明什么东 西是无敌？是的，美国信息战厉害，它的军队举世无双，人人都知道这事实，但它不是无敌。这世上没东西是无敌除了只有人心背向。刘亚洲一方面讲，“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桥。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绝招。狭路相逢勇者胜，智者胜，先驱者胜。” 而另一方面又否认这点，你看不到我军有何绝招，你只听到他如何推崇美军的武力崇拜拉氏打击法，学习、学习、再跟进，好像中国除了走美国道，搞信息化空军外就无出路。不知是故意还是不懂，他就是不提信息战的支撑--卫星系统和地面电子网络系统，而这恰恰是最易受攻击而让信息战瘫痪地方。刘亚洲指出美国打伊拉克的一个目的是杀鸡给猴看，搞心理战，那么谁是最好的吹鼓手手？通篇讲话把美军砌成了天衣无缝的金刚墙，就是美军自己也不好意思吹的“无敌”也出来了，真是不遗余力。从刘亚洲的目标管理的例子来看，证明他是非常注重形式的。军官们长得胖是什么问题？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很少锻炼，但没有一个是胖的。心宽体胖嘛，更何况还得天天上酒宴搞关系求升官。你让他锻炼，身体强壮了干什么？美国人说人民战争过时了，刘亚洲紧紧跟上，那嘲笑的派头使人联想到北京上海学生嘲笑农村来的土包：刷板头，知道哥们长发的飘逸吗！伊拉克哪里有什么巷战、游击战？萨特姆早已失去了民心军心，他能搞人民战争？刘亚洲和张召忠一样不懂人民战争的要义。不知刘亚洲从那里能得出人民战争在美军前面不堪一击的结论。事实上现在零碎的游击就让美军不安了。他嘲笑的“包饺子、扎口袋、埋地雷、地道战”等美军就不用了吗？不但陆上用，海空中也用，水雷是什么？潜艇战不是在海中捉迷藏？空中可以一样包饺子、扎口袋。僵死的人只了解形式就在那里卖弄。刘亚洲看起来思维很活，也有什么“最大的章法就是无章法”，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自己耳光。再来看他的几十门什么什么学啊的无知炫耀，学理工科的人一定会憋不住大笑。尽管刘亚洲是美国军事思想的崇拜者，但他不知道美国人最讲实际的，搞什么都求经济有效，不在乎形式而要最大效果；他也不知道美国人(西方人)讲究精细准确，效果好坏都是科学量化的，他的通篇讲话还是中国式的概念化的东西。他还不知道美国人要求多元化，各种思想共存以取长补短，采用最合适的，拉氏和鲍氏之争只是最合适最大效果之争，并不是先进和落后之争。比较刘亚洲和张召忠之争，那是在比谁更什么？
如果刘亚洲和张召忠代表了中国军方的军事思想，那么实在是令人忧虑。从他们身上首先看到的是缺乏“认真”二字，对毛泽东和美国军事思想研究的态度除了浮躁还是浮躁；其次是看重形式，纸上谈兵；还有就是只知概念不知科学量化。最后一点是东方思想的特征，讲究悟性和个人发挥，这也是为什么学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张召忠会特别搞笑，此人根本就没悟性。用中国特色去研究西方军事思想也会南腔北调，德国人也看重形式但他们特认真和讲究科学量化，所以一样可掌握实质。即使学到了真正美国军事也不是为了找出他们的强处去对抗，而是为了回避强点去攻击其弱点。但小矛能对抗人家的大矛？样板还是样板见得还少吗？如果美军的破矛水平更高，是否赶快再学破矛术？高抬贵手放过军队吧！美国的军事变革是建立在保命第一，全球远距离攻击要求和有钱有科技的基础上，中国刚好相反，难道还要跟在后面？
注：解放军空军中将刘亚洲，生于1952年10月，安徽宿县人。出生于军人家庭，后为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著名军事评论家，作家。
刘亚洲于1968年参加解放军，1972年入武汉大学英文系学习，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到空军联络部工作，以敏锐的目光和宽阔的胸怀捕捉国际军事斗争新动向，创作了一系列国际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1984年赴老山地区作战，负伤，立三等功。1986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客座教授。
1990年后创作了《广场》、《胡耀邦之死》、《实录》等作品，多次获奖，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近期的代表作品有《金门战役检讨》、《信念与道德》、《甲申再祭》、《大国策》。
刘亚洲曾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2003年12月任解放军空军副政委。
（本文原发于2016.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