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延安整风的一些历史材料，站在不同立场，持有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得到的结论往往也是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

　　今天我们深入聊一些细节的东西。

　　既然是整风，那就有需要整改的作风和思想，既然有不好的作风和思想，那就会有对应的人。

　　这就意味着，整风落实到实处后，必定会有人事变动，当整风权力下放后，也会有权力滥用的现象。

　　有些人据此把延安整风解读为整人、打击报复，如何理解那是你的事，我也没有兴趣辩个输赢。

　　现实世界不是幼儿园，更不是只分坏人和好人的动画片，泾渭分明的人物设定是方便小孩子理解，如果一个成年人还沉迷于此，只能说你很幸运。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既想干事，还没有干事的手段，又怕得罪人怕被骂，只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气一团。

　　那不是干事，那是喊口号。

　　1

　　延安整风，摆在明面上的目标是整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而这两大主义在高层干部中有个代表，即留苏学生归来后，被共产国际或者说米夫委以重任的国际派们，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个：王明、博古和张闻天。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教员一票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也是负总责的人。

　　可在延安整风期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1941年9月整风会议开完几个月后，他就主动带队到农村搞调查研究了，从此离开了核心领导层。

　　王明和博古是毫无疑义的，那为啥整风开始后，他俩没先下去搞调查，反而是张闻天第一个离开了呢？

　　别着急，我们慢慢聊。

　　提出整改，那自然就需要整改的理由，既然提出以前这种路线和思想是错误的，那就要提供这种错误的证据。

　　证据是什么呢？

　　证据就是六界四中全会到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的历史，这一时期红军损伤惨重，被迫开启了长征，根据地十不存一，白区党组织基本全部瘫痪。

　　这样的事实，就是证据，证明此前的路线错了。

　　并不是说中共至今只有这段历史才犯过错误，而是只有这段历史的错误还没有彻底揭露。

　　陈独秀犯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不久后，错误就被清算了，此后中央改组，他本人也离开了主要领导岗位。

　　后来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被清算了，但清算的不彻底，随后在米夫主导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又开始清算瞿秋白的错误。

　　张闻天就是在批评瞿秋白错误那段时间，回国的。

　　张闻天是个学习胚子，他出身农民家庭，青年时代目睹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跟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差不多的想法，为了寻找救国之路，开始积极地学习，要立志报国。

　　五四运动过后，张闻天在南京加入了由李大钊等人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外国学习先进知识和救国理念。

　　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名称的由来，跟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关，成立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优秀青年。

　　1920年，张闻天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工作。

　　到了1925年6月，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他就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深造。

　　1931年初，四中全会前后，张闻天被派回国，参与批斗瞿秋白。

　　把张闻天弄回国，参与批斗，算是米夫选对了人。

　　张闻天是大知识分子，1900年出生的张闻天，除了在五四运动前后参加过一些学生运动外，其余时间不是在学习，就在学习的路上，后来还去了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这个红色教授学院是十月革命成功后的文化革命成果，是一所专门培养政治上可靠、理论上过硬人才的高等院校，也是共产党的第一所高等院校。

　　2

　　张闻天文章写的极好，理论功底极其深厚，文字也十分犀利。

　　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批评瞿秋白运动中，一篇又一篇理论深厚的文章，辩得瞿秋白等人哑口无言，堪称降维打击。

　　凭借出色的表现，毫无争议的理论功底，张闻天回国不久后就当上了宣传部部长。

　　当时，他跟博古虽资历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获得了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可以说，张闻天、博古等人是出了校门，就坐上了高位，中间是一点都没耽搁。

　　那个时候教员已经经历了秋收起义失败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随后又马不停蹄的跟朱老总创建中央苏区，领导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

　　张闻天和教员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是高等学院毕业的理论家，一个是“革命大学”培养的革命家。

　　张闻天和教员从新手村出来的初始动力都差不多，青年时期的一些学习经历也有些相似。

　　然而没有读过的书可以补上，一些宝贵的经历却很难重现了，毕竟书一直都在，而稀缺经历却是唯一的。

　　见识和知识都重要，但两者获取的先后顺序，却决定了一个人的底色和命运。

　　四中全会开完后，国内白色恐怖氛围越发紧张，王明这个刚上任没多久的领导人，就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了。

　　临走前，王明指定博古做他的代理人，让他负责领导临时中央，而张闻天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央领导层。

　　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苏区。

　　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张闻天、博古、陈云等去苏区，康生则被王明调到莫斯科，当他的副手。

　　张闻天和博古到中央苏区不久后 ，就掌握了苏区的实际领导权。

　　这段时间的历史，我们就不赘述了，直接快进到遵义会议前后。

　　3

　　中央苏区的那段经历，让教员深刻认识到一件事：

　　要想实现自己的战略和政治理想，必须要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必须。

　　如何赢得呢？

　　很简单，求同存异，多做沟通。

　　知道一个道理不算什么 ，知道不等于拥有，真正做到了才是你的。

　　教员年轻的时候，自己评价自己的性格是好争辩，因而不讨人喜欢。

　　我研究过教员早些年的书信集和文章，感觉到教员年轻时的性格，确如他所说，特点是很自律、顾全大局，但与人交谈沟通时喜欢“同中求异”，特别较真。

　　中央苏区被打压的经历，帮助教员克服了这个缺点，补齐了最后一环。

　　刚踏上长征路时，出于安全起见，博古让中央的委员们分成小组，分散开来，跟着不同的队伍前进，教员在这个时候，努力争取到了与王稼祥和张闻天同行的机会。

　　那个时候张闻天和博古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分歧，张闻天多少受到了点排挤。

　　教员一路上跟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两个理论家，从实际层面上，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并赢得了这两人的认可。

　　遵义会议能成功，赢得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是重要一环，因为当时张闻天的身份特殊，说话很有分量。

　　在博古、周恩来分别作政治和军事报告后（那时实际主导军事的是李德，但他的身份不适合做报告），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开头第一句就是王炸：

　　“博古同志所做的政治报告和恩来同志所做的军事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随后对李德在军事方面犯的错误，做出了严厉批评，张闻天的确很厉害的，理论逻辑方面是无可挑剔。他跟博古的出身差不多，而在学识方面又是公认的第一等，他的这番话一下就引起了很大轰动。

　　随后是教员发言，从军事方面详细论述了此前的错误，有理有据的说服了参会众人。

　　第三位发言的是王稼祥，王稼祥一上来就表明态度，支持张闻天和教员的观点，也对李德和博古提出了诸多批评，并第一个提议请教员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后来教员说王稼祥投下了“关键一票”。

　　日后，教员能战胜王明，也跟王稼祥从苏联带回来的“口头指示”有很大关系。

　　据伍修权回忆：“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主席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伍修权回忆录》）

　　发言顺序的问题，我只在伍修权回忆录里见到过，仅供参考。

　　但我个人也认为，像遵义会议这样的会议，要想开的成功，会前肯定得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相比发言顺序的准备，发言内容的准备显然更为重要。关于这一点，教员自己提到过。

　　遵义会议的调子是：“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不涉及政治路线。”

　　这个调子，就是教员已经明白“求同存异”重要性的体现。

　　彼时，要是连政治路线问题也一块提，恐怕很难紧密团结张闻天和王稼祥，因为他俩在这方面也是有错误的。

　　那个时候就把这个错误挑明了，那大会的批判重点，估计立马就要从博古李德转移为教员。

　　干事要讲分寸，说话也要讲分寸。

　　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忍是下限，能是上限，这中间就是你做事的空间。

　　讲分寸是忍的灵活运用。

　　4

　　问题来了，既然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和王稼祥都鼎力支持教员，为何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二人的命运出现了不同走向呢？

　　王稼祥当时跟陈云一组负责直属机关的整风工作，而张闻天却在整风会议开始后没多久，就主动离开领导层了。

　　主要原因是张闻天受共产国际那套影响太深了，而且他负责的工作，是教员整风矛头直指之处。

　　很多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尤其是思想和理念上的。

　　张闻天、王稼祥跟王明、博古，都曾在苏联接受过很长时间的教育洗礼，一开始都认可共产国际那一套，后来逐渐分化了。

　　共产国际那一套是哪一套呢？

　　简单说就是当中国和苏联利益出现冲突时，共产国际会毫不犹豫的牺牲中国利益，来保全苏联利益。

　　而王明、博古等人的存在，是确保共产国际做到这点的重要保障。

　　但教员想走的路是独立自主的路。

　　教员从韶山冲里走出来，他的理想和目标一直很明确，就是为了解放中国，为国为民。

　　难道王明、博古这些人都忘记当初为啥要学习了吗？为啥到了关键时刻会胳膊肘往外拐呢？

　　这跟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和经验有关，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因为吃过大亏，所以搞了一套组织严密的体系。

　　其实这也没啥好诟病的，很正常，从共产国际的角度去看，也是应该的。

　　人是苏联培养的，教材也是苏联拟定的，老师也是苏联的，就连中共的组织领导权也在共产国际那里。

　　一整套的系统放在这里，培养几个像王明、博古这样听话的学生，太简单了。

　　教员对共产国际这一套，早就不满了，一直忍到皖南事变后，才开始对这一套发起进攻。

　　如果说共产国际的因素是教员发动延安整风的长期原因，那皖南事变就是教员发动整风运动的短期原因。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让教员下定决心，尽管延安正遭受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也要下决心开整风运动，统一党内思想，把受苏联那套影响深重的人，扳过来。

　　在这点上，王明是整个人的价值取向都倒向共产国际那边了。

　　博古和张闻天则是思想上理论上严重脱离实际，经验不足。

　　而张闻天跟博古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5

　　1941年5月19日，教员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实际上，这是整风学习的动员。

　　教员这篇报告，让张闻天压力极大。

　　六届六中全会过后，张闻天虽然还挂着总书记的名头，但已经把一些重要领导工作移交给了教员。

　　他本人主要负责宣传、干部教育以及理论研究工作，当时他还兼任延安马列学院的院长。而宣传部和马列学院也在整风后期被描述为教条主义的堡垒。

　　张闻天因为文章写得好，理论功底深厚，起点高，理所当然的负责起这一块工作。

　　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他所负责的工作，就是教员要重点整改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内容里批评部分，涉及到的工作内容，基本都是张闻天分管的。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这个批评已经很严厉了，而后面还有更严厉的。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张闻天还不懂自己分管的那一块，是教员想要着重处理的，那他这些年的工作都白干了。

　　教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与会人员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

　　然而可惜的是，张闻天并没有把握住机会，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估计教员的这番讲话，并没有说服理论功底深厚的张闻天。

　　分管宣传教育的张闻天，没有大力宣传报道《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而是采取了冷处理。

　　一直等到第二年，教员发表了另外两篇整风文章后，整个氛围起来了之后，《改造我们的学习》才被公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专门针对宣传干部演讲的报告，为的就是宣传，改造学习方法，结果讲完了却没能宣传出去。

　　对于这次演讲报告，估计教员是不满的，在回忆时还曾提到过这件事，说没人重视。

　　就差直接点张闻天的名了。

　　1941年9月，高层整风正式开始后，没几个月时间，张闻天就率队带着老婆刘英，一行九人，从杨家岭启程，前往晋西北搞农村调查去了。

　　前后历时一年半左右，才返回延安。

　　也算是主动配合吧，毕竟张闻天分管的工作就是整风的重点领域。

　　主动把关键位置让出来，对他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6

　　回顾张闻天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到张闻天有个弱点。

　　他严重缺乏实际革命工作经验，是从莫斯科直接空降到中共高层的，一回来就列居高位。

　　在参加领导工作之前，张闻天一直在学校里兜圈子，书生气浓厚，不善于沟通的性格弱点，也可能跟他的这些经历有关系。

　　他的理论功底是公认的好，文章也写得很好，这给他带来了很多荣誉，也带了一些问题。

　　高处不胜寒，人要是在高处待久了，就不接地气了。

　　张闻天的性格有点傲，架子太大，没有啥群众基础，就连他的妻子刘英也说他书生气太浓了，架子大，得罪人。

　　刘英回忆，张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有次关向应来汇报工作，张闻天埋头书桌，头也没抬一下，关向应等了半天，只能走了。

　　关向应当年是跟贺老总齐名的人物，也是党内的高级干部，结果在张闻天那里碰了一鼻子灰。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九死一生回到延安。据他回忆：“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做了回答。

　　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句话使我很受感动。

　　张闻天见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教员年轻时说话也是直来直去，也容易得罪人，但教员发现这些问题后，就逐渐改正了。

　　《张闻天年谱》里也有一段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回忆教员批评他的一段记录：

　　“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意批评我。第二次他约了康生、陈云、弼时同志谈，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阵。

　　说我有狭、高、空、怯、私的毛病。说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我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

　　人需要经历起伏才能成长，有时候起点太高也并不是什么好事，一掉下去就很难再爬上来了。

　　后来，好不容易起来点的张闻天，结果在庐山会议上没收住自己的言辞，闹得很不好看，跟教员彻底决裂了。

　　一个人最大的优点，往往也是最大的缺点。

　　7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思想问题，正式开始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教员就向共产国际提过，准备在七大讨论历史问题，但当时国内形势很紧张，共产国际回电说，考虑到团结问题，现在不宜将这些问题拿出来讨论，拒绝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教员从遵义会议开始，就一直忍着没提的政治路线问题，在时局的强大压力下，终归还是提出了。

　　教员将两条路线的分歧，摆到了桌面上，也就意味着正式拉开了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的帷幕。

　　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就要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