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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河:驳所谓“陈永贵抗战期间给日本人当过走狗”的谣言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造谣说什么陈永贵抗战期间给日本人当过走狗,文章说:“那是在他27岁,即1942年时,陈永贵一边给侵华日军办事,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日军投降后,当地知情人称陈永贵是‘二鬼子’、‘汉奸嫌疑犯’,对于自己这段过往历史,陈永贵心里一直很虚,他也不敢隐瞒,当军队干部严肃过问此事,陈永贵痛哭流涕地说道:‘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总之,这些插曲没有影响陈永贵的仕途……”

  陈永贵,出生于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1947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被第十八军授予“人民功臣”勋章。1952年至1973年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多次评为省、地、县劳模,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3月26日在京因病逝世,享年72岁。

  前述文章作者在文中并未对那段内容添加任何注释,也未给出任何参考资料。经笔者查询李静萍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陈永贵传》,发现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长期以来,诋毁革命领袖和英烈的谣言时有传播,如今连抹黑“人民功臣”和“劳动模范”陈永贵的反智谣言也被编造出来堂而皇之发布上网,真的很有必要批驳一下。

  事实是怎样的呢?听我慢慢讲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打到山西。太原失守前,11月2日日军已占领了昔阳县城。大寨离昔阳很近,听说日本人要抓男丁,为躲避战乱,陈永贵回到了祖籍的石山村。在乡亲的帮助下,做起了小本生意,但由于行情不好,加上自己不会经营,时间不长,便本钱耗尽。后来,他曾牵毛驴贩过煤,也曾闯荡到日军占领下的太原,但到头来都两手空空。无奈之下,只好徒步返回大寨。

  1941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凑了几斗玉米,吹打一番娶了两年前被他救下的苦命丫头李虎妮为妻。石山的乡亲们为他的婚事吃了一顿荞麦面条,陈永贵便带着虎妮回到了大寨,继续住在稳周老人家里。又过了几年,稳周老人去世,陈永贵披麻戴孝为老人送终,以养子身份完成了应尽之责。虽说日子过的清苦,但还算平淡安稳。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42年,陈永贵被战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日军占领昔阳县后,除县里早有宪兵队、伪组织外,还要求所有日军占领村庄都要成立维持会,选出会长、村长或代表,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为日本人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等。为日本人做事,出面担任维持会代表,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不愿做的,尤其是在昔阳这样一个群众基础好,抗日烽火燃遍全境的地方。而且,这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当时的太行山区,八路军和日军斗争激烈,扫荡和反扫荡、维持和反维持斗争从未间断过,比如:1939年5月1日,中共昔东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在皋落召开锄奸反特大会,公审处决大汉奸、日伪县维持会秘书李洪泰;1939年9月18日,中共昔东县委、县政府在皋落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大汉奸王用宾并处以极刑;1940年4月,日军在昔西实行内部“清共”,从县城内的伪机关、学校和附近村的“维持会”中抓走嫌疑人员三百余名全部活埋;1941年6月14日,平昔东独立营和民兵在八路军新十旅二十九团配合下,将东冶头据点守敌逼退,昔东二区的“维持会”全部肃清;1942年9月,中共昔西县委先后摧垮庙沟、泉水坪、鸽坪、常沟、岩庄、直峪寺、垴上等村的“维持会”。

  在这种情况下当伪代表,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

  大寨的大姓是贾家和赵家。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大姓家族世代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外来人口不得不依附于他们。日本人命令各村选代表,不然,就进村烧杀抢掠,村里不敢不选,但大姓人家谁也不愿充当伪代表这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村长贾泰元有粮有钱,他很清楚,日军来扫荡,吃亏最大的是他,找个敢说敢做、能言善辩的人出面维持、拖延一下,于村于己都有好处。富人们不愿做,又必须做,于是,就把当伪代表一事推到了既是外来户又是穷光蛋、既胆子大又能说会道的陈永贵身上。

  可对于陈永贵来说,这可真是倒霉催的啊!

  陈永贵此时虽说没啥文化,又势单力孤,但他明白为日本人干事是不光彩的,是要遭人唾骂的。虽说这时的陈永贵谈不上有多高的阶级觉悟,但他深受昔阳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早在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时就有参军的打算,只因八路军居无定所,他找不着。因此,对伪村长一事,他表示坚决不干,曾准备往解放区跑。就在这时,八路军独立营一个经常到大寨一带卖布、化名叫“老曹”的共产党人主动接近陈永贵,劝陈永贵说,当伪代表也不一定是件缺德的事,可以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办事,这也是抗日。那时,陈永贵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的政策,还不清楚“从维持到拖延、从拖延到维持”的策略,但他觉得“老曹”的话很有道理,就满口答应,并和老曹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就这样,陈永贵于1942年当上了大寨维持会的代表。

  陈永贵凭着不怕死的胆量和伶牙俐齿,当上伪代表后,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棒队”,糊弄着日伪军不要杀人,还真使大寨躲过了一些灾难。同时,他还谨慎小心地为八路军做了一些事,或通风报信,或掩护抗日干部。

  因为长期给我党偷偷做事,后来,陈永贵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1943年送粮进城时被抓进了宪兵队,差点儿砍了脑袋,是他的妻子四处求情,最后由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才将他保了出来。

  出狱后的陈永贵,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一次,他在街上卖烧饼,遇见一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拖扯着面黄肌瘦的孩子,拦住他央求给口吃的。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眼神让陈永贵动了恻隐之心,他二话没说,将十多个烧饼一股脑儿地给了这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一家人。而他的这一善举,立刻引来店主的不快,自然也丢了一份糊口的生计。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周后,昔阳县城从日军溃退中获得解放。尽管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寨和其他老区一样,减租减息取得了很大成果,封建剥削有所削弱,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广大农民依旧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迫切要求突破双减政策,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手段,废除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同时,为了正确指导群众运动,“五四指示”还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如: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其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给以适当照顾等。

  1946年6月,太行区党委讨论了时局、土地改革及战争准备等问题,决定在腹心区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月,昔阳县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大寨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有条不紊,既轰轰烈烈,又不失原则。大寨近七成共400多亩土地和41间房屋、32眼窑洞、6头牛、6头驴,分给了原先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中农的利益得到合理保护,只有4户地主富农受到了限制,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土改那年,赤贫如洗的陈永贵分到了贾登元的一眼窑洞三间房屋和13亩土地。三十而立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安身之所,有了一小块无需租种的土地。陈永贵和千百万贫苦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当家作主人的甘甜滋味,实现了他们祖祖辈辈渴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当他看到昔日豪华气派的地主家院转瞬间易主,当他满面春风地耕作在新分到的土地上时,终于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毛主席,穷人才有出头之日,才能过上好日子。从那时起,陈永贵就下定决心要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也是从那时开始,陈永贵作为13亩土地的主人,作为一个温馨三口之家的户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铆足了劲儿伺候着土地,发誓要在土地上大干一番。

  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的征战,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重点进攻。在山西来说,虽然大多处于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但东大门娘子关和出入省境的主要通道正太线,仍然为国民党阎锡山部所控制。陈永贵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对前方战事倍加关注。他分到的宅院底下是共产党员贾承福、贾进才的家,他有事没事总往那里跑,想听听上级有什么指示,想看看村里有什么工作需要他做。为保护胜利果实,他多次要求支前参战。不久,“正太战役”打响,晋察冀部队向正太线中段蒋阎军发起攻击,给陈永贵支前参战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陈永贵参加到全县一千五百余人的支前民兵队伍中。在平定前线,炮火连天,枪林弹雨,陈永贵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抢救了一个又一个伤员。由于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突出,“正太战役”结束后,在评功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受到了上级表彰。

  在大寨住了13年的党报记者段存章在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我在大寨十三年 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一书中记载,昔阳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党员、老干部张怀英同志曾在回忆《陈永贵入党》一文中写道他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可以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版的《陈永贵传》相互印证:

  1948年秋季,区委秘书交给我几份申请入党的名单,我看了看,其中有陈永贵的名字。

  从1947年冬季开始,为了解决党内组织不纯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能吸收新党员,原来的基层组织也都停止了活动。从1948年7月开始吸收新党员后,其手续比过去严得多,必须有两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请区委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才能生效。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刚在区委传开,区政府一个秘书说:“陈永贵当过伪代表,1945年昔阳解放的秋天还在群众大会上挨过批斗,他怎么能入党呢?”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划掉就算了。

  可是陈永贵就不同,他在我记忆里是一个不寻常的人。1946年春季,我调一区任区委会主任,我带着几个民兵到虎头山看地形,从山上下来走到大寨村的半山上,有一个不高不低、不胖不瘦、壮壮实实、身穿白布衫的人说:“张主任,你来做什么?”我说明来意,他边笑边指着虎头山给我说这里的来历和地形。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陈永贵,今年三十二岁。我跟他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聪明、诚实,讲起话来口若洪钟,叮当有声,虽然才进而立之年,但是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显然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离开以后,我一路想,陈永贵在村里是一个好劳力,到部队是一个好兵。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1947年4月,“正太战役”打响,昔阳出动了大批劳动力支前。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各村调集来的民兵住宿情况,在县城街上遇见了陈永贵。我说:“永贵,你来城干什么?”他说:“我来城买点东西,准备参战。”我说:“你也参战呀?”他说:“咱不参战谁参战。”这一句话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农民是向着共产党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飞机大炮的根本原因。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得很好。战斗结束后,在评功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受了奖励。

  ……

  张怀英同志1926年8月生在昔阳县丁岭村一个贫农家庭。十六岁参加抗日活动,十八岁加人中国共产党,十九岁任区武委会主任,二十二岁任区委书记,二十七岁任县委书记。他有三个突出:读书突出,个性突出,本事突出。据张怀英自己说,一个人在领导岗位几十年办过的事难以记清,而他却有三件大事刻骨铭心,陈永贵入党这事就是其一。

  由此可见,抗日时期的陈永贵明明是接受我党地下党员“老曹”的建议,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而他当上了大寨维持会的伪代表后,也确实是“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办事”,为抗日出了不少力,后来还因此被日军宪兵队抓捕起来差点弄死,对于这些历史,党组织是有明确结论的,陈永贵入党时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历史虚无主义写手,怎么能信口胡诌、凭空诬人清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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