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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寻觅革命伙伴的经历: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人

1

  人生中总会遇见一些伙伴,有的可以长期与我们走下去,有的却只能陪我们走一段。

  1921年7月的一天晚上,时年28岁的毛泽东和27岁的萧子升在一个船舱内彻夜长谈。这次谈话的氛围并不和谐,二人经常进行激烈的争吵,最后谁也无法说服谁。

  待天亮之时,毛泽东早早的下了船,离别时抛给了萧子升一句话:“你做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很难过,他非常舍不得这个曾经无话不说的好友,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二人未来的人生道路要越行越远了......

  事实上,这确实是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一直记得与萧子升初次见面的情景,当年自己给父亲留书一封便离开了韶山冲,独自一人来到“东山学堂”求学。初来之时,他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这时有一个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此人便是萧子升。

  萧子升性格善良、才华横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为此,毛泽东还结合萧子升的性格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萧菩萨。

  后来,二人又在湖南一师有过两年半的相处时光。他俩与蔡和森合称“湘江三友”,三人情同手足、形影不离,经常到橘子洲头散步,一连讨论好几个小时都乐此不疲。

  1918年4月,“湘江三友”组织十几名成员成立了新民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在五四大潮的洗礼下,新民学会的宗旨更加宏大——“改造中国与世界!”

  恰同学少年之时,与一群意气风发的伙伴共同创造宏伟的未来,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美好呢?

  可谁也没想到,在“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上,二人的意见出现了冲突,以至于在人生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事实上,蔡和森与萧子升的意见冲突出现得更早,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产生了难以兼容的观点分歧。

  蔡和森认为必须要进行暴力革命,只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改造社会,代表这一观点的学说叫做“马列主义”,代表人物名叫马克思。

  萧子升主张进行“温良革命”,要通过教育手段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代表这一观点的学说叫做“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名叫克鲁泡特金。

  在法国的蒙达尼会议上,蔡、萧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谁也无法说服对方。那么,远在中国的毛泽东到底支持哪一方呢?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当然支持蔡和森了,因为“马列主义”、“马克思”在党史里经常出现,而“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之类的实在太生僻了。

  其实并不是,一开始毛泽东虽未下结论,但他更偏向于“无政府主义”,认为这派人的意义更广、更深远。

  毕竟,社会有啥矛盾了,大家和和气气解决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的?

  可后来的“驱张运动”给毛泽东狠狠地上了一课,他想通过民众请愿的方式来唤醒统治者的良知,可北洋政府的官场腐败不堪,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早不把民意放在眼里。

  在多次尝试均告无效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要让这群人为民做主,就像是让和珅高调反腐!

  民愿他们听到了吗?听到了!

  道理他们都懂吗?都懂!

  那他们为民做主吗?不做主!

  为啥呢?因为利益不符啊!你见过谁拿刀去割自己脑袋?和珅会带兵把自己家抄了吗?

  毛泽东深刻领悟了,所谓的“温良革命”说得好听,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怎么办呢?只有“暴力革命”一条路可走,这实属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无奈之举!

  在经过现实磨砺之后,毛泽东坚定地站在了蔡和森一边,却依然没有说服萧子升。

  1921年3月萧子升回国后,毛泽东曾多次试图说服好友,却不断引发二人的激烈争吵,毛泽东甚至大动肝火地指着萧子升说:“你去穿你的长袍马褂去吧!”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哪一次斗争不是残酷的?

  更何况,是要干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

  这种残酷性,怎么可能只是穿个长袍马褂,手捧圣贤书就能深刻感悟的呢?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此时毛泽东乘船是要去参加一个开天辟地的会议——中共一大,他想尽最后一次努力,劝说挚友认清现状,走符合现实的道路,但依然遭到拒绝!

  曾经的美好时光还历历在目,如今却到了离别时刻。

  人生总会有这样的遗憾,曾经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一个经历了现实社会的反复磨砺,另一个仍天真地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几年之后见面就难以沟通。

  你以为自己苦口婆心地将所思所感讲给伙伴听,人家就能理解?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理念不同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2

  人生中,我们总想与能力强的人一起共事,有的可以与我们志同道合,有的却心术不正、利令智昏,注定无法长期走下去。

  与萧子升诀别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一大现场见到了一个未来与他命运彼此纠葛的人——张国焘。

  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张国焘。初次相见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对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颇感兴趣,得到的却是无声的冷漠。

  那时的张国焘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领导人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时候,彼时心高气傲的他自然不会去关注一个毫不起眼的图书馆助理员。

  与之相反的是,彼时的毛泽东对张国焘产生了深刻印象:能力极强、权欲极重、好大喜功。

  后来,二人曾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一起共事,那时张国焘很擅长搞工人运动,主张在城市里进行工人暴动。

  毛泽东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工人阶级确实是同盟者,但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够,仅大约二百万人的力量远远不足啊!于是,他主张搞农民运动,这类人群的基数是很大的!

  为此,张国焘显得恼羞成怒,曾用粗暴的方式反对毛泽东的主张。

  不过,这还没涉及到原则性问题,大家都还是革命伙伴,只是工作意见不同,沟通方式有待改进而已。

  只是,后来发生的事,就涉及到原则性问题了。

  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刚刚爬过雪山的红一方面军,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尽管已经非常疲惫,但毛泽东依然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

  等着等着,就有一人出现,只见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的簇拥下飞驰两河口。

  仔细一看,此人不是张国焘,又是何人?

  看这阵仗,此时的张国焘是何等的气派?又是以何等傲慢凌厉的眼神看着毛泽东?

  多年未见,张国焘依然是盛气凌人的性格。

  会师后,两支部队先是度过了热烈的“蜜月期”,接下来却成了毛泽东“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事实上,就在会师的那一刻,张国焘就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攫取党政大权,以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野心。

  在“行军路线”方面,张国焘执意主张南下,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中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却又心存不甘,从中作梗。随后,他居然私开“卓木碉会议”,在这里另起炉灶、另立中央,甚至单方面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

  这种行为显然已经突破了原则底线,从事实上分裂了党和红军。

  毛泽东虽竭力劝说,无奈张国焘一意孤行,将红军一分为二。最终,毛泽东只得带队北上,而张国焘带了另一支队伍南下。

  毛泽东曾断言:南下是绝路!

  结果确实如此,十万兵马的张国焘在南下时被川军打得七零八落,被迫取消“第二中央”,灰溜溜地沿着毛泽东之前走过的路线去了陕北。

  本以为该消停了吧?谁知张国焘又干出了更不可饶恕的事!

  1938年4月,他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若说为什么张国焘会做出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呢?

  理由能找一大堆,但如果究其根本原因的话,那就是张国焘的心智模式在作祟——利欲熏心,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组织之上!

  人的性格一旦成型就很难改变,更不是他人能说服的。要想说服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回头是岸,无异于劝说恶狼不要杀生,改成吃草。

  人生总会遇到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的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他人、集体乃至社会的利益,即便这只是一点蝇头小利。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利欲熏心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3

  人生中总会遇见一些共事的伙伴,有的因为思想同频而共同促进,有的却总因为认知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而产生分歧。

  如果问“1减2等于几”,高中生会回答“负一”,而小学生一定会马上驳斥高中生说:“你算错了,不够减,这道题本身就出错了!”

  其实高中生是能理解小学生的,毕竟自己也是从小学走过来的,但是,小学生压根理解不了高中生,人家的知识世界他根本不懂!

  小学生要想真正理解高中生,就必须走上一条认知提升的路,而且这条路必须自己走。

  就在张国焘突然挟兵向中央发难时,博古坚决拥护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正确主张。此时的博古已经走过了一段艰辛心路,他深深地理解了毛泽东,认可毛泽东的能力。

  在此之前,博古可不是这样的。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经常跟毛泽东“抬杠”,就像小学生驳斥高中生“算错了”一样。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十分弱小,进攻城市是死路,必须在农村扎根。”

  博古则辩论说:“这不符合苏联的成功经验,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在俄国中心城市圣彼得堡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又说:“我们要打游击战,不要和敌人死打硬拼。”

  博古马上辩论说:“你这是普列哈诺夫同志在1905年反对俄国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你看看,这还怎么沟通?毛泽东一开口讲实际情况,博古就开始上纲上线,把原汁原味的“布尔什维克理论”搬过来硬套。

  看博古的个人经历,他在入党前一直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没有基层锻炼的经历,缺乏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的充分了解,看问题只能从“本本”出发。

  其实毛泽东是理解博古的,毕竟自己也做过书生。后来,他做过大量社会调查,在井冈山经过了几年残酷的斗争,这才发现现实情况与圣贤书上写的往往不是一回事。

  他曾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年轻时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还在学校苦读七年,人到中年参加革命了,却发现学校的知识根本用不到。只知道革命二字,到底革什么,如何去革,完全不懂。”

  只是,那个时期的博古确确实实不能理解毛泽东。

  如果是小打小闹的事,那就没必要非去较真。可若在性命相关的事上让“小学生”去掌舵,那就不是儿戏。

  可事实上,历史上还真有让博古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时期。

  博古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行列,还没经历过基层实战磨炼呢,就在24岁时被共产国际“钦点”为中央苏区的当家人。

  然而,博古并不懂军事,就把红军指挥权交给“洋顾问”李德全权负责。当然,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只学习过军事理论,并没有亲临战场指挥作战的实战经验,更不懂中国的实际国情。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假如你正坐在一辆大巴上,此时大巴正行驶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稍有不慎就要跌入万丈深渊......可此时,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连驾照都没有的书呆子,而驾驶员也好不到哪去,正在依葫芦画瓢地按照书上的“滑板技术”开车。

  这时候,就问你心里慌不慌?在这种事关生死的事情面前,你能不较真吗?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的话:

  “要不得!要不得!......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

  什么时候,博古开始改变对毛泽东态度的呢?就是遭遇切肤之痛的时候。

  先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自己深信不疑的“苏联经验”害得红军节节败退,后是“湘江战役”中自己一直力挺的“苏联打法”害得红军损失过半,这下子博古蒙了,彻彻底底地蒙了!

  自己把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讲得头头是道又如何?残酷的现实告诉你一点鸟用都没有!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被撤销军事指挥权,他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如何指挥“四渡赤水”,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让红军跳出包围圈,这下子真是服了!

  博古知道,当初红军的“死棋”是自己下出来的,正自感罪孽深重呢,毛泽东又神奇地将“死棋”下成了“活棋”,一系列“驾驶技术”自己光看都看迷糊了,何况是做?不服不行啊!

  人生总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由于认知短浅,常常对认知高于自己的人嗤之以鼻。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让他去历练:

  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没经历过磨炼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4

  人生中,我们总会遇到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这种人不需要说服而是天然的思想同频,一旦相遇就会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事实上,遵义会议后博古的思想转变,也与和周恩来的一次长谈有关:

  “我们的革命对象是国民党,具体就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跟他共事两年,知道他非常强,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更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认识到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搞成。”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认可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建党之前。

  周恩来是江苏淮安人,13岁时曾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并在那里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壮口号,这在当时便传为了一桩美谈。

  学生时期的周恩来并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还有一个与他志向一致的人。

  学生时期的毛泽东也是志存高远,他曾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此时二人都动了“天下之心”,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志向确实惊人地一致。

  二人彼此知道对方存在的时候,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也是建党之前。

  当时周恩来身处天津,他看过来自湖南的《湘江评论》,里面有句话直戳他的内心深处: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文章口气之大、立意之高,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身处湖南长沙,他也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文章名叫《革心!革新!》的社论,里面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口号:

  “改造社会、改造思想!”

  文章指出,“革新”是改造社会,“革心”是改造我们的思想,“革心”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心”的目的,改造自身思想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向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每当读到这样的文章时,毛泽东总是忍不住拍案叫绝、连连叫好,称作者乃“大才”也,里面表达的思想竟与自己出奇地一致?

  于是,他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周恩来。

  那时,二人都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

  1926年3月20日晚,时年33岁的毛泽东受“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来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的家里,无意间看见这里还坐着一个28岁的年轻人,当他得知此人名叫“周恩来”时,就情不自禁地将手握了过去。

  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二人神交已久。

  在日后的革命生涯中,二人的组合可以说是“黄金绝配”:毛泽东拥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善于把控全局;周恩来性格温和,行事周密稳健,善于稳抓执行和落实。

  二人志向一致,工作上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1929年6月,毛泽东曾在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撤销前委书记职位,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签发了“九月来信”,使毛泽东回归;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危急关头坚决支持毛泽东重回中央领导层。会议后,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把红军“生的希望”交到了毛泽东手上,使其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1950年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内部意见不一、争议不断的情况下,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重大战略主张;

  ......

  可以说,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很熟悉,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这样的革命伙伴是极其珍贵的。

  还记得新民学会之时,青年毛泽东立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吗?

  那时毛泽东身边聚集着蔡和森、萧子升等伙伴,可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蔡和森等人因过早牺牲而未能一路相随,其他人也因各种原因未能走到最后——

  萧子升的晚年在南美乌拉圭度过,他一生都信守心中的“无政府主义”,即便这种理想真如毛泽东说的“1000年都不可能实现”;

  张国焘的晚年众叛亲离,身处加拿大的他依然本性难移,甚至为了美元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透露中共的细节;

  博古虽犯过严重错误,但思想上是对党忠诚的。只可惜,他在1946年的“黑茶山空难”中牺牲,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

  一路寻觅,一路寻觅......直至后来,毛泽东遇见了正确的人。

  周恩来与毛泽东完美匹配,二人彼此成为了漫长革命道路上最忠实的伙伴,一路携手半个世纪,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成为了中国人民共同爱戴的伟人!

  人生中,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与你心灵相通、思想同频,只要一见面、一开口,你就知道这是你要长期珍惜的伙伴。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人,对于思想不同频的人,你根本说不服;

  对于思想同频的人,你根本不需要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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