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一百年,中国的两次农村包围城市

  1

  “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核心战略,那“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能够落地,百年前的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个问题。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和大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这五座城市,做为中外的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

  这五个通商口岸名为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商品倾销地。

  此后数十年,随着欧洲列强的侵略逐渐深入,通商口岸的名单上也增加了天津、潮州、登州、温州、汉口、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总数达到104个。

  仔细看看这些城市,要么是东部沿海城市,要么是长江水系的重要城市。

  这些通商口岸城市的分布,也说明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基本是以东部沿海城市为根据地,沿着长江水系,逐步向内陆大城市渗透。

  而欧洲列强进入通商口岸城市以后,由于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的环境,便必须把侵华贸易中国化,具体做法就是寻找当地的头面人物,与其结盟,让他们协助欧洲列强倾销货物和获取利益,事后按比例分配利润。

  这些和欧洲列强结盟的人,就是我们说的买办。

  所以在晚清民国的大城市里,存在着两套统治秩序。

  一套是传统的中国秩序,中坚力量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信奉儒家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一套是欧洲列强带来的秩序,中坚力量是欧洲洋大人和中国买办,信奉欧洲的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大城市,便不可避免的要和两套统治秩序做斗争。

  但相比两套非常强大的秩序来说,不论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也好,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罢,力量都非常弱小,斗争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于是在1920年代,就出现两个结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放弃了革命的目标,和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媾和,成立了接替大清和北洋的南京国府。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派革命者,遭到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和南京国府的联合打击,在“四一二政变”中损失相当惨重。

  那此后怎么办?

  继续以城市革命为主,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只有离开城市下沉到农村,才能稍微避开两个强大的敌人,逐渐积蓄革命力量。

  而且大城市是鱼龙混杂的地方,各种思想争论的非常厉害,留在大城市,我党要统一革命队伍的思想是有难度的。

  但在识字率不高的农村,农民在思想理论方面却是一张白纸,可以不受干扰的接受我党的共产主义理论。

  这样一来,下沉到农村的中国革命,就有了避开强敌和壮大队伍的优势。

  在这方面,教员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成为革命武装力量下沉到农村的先行者,做了一次伟大的尝试。

  2

  那下沉到农村以后,中国革命就一定能成功吗?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能说一定成功,起码是有成功机会的。

  在晚清民国时期,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和各省的初步工业化,但中国的经济格局,依然是农村农业占绝大部分份额,城市工业占小部分份额。

  农村的小农经济,拥有全中国75%以上的人口,生产的农产品占中国经济总量的65%,农村的小船、牛车、人力车的总运输量,也是城市铁路和航船运输量的三倍以上。

  而城市人口基本上是官员、商人、军官、文人、工匠、伙计等等,城市的近现代工商业产生的经济总量,只占中国的7%左右。

  换句话说,农村是生产者,城市是消费者。

  只有把农村和城市结合起来,用农村的生产补充城市的消费,城市才能得到必要的养分。

  但问题是,南京国府放弃了农村。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意味着蒋介石和南京国府放弃了改造农村的革命目标,1928年6月的财经会议,南京国府正式决定,放弃征收农村的田税,交给各省征收。

  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用田税利益,换取各省对南京国府的支持。

  这样一来,南京国府便放弃了65%的经济总量产生的赋税,只能以关税、盐税、外国贷款来维持正常运转,其中军费又占了很大一部分。

  税基这么小的中央政府,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根基极不稳定。

  那各省征收田税,不一样可以建设地方吗?

  理论上这么说没问题,但在实际上却行不通。

  因为南京国府不参与田税征收,就意味着在田税征收上面,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各省在征收田税时,有了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于是呢,最基层的官员谎报土地数量成为常态,地主富农通过关系逃税成为家常便饭,地方主政官员随意加派苛捐杂税,成为人人都懂的潜规则。

  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各省的军阀官僚还大量发行没有担保的货币,例如在1924年,广西就发行了50亿没有担保的货币。国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以后,各省的敛财方式改成发行债券、种植鸦片、兵痞抢劫等等。

  看了这些操作,大明宝钞也得直呼内行。

  结果就是,农村经济生态造成极大破坏,一个农民要承担的赋税,往往要到法律规定赋税的40倍以上。

  所以民国的农村,是占中国经济总量大半,欧洲列强和国府无力进入,最终被军阀官僚地主豪商肆意盘剥,急需进行“拨乱反正”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人、一个组织能完成这项任务,其实就在事实上取代了南京国府。

  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成功机会的根本原因。

  3

  有成功机会是一码事,能不能成功却是另一码事。

  一百单八将上了梁山,最终落得兄弟凋零的下场,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为什么能席卷天下建立新中国呢?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革命的愿景不同。

  在《水浒》位面,晁盖做山寨之主的时候,梁山的愿景还是“造反、聚义”,这个愿景不是最革命的,但起码是独立自主的。

  但自从晁盖死后,宋江就做了山寨之主,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改为顺天护国。

  忠义,忠的是大宋,义的是伦理纲常。

  顺天护国,顺的是大宋法统,护的是赵氏祖宗传下的江山。

  可以说,自从宋江更改梁山路线以后,梁山的愿景也跟着变了,从独立自主的山大王,变成大宋朝的跟班,赵氏的泛走狗。

  既然宋江下定决心跟着大宋朝走,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大宋朝不合理的制度,清理大宋州县的冗余,也不能团结不满大宋朝的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

  结果,梁山好汉们觉得非常拧巴,大宋朝也不把梁山武装当成自己人。在内耗和外力的影响下,梁山走向消亡。

  在现实位面,梁山的角色是南京国府,宋江则是蒋介石。

  而创建红军的教员在上井冈山之前,就想明白了革命的愿景,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看到了吧,他明白了中国衰落的症结在哪里,就有了非常长远的愿景,不会轻易动摇。

  下沉到农村并改造农村,才是他要做的事。

  上了井冈山以后,教员领导红军和地方组织,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通过教育农民埋下农村变革的种子,通过波浪式扩大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通过征收田税和贸易建立了健康的财政制度。

  以上的事情做成,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翻了封建宗法关系、地主和佃农的生产关系,达到改造农村的目的。

  而且农村是生产者,经过改造的农村,反过来又给红军提供了庞大的物资,尤其是粮食。

  “反围剿战争”时,蒋介石曾给前线部队下命令,要求对红军根据地严防死守,不允许人员和物资流通,准备把红军困死在根据地。

  结果没有红军根据地出口的粮食,江西、福建的十几座城市马上缺粮,缺口大到蒋介石从北方调粮都补不上,没多久,各地就用现金、武器、药品等城市物资向红军根据地买粮食。

  可以说,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政治上对南京国府进行了降维打击,在经济上也掐住蒋介石的软肋。

  后来,我党我军改造的农村越多,控制的物资就越多,这就对南京国府釜底抽薪,让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孤零零的几座城市里。

  一旦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我军便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围点打援也好,三大战役也罢,都是宏大历史进程的收尾工作了。

  而当占中国经济总量65%的农村完成改造,接下来的改造全中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到这个时候,农村包围城市,也就彻底成功了。

  4

  总的来说,农村包围城市不仅是军事战略,更是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

  这个大战略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政治上避实击虚,经济上整合生产者围堵消费者。

  所以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我国一方面坚持建设高标准农田,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鼓励实体企业的生产,保证城市生产力,努力建设新时代的“井冈山。”

  在国际上,我国始终在谈和平,尽力推动和欧洲、亚非拉国家的贸易,即便在台海地区也坚持不打第一枪,这是要建设新时代的“赤白贸易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赤白贸易线”做为“井冈山”的触手,将把亚非拉等“世界农村”,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下,这就完成了改造农村的任务。

  一旦生产力被整合起来,围堵的就是那几个消费型“城市。”

  到那个时候,“三大战役”也即将打响。

  一百年,中国搞了两次农村包围城市,一次彻底改变了中国,一次试图改变世界。

  而在两次农村包围城市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出宋江,不能重复梁山的投降主义。

收藏此文 赞一个 ( )

支持红色网站,请打赏本站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相关推荐: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