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发生的“大跃进”，是党的重大决策。当今不少人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贪多求快、好大喜功、背离实事求是的产物。持此种观点者学界政界亦不乏其人。近来，笔者在认真阅读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主编、出版的 《毛泽东传》 《毛泽东年谱》 之后认为，翔实的史料表明，从总体看，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还是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

　　大跃进的发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1957年11月，中国代表团先后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个共产党。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将用15年左，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

　　一、多、快、好、省的指导思想的提出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出现在世界东方。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 1956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这是中共领导人必然考虑的重大议题。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说:有两种领导方法。 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

　　1958年4月8日下午，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工作汇报中，着重批评了福建某些领导人的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

　　1957年12月12日和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先后发《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和《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表述了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二、大跃进的动因

　　1.中国太穷，人民太苦

　　1958年11月25日，在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时，毛泽东说: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人多，很穷，百分之七十是下中农，吃的穿的都不够，房子也很简陋，也很不卫生 。1960年3月7日晚，在广州会见到任不久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时，毛泽东说:我们还很穷，人口多。人民要求摆脱这种处境，所以要鼓足干劲。这就是说，发展要快一点。1960年4月15日，在会见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中国是一穷二白，穷就东西少，粮食少，油类少，钢铁少，机器少，各种东西都少。中国这么多人，又这么穷，这成一个什么样子!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穷，对于有志气的新中国人民来说，理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之后，面对陷于穷困之中的广大人民，不急于在可能的条件尽快发展，使人民生活尽快得到改善，这是不合情理的。

　　2.落后就要挨打

　　毛泽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随时可能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我们的工作要放在他可能提早突然袭击这么一点上。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加紧一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只要是行得通的，有根据的，不是冒险的，不是盲目的，尽可能提早一些时间，那就越好，越有利，我们取得主动。”1963年9月上旬，他把这一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更为久远:“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3.外国人“看不起”

　　国家和人一样，都有自尊。倘被歧视，理当奋起。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书批语中写到: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1960年4月13日晚钓鱼台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1300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1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其实这一肚子气早已有了，100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中国处在一穷二白，穷者钢不多，白者科学文化落后，这要记住。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

　　4.毛泽东竞赛思想的自我激励

　　毛泽东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这句话虽然说在1959年底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时候，其思想早在1956年就有了。首先提到的是赶美超英。

　　1956年2月28日晚，听取电力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我国电力生产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时，毛泽东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讲话中，再一次豪气冲天地和美国较上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说: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12月，毛泽东谈到苏联赶美、 中国赶英时，提出用15年在电力、 煤、钢的总量上赶上英国。1959年12月下旬，在阅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版的批语中写道:“我们提出赶英，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 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

　　毛泽东还提到和苏联比。1960年3月7日晚，他在广州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大使说到苏联正想办法用4年、最多5年的时间完成七年计划时，毛泽东说，七年计划如果能够在四五年完成，那对于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得赶一赶。现在我们有了些成绩，但是成绩还很小，我们还很穷，人口多。人民要求摆脱这种处境，所以要鼓足干劲。毛泽东甚至还想到和资产阶级比。那是1960年1月9日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他说:高速度发展你不信?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 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建国后23年的历史(到1972年)不能超过他们呢?

　　此处所引，旨在说明毛泽东借助这些比较，从中获得鼓足干劲、激励自己加速前进的力量，至于这些对比是否完全科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5.1958年初已有跃进之势的苗头

　　1958年1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14次会议。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共19人发言后，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人民都振奋起来了，我们要适应这种情况，我相信也能够适应这种情况。人是在环境中生活的，现在这个环境很有利于我们进步。”

　　次日，毛泽东在 《工作方法60条(草案)》 的前言中写道:“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1958年2月3日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 《人民日报》 社论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社论主要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化工部、河南省也相继提出工作上的高指标。

　　2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 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邓小平1958年2月28日报送毛泽东的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 指出，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等方面开展起来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这是笔者在中央文献中第一次看到“大跃进”的概念。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 《介绍一个合作社》 一文中写道:“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跃进之势，跃然纸上。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为毛所倚重的胡乔木，199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一书。对于1958年大跃进，他在书中写到:“1957年，几件事情影响到1958年的‘大跃进’。为什么提出‘大跃进’?一是反右派斗争胜利了。毛主席觉得是很大的胜利。完全是群众性的斗争，把资产阶级右派打退了。国际上各国共产党开了莫斯科会议。苏共原准备了一个宣言稿子，我们党提了许多修改意见。后来由我们党重新起草一个稿子……被接受了，苏共的同志对我们党说了许多好话。”“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整风中工人贴了很多大字报，毛主席在上海看了几个工厂的大字报，感到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积极性。这些都为‘大跃进’ 的提出打下基础。”“有这些内外因素，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胡乔木并非全面阐述大跃进的动因，但此处所述，特别是关于国际条件方面，对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1958年之所以会有大跃进，是很有助益的。

　　根据上述，我们有理由相信1959年8月17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所说“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有根据的，而非主观臆断。对于这种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共产党人只能坚定地站在革命群众的立场上，善于发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保护、爱惜这种积极性。有道是“气可鼓而不可泄”。人们常说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窃以为，这里的“发动”二字还可研究。此种表述，突显了毛泽东个人的领导作用，却忽视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未必符合历史真实。发动发动，不“发”不“动”。事实是: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已有相当的显现即已经“动”起来之后，这才提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顺势而行，引领群众“奔向社会主义前方”。

　　新中国建国后发展速度要快一点，这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全党的思想。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 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基于上述，就大跃进口号的提出而言，毛泽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或者说是有实事求是的基础的。大跃进，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意愿，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刘少，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图为大会。左起: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三、求真务实:要措施，查实据，问可能，留余地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面对高速度、高指标时，一次又一次询问有没有措施?有没有根据?有没有可能?有没有留余地?

　　1958年3月11日，大跃进初始，毛泽东主持成都会议。在听取汇报中说:现在有些虚，不要老加计划，要有措施。没有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会落空。22日，针对铁道部 《关于全国铁路十五年(1958-1972)新线发展规划》 修建8万公里铁路的跃进计划，他致信铁道部长滕代远:“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 8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要一起写进去。”25日，在成都会议的第5次讲话中说，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给自己留点余地。他还说，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 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4月1日，毛泽东主持武汉会议。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汇报中说，河南一年实现绿化。毛泽东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 次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水利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完成水利化，要留有余地。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对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在此前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要把“多快”和“好省”统一起来。2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等:“重看1957年11月13日 《人民日报》 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 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 (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原注)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发现此文，令毛泽东兴奋异常，建议给提出用 “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的人授予“第一号博士”的荣誉称号。

　　7月3日，阅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毛泽东在以 《介绍一封信》 为题的批语中说: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到400斤的希望。原先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8月19日，在北戴河召集的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 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10月25日，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一事。毛泽东说: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要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要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

　　11月9日，郑州会议讨论 《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毛泽东在会上说: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出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4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 (李富春:搞1亿吨。)剩下5年就增长3亿吨，怎么增法?纲要在内部一公布，一传就都传出去了，主要是钢、机床、 煤、电4项指标吓人。过去我们提的是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总量上赶上英国，现在是提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是不是还要加一个更多一点时间，到那个时候办不到怎么办?次日，他又说到这件事:现在写的四十条，我有许多怀疑，为什么你们搞了那些指标，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根据。14日，毛泽东到湖北孝感。当听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稻谷“万斤田”时，他当即回应:我不相信。 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 他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

　　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第一天会议上毛泽东讲的第7个问题是减少任务。他说: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他直接点了谭震林、廖鲁言搞的那个今冬明春水利工程搞一个1900亿土石方的安排。他说，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1/3，不死1/3也要死1/10。中国5亿农民，1/10就是5000万人。如果死了5000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是想多搞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他还说，今年水利工程500亿土石方，明年还是500亿，一点也不翻，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3000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800万吨，就是6000万人上阵，明年3000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毛泽东的求实之心，爱民之意，在此真个是跃然可见!他还明确表示，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在第2次讲话中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实事求是地制定1959年的经济计划，我们的思想又热，但是又有点冷。 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比较实事求是，和我们的雄心壮志相结合，就避免了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而产生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缺乏根据的想法。现在我们把盘子放小，明年不搞3000万吨，而搞1800万吨到2000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在讲到“多谋善断”的方法时，举了有关陈云的例子。他说，今年1月上旬陈云表示，武昌会议定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陈云同志讲估计今年完不成计划，这种话应该听。讲到“留有余地”时说，成都会议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他在说到“要善于观察形势”时，说武昌会议是被迫由3000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的，他坦然承认:此前，北戴河会议决议(指1958年要生产3000万吨钢)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13日，毛泽东到济南东郊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看冬小麦生长情况，看到葱绿茁壮的麦苗非常高兴，详细询问小麦地的深翻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及今后的管理措施。在看到一片小麦实验田边木牌上写着计划亩产1000斤时，毛泽东对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嘱咐说，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

　　5月2日，毛泽东在写给省、地、县、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六级干部的 《党内通信》 中提及农业生产问题。他说:“生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他在信中谈到粮食问题时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这封信还强调讲真话。他说:“生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8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广东省委、河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指示说: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往下派。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决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比1957年钢产量翻一番。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6月13日，在中南海开会决定1959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1650万吨再下降到1300万吨，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当李富春在汇报中说工业增长超过了20%就是大跃进时，毛泽东说:农业超过20%是大跃进，超过30%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当李富春说计划定稳一点，超额完成，大家心情舒畅时，毛泽东说:1956年紧张了， 1957年降下来落实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去年紧张了一年，今年没有及时降下来，现在的压缩是必需的。最后毛泽东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

　　8月下旬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是纠正不合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的“左”的倾向，结果适得其反。庐山会议错误地决定“反右倾”，使得持续不到一年的纠“左”成果付之东流，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主张再度泛滥。

　　即使在这种“反右”的背景下，毛泽东依然不忘从实际出发，至少没有完全离开唯物主义的立场。

　　9月19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农场负责人汇报亩产可达八九千斤。毛泽东没有表示可否。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当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他自小生活在农村，当然知道当时这样的高产是不可能的，依他的身份不能主动说出来，以免使汇报人尴尬，有失尊重;而表示首肯，这显然是违心之论。

　　大跃进以来的经历，使毛泽东深深感到，看材料、听汇报，不大靠得住。他需要更多地亲自查看了解第一手的实际情况。10月23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合肥、 马鞍山、南京、上海，30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有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向同行的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了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情况。他们告知毛泽东:“情况还好。”“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大面积的高产。”明年春天比今年春天“恐怕好得多。”当有人汇报“粮食问题心已经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很有怀疑，追问一句:“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提醒他们:“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30日，在停在上海的专列上同上海市委、 江苏省委、安徽省委领导人谈话。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明年有两个硬东西，一个是明年想弄一亩地一头猪，500多万亩地，搞500多万头猪。毛泽东问:你明年能搞到啊?柯庆施说:搞得到。第二个就是无论如何想法子使粮食亩产能过千斤。毛泽东问:你今年晚稻七百几?柯庆施答: 750。毛泽东说:750，达到1000，要增加1/4呀!同志，行不行啊?柯庆施说:现在我们想打破这个千斤关，这个关，不好过，过了千斤，以后就好办了。毛泽东说:那你试试看，打打看，不要登报就行了。

　　在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不久，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国家计委 《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毛泽东传》 编者认为:“1959年冬和1960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4月30日，毛泽东在询问了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后，针对刘子厚(省长)关于河北水利建设搞三个冬春的说法指出:要搞十年，不是什么三个冬春，你三个冬春搞得完?我就不信。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当日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在天津主持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后的谭震林、廖鲁言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谈话，毛泽东问:国内国际的情况比较1月上海会议时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参考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九两(当时1斤为16两———引者注)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的大名县也是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8两，12两，而是吃1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8两粮食的样子。接着毛泽东以一句半信半疑的话作回答: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 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大清楚。

　　4月下旬，毛泽东审阅修改邓小平4月2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聂荣臻关于“四化”(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引者注)运动宣传报道问题的意见的指示稿。该稿说:“在‘四化’的宣传方面，必须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宣传指标，并且要善于藏一手，做十分，说八九分，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毛泽东将“说八九分”改为“说五分，甚至只说一二分，有些机密部分则一分也不说”，并在“防止”前加 “严格”二字。毛泽东的这一改动，昭示了他的求实之心。

　　6月14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在前一天的预备会议上已经决定降低指标，对计划进行重新安排。 一个钢，一个棉花，一个粮食，一个铁路。 他说: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 计划，总理做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打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按实际可能办事，还打点回旋余地。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要提出质量第一，把数量放到第二位。他还说，铁道部同交通部今年(1960年) 1月在蚌埠开现场会议的材料，我看了实在是很高兴，土洋结合，小土小洋铁路由地方搞，但是那个数目字现在看起来高了一点。那个时候说3年修5万公里，现在纳入富春这个计划里边的是25000公里。时间只有3年，指标恐怕要减下来。我们1949年接收政权时，全国铁路只有两万公里，你3年工夫就搞那么多，还得了呀?这个东西要减下来，减到1万公里大概可能，平均每年三千几百公里。我这样讲不是泄气，不是促退派，而是促进派，是为更好地跃进。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这个气就可以鼓，干劲有鼓的余地，不然干劲就鼓不上去。

　　6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仅用两个小时写就的 《十年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近二年大跃进的总结。他批评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的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样，在批评下属的同志时，他不忘自我批评。毛泽东这样写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在大跃进期间，下属的错误，毛泽东本人的错误，都直接表现为大跃进的问题，这就使人们把对大跃进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直接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从认识论方面检查了犯错误的原因。 《十年总结》 写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两个小时，总结十年，一气呵成，非常人所能为。这不仅是由于毛泽东才思泉涌，更由于他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肩负的责任重大，对建国后的十年，特别是大跃进的这两年，全局在胸，时时回味，不忘历史，借鉴经验，思考未来，求成避败，深思熟虑，水到渠成所致。伟大如毛泽东，也难以避免历史局限性。 《十年总结》 中的“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显然是一个误判。至于当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旗帜”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价，更不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乃人之常情，毛泽东亦不能例外。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最终落在了邓小平身上。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三十二年总结”，把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了。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视察农村时与农民交谈。

　　四、反作假浮夸，批“共产”“过渡”

　　说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没有完全丢了实事求是，还因为他面对作假、浮夸、“共产”、急于“过渡”等种种背离实事求是之事，持有坚定而一贯的明确反对态度。

　　1958年秋，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和河南就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得知此信息，派人调查，发现不少问题。为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去看一看。10月16日听取徐水县负责人汇报后，毛泽东对人民公社这种跃进式发展持有高度警惕，当即提出异议。21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河北省省长刘子厚汇报，发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比如，一亩白薯2000斤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宣布全民所有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他说:把猪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虚报不好，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不要讲假话;家具是生活资料，不归公;私人债务一风吹，就是“共产”。由此引发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思考。

　　11月4日，在专列上举行的郑州会议上，听取吴芝圃“关于人民公社的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次日，在专列上他继续主持郑州会议。关于起草纲要问题，他说，我看搞个12年的，从1960年到1971年。这就比你们的延后了4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当会上有人再次提出10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说有些重点社已基本全民所有制了时，毛泽东说:“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同起来，恐怕不利。 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 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6日，阅中宣部4日编印的 《宣教动态》 第134期刊载的 《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即“三年过渡”的报道。为了解其具体情况，他迅即委派陈伯达、张春桥专门到范县了解情况。他听了他们的汇报后不无幽默地说:“加一个0 (即30年)也不行。”7日，继续主持郑州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因办人民公社而闻名的徐水县。他说: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有办法。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9日，在郑州会议上讨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次日，对新修订的 《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 的第40条写了批语:“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在11月21日武昌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说，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 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上能速则速，不能速就还是不速。毛泽东讲的第5个问题是消灭阶级问题。这是一个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直接相联系的问题。他说:阶级哪一天消灭，我看还是吊着，总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够宣布。我看宣布阶级消灭这一条不忙，谨慎一点。是日晚，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虚报不好，比瞒报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虚报风非常严重的态势，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要求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建议跟县委书记、 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大相信。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 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希望中央、省、 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12月1日，阅王任重11月28日报送的湖北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放出所谓水稻亩产6万斤的卫星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八届六中全会代表。王任重报送的材料说:今年9月，随县县委在得知金屯乡光大九社的一亩中稻试验田是乡、社的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9.75亩中稻拔掉移栽在一亩田里，谎称产量是6万斤。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以警示浮夸作假。

　　9日，八届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

　　毛泽东受浮夸风影响一度对粮食问题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的教训，头脑清醒多了。在1959年4月29日写出的一封 《党的通讯》 中，他反思说:粮食问题，“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是第一件大事”。这次 《通讯》 中的点睛之笔是“讲真话问题”。他写道:“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又勉强讲能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6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 吴冷西回忆说:毛泽东讲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毛泽东说他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吴冷西回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再到上海会议，毛泽东多次作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20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听取了汇报，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他为何要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方面相当多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就是报纸在醒目位置提出，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28日，毛泽东从长沙给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因而，读书成为其后召开的庐山会议的第一个问题。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的 《会议情况》。情况反映:枣庄市干部中急于过渡的思想苗头较普遍。安丘县一个公社调走一个大队70头母猪不给钱，严重影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在指示中指出:这些问题，“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会议还反映，贪污浪费比较严重，不讲真话。次日，他在转发这个 《会议情况》 时另写的批语中写道:“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 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 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还指出:“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轻则教育，无能者换人，违法者法办。”

　　上述正反两方面大量事实表明: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说大跃进中毛泽东抛弃了实事求是，显然是不实之词。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视察。

　　五、大跃进中要出现问题，毛泽东早有预见

　　1957年1月1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他在插话中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究竟怎样平衡才恰当?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轻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怎样平衡才恰当?这个比例再搞五六年是不是能搞得出来?我希望缩短这个时间，并且不要付出(像苏联那样)大的代价。他还说: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定的，哪样东西多，哪样东西少?煤、电、油应该搞多少?轻工业究竟搞哪些东西?农业搞多大规模，投多少资?这要一个时期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脑筋里想的是主观安排，有很多东西可以断定是不合实际的。但是，不合实际为什么要安排?你不安排不行。现在只好开工厂，究竟开得恰当不恰当，那要将来才能知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经验就难免犯错误。

　　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从哲学层面概述了上述思想。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他还说:“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大方向正确的群众运动，基本立场只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绝不能站在群众对面，反对群众;也不能站在群众之外，指责群众。群众运动有错误，这很正常。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得好:“要在理论上有清楚的认识(纠正群众运动中的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取得教训。”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毛泽东在指导大跃进中的问题，是保护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引领群众前进中的问题，是探求经济建设中“科学平衡”、“适度比例”不断“试错”中的问题，是缺乏经验、实实在在“难免”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说明，大跃进的缘起，是有一定根据的。已经经过很多删节的本文第二部分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事实表明，即便在大跃进中，总体来看，毛泽东并未离开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笔者从2014年11月24日的 《报刊文摘》 登载的 《杨尚昆日记中的重大历史时刻》 一文中得知，杨在196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有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记载:“目前国内情况的紧张，主要由于特大灾害引起，一部分地区(全国来说大约是百分之二十)，是工作上有错误。”一贯务实的老革命家、时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人日记所写，我们应当相信，这是他当时的真实看法。传言在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大跃进中成绩和错误之比有“三七开”和倒“三七开”之争。通常毛泽东讲成绩和错误关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但讲到大跃进的问题，有时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有时表述为有“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或者“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而且，这些“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如河南、安徽等，问题主要是地方领导人图虚名得实祸，作假胡夸，而非全是中央之过。这表明，毛泽东自认大跃进之后的情况是严重的。不过，造成这一后果，“人祸”不能忽视，天灾也是原因。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列宁的态度是:“我们事业的保证在于群众自己负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俄国的责任。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学习。”“我们不害怕自觉地进行建设的群众犯错误，因为我们只有靠自己的经验，只有靠亲自动手。”“群众既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就不免要犯错误，共产党人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同逐渐在斗争进程中摆脱错误的群众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期待‘完全胜利’的知识分子、庸人、考茨基分子在一起要强得多。”当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回顾大跃进时期的问题时，重读列宁的这些话，有助于获得正确认识大跃进的思想方法。

　　研究大跃进中的毛泽东，不能不说到大跃进中问题的责任，这是和实事求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1959年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他举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他提出的例子，表明他自我批评的真诚。1961年12月2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又一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说:过去几年走了弯路各级领导都有责任，首先是中央负责，第一个要负责的就是本人。甚至连1959年秋敏感的庐山会议，他也做了自我批评: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右助长了“左”的空气。不过，我们务必不能忘记1980年在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过程中，邓小平说过的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总政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

　　笔者注意到，在经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较真地说过，实际困难时间只有两年半， 1962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之后，毛泽东认真地为一度灰头土脸的“大跃进”正名，重提“大跃进”。1964年12月13日在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第四稿第一部分中，谈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处，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跃进的良好动机，未能导致理想的效果。以高指标、高速度为主要表征的大跃进，未能很好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因此，毛泽东不时提醒人们不要忘了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

　　1961年1月3日晚，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问起1961年的方针。李富春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认同了这个“休整”方针。接着又问: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在邓小平回答“今年元旦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后，毛泽东认同了这一改变，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大跃进有“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问题。对于不再提他颇为钟情的“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未表示异议，显示了毛泽东的自我反省。同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强调说: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1961年12月18日在天津的专列上听取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汇报，谈到1962年的生产规划时强调:还是要留有余地，再搞计划，要踏实，别搞主观主义呀!要求实。你们各县搞计划不要一股劲高指标，也不要低指标，叫平均先进指标。这分明是总结大跃进高指标高速度的教训之言。

　　1963年8月10日，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也有困难，知识不多还要学习，特别是经济建设我们不懂，虽然学了13年。再过13年，会懂得更多些。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年那样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1965年2月21日上午在听取薄一波汇报交通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在插话中谈及1959钢铁指标。周恩来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毛泽东接着说: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薄一波汇报说会议开得不错，毛泽东说:这些东西(指新技术项目表)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闹1958年大跃进、1959年提出二千万吨钢那样的笑话吧!1965年6月16日，在听取余秋里“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此前讲实事求是，都是把“客观可能”和“留有余地”分开讲，这一次讲的是“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可见毛泽东汲取大跃进教训之深刻。

　　甚至到了1970年，在11月13日会见巴基斯坦客人谈到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还说: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毛泽东的这一话语，显然是对1958年大跃进的反思联想。

　　半个世纪前中国发生的以改造自然为主题的大跃进，是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如何对待这一运动?笔者想到了马克思对待失败的巴黎公社的态度。列宁在1904年撰写的 《卡尔·马克思》 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在1870年9月9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通告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适时的起义，但当起义还是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十分喜悦欢迎群众 ‘ 冲天 ’ 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发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害处，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少些，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精神颓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

　　本文在第二个小标题末尾已经指出，“大跃进”是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已有充分显现之后，毛泽东才顺势而行提出来的。想想大跃进期间广为人知的民歌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是何等的气势!即使今天读来，也会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要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有道是“不以成败论英雄”。正确认识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这句话是很适用的。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笔者忽然想起了恩格斯晚年写给革命同道者信中的几句话。1889年12月他在写给特里尔的信中说:“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1890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在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时，恩格斯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请特别注意这里的“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几个字——笔者)中，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恩格斯的这些话，当然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大跃进并不直接相干，但其中内含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关系，分析其中的是非得失，依然是并不过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