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元培，电视剧《觉醒年代》里他近乎完人，即便有瑕，也大节无亏，不过“狡猾的老兔子”罢了。
可问题来了，蔡元培这么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爱国运动，怎么会八年之后，1927年就突然支持蒋介石搞“清党”，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亲自主持浙江的“清党”？
要知道浙江的“清党”，那可是杀得人头滚滚，被捕1805人，932人被杀。一位口口声声“爱护青年”的人生导师，怎么就变成了专杀青年的刽子手了呢？
这就要从民国初年的一桩公案说起了。
当年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各地的革命派形成了三大革命团体，即孙中山的华兴会和黄兴的兴中会，孙黄合作就诞生了同盟会，此外还有个光复会。华兴会以广东人为主，兴中会以湖南、湖北人为主，光复会则以浙江人为主。同盟会成立之后，不少光复会员，比如蔡元培和陶成章都参加进来。但光复会仍然保留，两会之间，会员可以自由选会，既有光复会成员志愿加入同盟会的，如蔡元培、章太炎和陶成章，也有像秋瑾这样的，先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的。
油画《蔡元培与光复会》
如果您不了解清末到民初的这段历史，觉得什么这会、那会太乱了，没关系，光复会的大佬有几个人，除了前面几位，您一定听说过鲁迅和徐锡麟吧？鲁迅先生写的小说里，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纪念的是徐锡麟烈士；随后发表的《药》，则是为了纪念秋瑾烈士，两篇相隔一年，都发表在《新青年》上。
蔡元培和章太炎，名冠天下，大家都熟知了，陶成章可能知道的朋友不多，但我要告诉您是谁暗杀了他，您就知道这位也不是个简单人物了。
凶手叫蒋介石，而指使蒋介石下手的，叫陈其美。蒋介石、陈其美和陶成章，大家都是浙江人，也都是同盟会员。此外，陈其美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陈果夫，一个叫陈立夫。蒋介石靠着刺杀陶成章，自此得到重用，走上历史舞台和个人发展的快车道。而陈其美死后，两个小陈则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直到1949年，他们一起滚出中国大陆。
蔡元培曾是光复会的早期领导人，秋瑾甚至是因为听了他的革命宣传，才决定加入光复会的。可谁也没想到这位蔡先生，后来觉得光复会太激进，就分道扬镳了。更让人没想到，若干年后，蔡元培竟然为向清廷告密，造成秋瑾遇害的劣绅胡道南洗地，说这事儿跟我哥们胡道南无关，你们搞错了，冤枉好人了！
《觉醒年代》里的《药》
事实如何呢？
1911年11月绍兴光复，秋瑾烈士的几位挚友从绍兴知府衙门里，取出了相关卷宗，公布于众，发现就是蔡元培的这位朋友胡道南，出卖了秋瑾，而且告密文字有之，绍兴知府贵福援引告密文件，也提到了根据胡道南“面称”，就是当面告密。更可恨的是关于如何镇压大通学堂里的革命者，胡道南也与贵福“熟商妥办”，等于前前后后，都少不了这家伙的深度参与。
此外，蔡元培的这位朋友胡道南，作为清廷忠狗，害死的光复会员，还不止秋瑾一人。秋瑾被捕前，她身边的同志里，有位我们河南老乡，修武县的秀才程毅，时任浙江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监学兼体育教员。
大通是我国最早创设体育专修科的师范学校，程秀才不单是体育教员，还是该校的监学，也就是今天的学生处长。光复会主要是浙江人，大通就是光复会的活动中心，徐锡麟、陶成章是创办人，秋瑾是督办，也就是校长。
《觉醒年代》里的《狂人日记》
按理说，这里面没你河南人什么事，可偏偏程毅受秋瑾聘请，千里迢迢去参加革命，而且毅然决然坚持到最后，与秋瑾一起被捕，遭受了比秋瑾更残酷的刑求。17次拷问下来，诸般大刑用尽，程毅这个河南人，皮开肉烂，膝骨尽露，也没有出卖任何一位浙江同志。
秋瑾牺牲后，这个河南人用河南戏曲《五更寒》的调子，日夜唱诵自己编写的《哭秋瑾》。闻者无不落泪，胡道南知道后，觉得程毅是个“祸害”，你个河南人如此作死我们浙江人的事儿，不能留了你，遂买通狱吏，在饭菜中下毒，可怜这位25岁的革命者，死在绍兴监狱中。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秋瑾的同志和绍兴老乡，蔡元培为什么要给出卖革命党人的汉奸胡道南写辩诬文章呢？
这就要从当时的国内形势说起，此时袁世凯已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民国成了袁家朝廷。光复会员身份的浙江都督朱瑞，见利忘义，倒向老袁，受封兴武将军、一等侯，《申报》称他是“最效忠袁总统铁手腕的将军”。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1920年3月
如何显示效忠之心呢？
自然是要大杀特杀昔日同志，染红自己的顶子了，于是大批浙江籍的革命党人，遭到朱瑞的精确捕杀。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三刀，何况又是一起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同志，杀起来自然顺手。这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传奇的，当属光复会的王金发了。
王金发跟《觉醒年代》里的三个人物都有关系：蔡元培跟他是好朋友，他的墓碑和纪念文章，都是蔡元培写的；刘师培则差点因为出卖革命同志，被王金发干掉，陈其美又安排蒋介石接着干，要不是孙中山给紧急叫停，也就没有刘师培在北大教书了；而鲁迅先生跟王金发关系最深，既是好朋友，又是死对头。鲁迅先生能叫“鲁迅先生”，能去北京发展，能为《新青年》写稿，被陈独秀催更，即全拜王金发之所赐。
既然扯远了，就再多说两句，刘师培和陈独秀又是莫逆之交。刘师培穷困潦倒之际，能去北大教书，全靠陈独秀引荐给蔡元培，而到了北大，俩人各办的杂志虽针锋相对，可陈独秀被捕，仅剩下半年活头儿的刘师培，却抱病出面，积极营救。
《觉醒年代》里的刘师培
此外我还想说个八卦，就是刘师培的惧内。刘师培的夫人何震，在当时的文人圈也很有名，据说是“美而悍，能文字”，而且交际能力很强，在东京中国留学生里，有“东京交际草”之名。
对何震，刘师培惧内到哪种程度呢？
有人说，有次张继来北京，哥几个难得聚聚，喝喝酒，吹吹牛。正开心狂欢，忽听敲门声，以为何震来查岗了，吓得刘师培钻到床底下。一开门发现不是何震，这才钻出来，还两腿颤抖着呢！
不过这对夫妻也算有情有义，刘师培死后，何震就疯了，每天在北大门口痛哭，说等老刘下班，在后来削发为尼，法号：小器。
扯完北大人的恩怨，再说王金发，鲁迅先生认为老王这辈子干了一件最漂亮的事儿，就是除掉了出卖秋瑾的胡道南。可蔡元培在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大杀自己革命同志的时候，认出卖秋瑾的汉奸胡道南为“相信相爱”知己，替其呜冤叫屈，这是几个意思呢？
“鉴湖女侠”秋瑾
除非被人蒙蔽，或者您要告别革命，不赞成任何“急进主义”，要坚守“秩序主义”了。从急进主义到秩序主义，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你看人家是急进主义，殊不知还有更秩序主义者，看你也是急进主义呢？！
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给朋友写信，说时任校长蔡元培和汪精卫、李石曾、王正廷和章太炎“同归于神经病一流”，典型症状就是“偏喜新理，不识时之未至。“说白了，“急进主义”嘛！日后蔡元培参与“清共”，大杀四方，也是这理由。老人看新人新事大抵如此，何况中国这激荡百年？
说到“急进主义”，或曰“过激主义”，其实往往是个五十步笑百步的角度问题。五四运动，严复看蔡元培是过火了，而如果站在学生的角度，未必不觉得他们的蔡先生太保守。
蔡元培反对封建专制的旧思想，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但却不赞成示威游行，不赞成火烧赵家楼，反对殴打章宗祥。说是《觉醒年代》，其实蔡元培真“觉醒”了吗？
《觉醒年代》里的蔡元培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蔡元培的未来，充满了局限性和妥协性，他恐惧任何“过激主义”来破坏他刚刚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秩序感。他也完全看不到，更看不惯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最可宝贵的觉悟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觉悟了。殊不知这才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买办压迫，走向革命与救亡道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觉醒。没有这个，没有千百万五四新青年抱定这一觉醒，前仆后继去革命，去牺牲，去闯蔡元培布下的屠刀，他蔡元培所深爱的中国，就永无出头之日！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蔡元培和无数个蔡元培式的人物，都具有两重性，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说过：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我们看蔡元培的一生，就是如此矛盾，你也许想不到的是，曾经以爱护青年著称的蔡元培，却恰恰是“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觉醒年代》里的蔡元培
1927年3月20日，即“四·一二” 之前半个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上海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个关于蒋介石未来动向的内部报告，说：
“他（蒋介石）的最秘密的，还有个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国民党右派分子蒋梦麟的回忆，也证实了这点。就在共产党人召开上海特委会议没几天，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第二天，就把吴稚晖、蔡元培等人请到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也就是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镇压革命、杀害革命青年的大本营“淞沪警备司令部”，密谈未来反共大业。蒋梦麟说：
“当时（吴稚晖）先生约蔡孑民先生、邵元冲先生及余四人，与总司令临室住宿。吴、蔡两先生与蒋总司令朝夕讨论清党大计，吴先生并相约，清党明令未宣布以前，我们四人不得离此外去，以免外人探知吴、蔡两公行踪，多所推测。”
蔡元培
由此可见，蔡元培在国民党“清党”运动中，即“四·一二”开恶端的一系列针对我党和革命群众展开的大屠杀中，所起的举足轻重作用。从1927年3月28日到4月15日，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共举行了6次会议，主席均为蔡元培。在“清党”期间，蔡元培赤膊上阵，跟吴稚晖沆瀣一气，红白脸轮流唱，毫不回避自己的反动观点：
“总理故后，共产党乃暗结小团体，实行其共产主义。其方法专从农民工人入手，工人则组织工会，农民则结合土恶组织农民军，给以武装，到处干涉行政，同志始知共产党之阴谋日亟，于是在北京西山开会，会议对付共产党。惟在广东方面之忠实同志，尚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三月二十日，共产党重要分子本欲解决国民党，幸我同志知机在先，早行下手，未受其害。”
简单说，就是我杀对了，就是我带头杀的，我就是要杀你们，你们不服能咋滴？
“四·一二”之后，杀得人头滚滚，仅蔡元培亲自坐镇的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三天就杀了三百多人，抓了五百多人，还有五千多人失踪，而“四·一五”也杀了2100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对此，蔡元培满意吗？
显然不满意，1927年6月6日，仍由蔡元培担任主席，主持召开的清共会议上，还提出了个《检发共产党叛逆案内应予通缉人之名单》。关于这份名单，蔡元培和吴稚晖在上海办爱国学社时的学生柳亚子，作为国民党左派，也遭到通缉，他说：
“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影响有多大呢？
刚从北洋军阀降将改换门庭，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新编第十独立旅旅长兼苏州警备司令的张镇，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亲自带人来抓国民党的“老革命”柳亚子。要不是柳亚子家里有夹壁墙，得以幸免，随后亡命日本，他多半会和他的不少共产党朋友、国民党左派同志一样，不是被杀在龙华，就得瘐死在上海漕河泾监狱。
在蔡元培亲自拟定的这份名单上，除了大量国民党左派外，当然少不得共产党人，比如柳亚子毕生的好友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与柳亚子，当年同上蔡元培的黑名单
杀伤力有多大呢？
我们暂不提我党，而说说对于国民党左派的“功效”，仅以蔡元培亲自担任清党委员会主任的浙江为例，浙江的豪绅地主假借清党之名，把各地宣传主张减少地租的人，不管是不是共产党，都给批发上一顶顶“红帽子”，硬说人家就是共产党员。然后相关军警单位也开心了，这下抓人、杀人指标就有着落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以共产党员的名义，或抓或杀。可问题是你们的先总理中山先生，一直在倡导“耕者有其田”，所以国民党员倡导减少地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倡导减少地租，必然动了老爷们的禁脔，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都站到了反动派的对立面，参与反革命大合唱的蔡元培先生，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你。
1928年4月，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内中哀叹：
被杀害的革命者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这么干，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一位叫孙东城的党务干部，就浙江省的清党工作，直言不讳地说：
“结果，本党少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同志，即多添了一个不革命的份子，若照蒋介石同志的‘不为同志，便为仇雠；不为信徒，便为叛逆。’一句话讲起来，便可说是，本党少了一个同志，即多添了一个仇雠；少了一个信徒，即多添了一个叛逆；等到这般忠实努力的同志，少到一个都没有的时候，便是本党宣布死刑的一日。”
被随意捕杀的革命者
请注意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它预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最终命运，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逼得国民党内，稍有良心者，基本都成了“叛逆”，不是加入共产党，就是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也包括蔡元培本人，还有曾经参加了“清党”大屠杀的李济深和许多人。
还有浙江国民党基层干部的神吐槽更直白，说国民党的清党，造成逆淘汰，结果就是“国民党好比是一只垃圾桶！”
（顺便说我们看看对岸，如今的国民党，那真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以至于他们自己都吐槽“国民党是丐帮。” ）
蔡元培参与主持的“清党”大屠杀，杀了多少人呢？
时人说：“据今年共产党济难会方面的调查，从去年清党时起至年终，各省方面被杀被拘禁的约计七万人。”
血粼粼的反动标语
这是共产党方面的损失数据，那么国民党呢？
清党前夕，国民党员总数号称100万；清党后，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在1929年10月的统计，减至65万。
这还是算上大量滥竽充数的新党员，即便不算，25万的数字也相当吓人。“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国民党反动派超额完成了目标，蔡元培“功不可没”！
论“功”而言，周恩来同志在“四·一二”前，就评价蔡元培是蒋介石反共参谋部里的“学究”，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正好我的本专业是宋代政治制度史，前段又写了纪念陈延年、陈乔年等烈士牺牲的文章《灼灼其华》，可以从龙华监狱的“规范化”角度，谈谈这个“学究”的意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江浙沪抓的革命者太多了，监狱里都塞不进去了，传统什么人都关里面的监狱，比如龙华监狱，也就是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被关押、被杀害的地方，原先关押的基本都是刑事犯中的重犯，结果如今关押共产党为主了，“赤色分子”最少也能占到四成。
孑民先生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最好搞个军人监狱来关押这些人比较好，为啥呢？
他老人家当然说得很堂皇，比如不好管理，比如抓得太多，还源源不断，江苏的所有监狱都人满为患，一监、二监都超额千人，三监也超额七百，而且关押条件太差，完全谈不上清洁卫生，搞不好就酿成疫病。总之“自由刑变为性命刑，属难免之事实，实非国家行刑之本旨。”
他没说，我可以来回答下，就是不利于我们做群众工作，不管是看守还是同狱犯，都换成军人，这样你就不好做他们的群众思想工作，给你们开方便之门。
简单说，这就是国民党的私监黑狱，把我们党不屈服的同志关进去，不管你是不是军人，关到军人监狱，出了事就送军法机关，不送法院，处置起来“方便”。
龙华监狱正式叫“龙华陆军监狱”，就是蔡元培搞出来的“德政”。由此可见，与吴稚晖相比，蔡元培更主张诛心，而非杀人。
“清党”固然杀了很多人，但蔡元培对乱杀人是不太赞成的，或者说不赞成乱杀人。然而请大家注意的是，作为“清党”的主谋，蔡元培必然可以预见到乱杀人这个结果，除非他足够天真，可他却依然毅然决然发起“清党”，说明他接受这个结果。当然，杀到最后，他怕了，怎么可以杀这么多人呢？孟子曰“君子远庖厨”，这个比喻最好了，吃肉可以，别让我看到血，听到惨叫。
南京政府成立时的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
这一差距，决定了蒋校长与蔡校长最终分手的命运，蒋校长是买办资产阶级，而蔡校长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终究不是一条道上的车。
关于这点，鲁迅先生说得特别好：
“其实像蔡先生，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叹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
大家并不熟知的“反革命的蔡元培”，大家熟知的“革命的蔡元培”，其实都是蔡元培，一体两面而已，只不过形势逼人。
毛泽东同志也曾经说过：
油画《启蒙者》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
蔡元培先生转变就在于此，以“九·一八事变”为时间节点，他逐渐走上反蒋之路，重新成为“共产党同路人”，简单说就是被蒋介石反动集团逼上梁山的。不抗日，中国就没有出路，那时候在抗日的只有共产党，国民党反而把这些人杀得人头滚滚，所以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蔡元培，对共产党的态度改变了，从怀疑到理解，再到坚定支持和拼死参加，原因就在于此。
莫说蔡元培了，比蔡元培反共更早的，西山会议派里更死硬的胡汉民都说：“宁挂红旗死，不挂日旗生！”
蒋介石和吴稚晖
反之蒋介石反动派，包括吴稚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沿着反动道路一路狂奔，所以蔡元培就要跟蒋介石、吴稚晖分道扬镳了。
当年蔡元培在五四有个辞职信，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其实跟蒋介石、吴稚晖分手，也是这个道理，你们自己玩吧？我不跟你们玩了！于是这才有了1932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了我们熟知的蔡元培先生，而不是那个我们不熟知的蔡元培。
是谁唤醒了蔡元培和无数个“蔡元培”的良知呢？
蔡元培最后时刻，陪在身边的小女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蔡睟盎同志，曾回忆说：
红星照耀中国
“父亲最后在香港养病时，认真阅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斯诺夫人写的《续西行漫记》中译本，在日记中写下两书的摘要，并评论道：‘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
《西行漫记》还有个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正是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的代价，为所有还有良心的中国人，照亮了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这才有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真正觉醒，这才是真正的觉醒年代！
蔡元培先生有诗为证：
“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
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