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党史博览》2002年第1期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遵义会议前后的三个“三人团”》的文章，说的三个“三人团”是：长征出发前夕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具有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长征途中下放军团行军的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在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负责军事指挥工作的“三人团”。而在这三个“三人团”之前，还有一个“三人团”，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当时被人称为“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很少被提起过。
任弼时
由于形势的变化，“三人团”来到中央苏区要具体解决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棘手的“富田事变”
任弼时等三人的“三人团”的形成，与苏区和红军的迅猛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1931年2月初，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几次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研究，认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以及改变城市斗争的方式是关系全党的两件大事。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60%的干部要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则90%以上应派到苏区，以充实红军的领导。
2月6日、13日，政治局两次开会，决定了党的领导机关，其中中央苏区是考虑的重点。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已于1月15日在宁都小布宣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
中央已决定赴中央苏区工作的任弼时，在政治局会上提议：中央苏区任务重，过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来去苏区有困难，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另外，王稼祥必须去，以利于加强理论工作。周恩来表示准备去苏区，但不能马上成行。
苏区中央局成员先定7人：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共青团和苏区各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说：周恩来两个月后可出发，任中央局书记，目前由项英暂代书记。
就在任弼时等人即将成行之际，中央苏区发生的一件大事——“富田事变”，传到了中央。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所谓的“AB团”，造成红二十军部分干部的武装反抗。1930年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根据逼供所得的假口供，带人前往富田捉拿在省行委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红二十军部分干部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为了自保，包围了省行委，释放李韶九逮捕的100余名人员，还提出分裂红军，挑拨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扩大了事态。他们还派段良弼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请求处理。
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定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指出其“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决心消灭“叛逆”。而以代理书记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的性质的认识则不然，虽然也肯定事变在客观上“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行为”，但“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并采取了党内解决的方式，使事件逐渐平息了下来。应该说，项英在这件事情的认识上是比较理性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2月13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富田事变”。周恩来提出应立即去一训令，令他们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会议还决定了苏区中央局暂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和苏区1人共7人组成。
王稼祥在会上提出，第一批去中央苏区的应成为政治局代表团，去传达四中全会决议的许多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央代表团的高规格，使他得以在苏区中央局中起主导作用。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对“富田事变”进行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交中央政治局。
2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他们(总前委和中央局)停止争论，现在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的“围剿”，等候中央解决，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2月23日，任弼时负责起草的《中央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委的信》指出：“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到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地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当时也称“三人团”)，必须立即动身前往中央苏区。27岁的任弼时是赴中央苏区的代表团负责人，他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自己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对农村工作尤其是军事斗争没有实际经验，在苏区工作必然会面临许多预料不到的问题。这年，王稼祥25岁，顾作霖则年仅23岁。他们都很年轻，经验不足。这就预示着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必然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尽管“三人团”不是“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认定者，但毕竟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3月7日，任、王、顾一行乘坐“麦迪逊总统号”远洋邮船离开上海，沿着中央特科开辟的秘密交通线，经由香港、汕头、潮州，转赴中央苏区。就在任弼时等人赶赴中央苏区途中，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远东局认为，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率部包围省行委的行动是反革命的暴动，总前委领导是对的，这一点用不着再争论，应通知苏区无条件地在总前委领导下来作斗争，并要中共中央起草一指示信立即发下去。这就否定了周恩来等人原来的处理意见。
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一部分党员与二十军一部分队伍是受了AB团的欺骗与迷惑;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并责成苏区中央局“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的组织”。至此，关于“富田事变”性质的争论就结束了。获悉中央的新决议后，负有“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使命的中央代表团，只能听令于中央，余下的问题只是贯彻中央决议。
4月4日，任弼时一行经福建长汀到达江西瑞金，接着转赴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时，采取了“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的战术，布下了700里连营。中央局和红军总部也从小布、黄陂移驻到青塘。4月17日，任弼时一行出席在宁都青塘举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天，作为苏区中央局在3月中旬举行的扩大会议的继续。
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根据中央新的决议，讨论“富田事变”等问题，并作出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和《共青团工作的决议》等五项决议。从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起，苏区中央局委员就稳定了下来，即周恩来、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顾作霖、邓发。
8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一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到职前由项英代理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未到前，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的任、王、顾在中央局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三人团”对会议形成决议是起重要作用的。他们和与会同志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和总前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但遵照政治局3月28日的新精神，“三人团”对苏区中央局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尤其是否定了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较为公正的处置意见。“三人团”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地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在中央“以反右倾为纲”的指导方针下，“富田事变”的重要分子受到了严厉的制裁。此后，中央苏区反AB团的斗争一度愈演愈烈，造成了许多错案冤案，形成历史的悲剧。尽管“三人团”不是“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认定者，而且任弼时后来还明确提出肃反“绝对不要单独相信口供”，“要反对肃反工作中的唯心论”，保护过一些同志，但毕竟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在“三人团”中，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是六届四中全会上刚刚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苏区两个多月后，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他深感到自己缺乏作战经验。任弼时后来承认，在他未到中央苏区之前，曾认为毛泽东有右倾的观念，而到中央苏区后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任弼时等人还向中央报告，称“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10月中下旬，临时中央复电同意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并指出任弼时应仍任中央局组织部长。
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作为当年肃反的亲历者，1982年在谈到“富田事变”的处理过程时说：“富田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第二阶段，是项英到苏区，于1931年1月15日建立苏区中央局，逐步采取党内解决的办法……我看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局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到了第三阶段，即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到了中央苏区，他们根据四中全会所组成的政治局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把遵命到中央局开会的人抓起来，先后杀害。7月间，又在于都将遵命东调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的干部抓了，部队解散了。”
“三人团”到中央苏区初期一度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打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到中央苏区后，“三人团”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弼时和顾作霖忠实地执行中共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后来在苏区中央局内部拒绝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王稼祥则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性，转为支持毛泽东。
1931年4月下旬，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的王稼祥同毛泽东有多次接触和深谈。毛泽东向王稼祥详细介绍了红军斗争的历史。王稼祥开始理解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表示支持。
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召开军事会议。有人批评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毛泽东则辨证地分析了敌我的优劣，指出红军有许多优点，是可以以少胜多的。在会上，任弼时和王稼祥等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但在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之下，他们又不得不与中央保持一致。
1931年4月，负责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又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的安全威胁极大。9月25日，王明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准备进入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9月间，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王明指定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政治局常委。这一人事安排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9月20日，博古就以临时中央的名义，要求苏区中央局要“更坚决地更彻底地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命令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
1931年11月1日到5日，“三人团”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会议通过的由王稼祥起草的《政治决议案》，虽然原则上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和中央苏区建设的成绩，但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中对苏区中央局的批评，按照指示信中所指责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为基调，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将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主张，指责为“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将古田会议决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批评为“党包办一切”，等等。
《政治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不言而喻，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毛泽东。
尽管如此，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还不够。任弼时后来曾说：“党代大会(即赣南会议)前后，‘左’倾路线我们执行得也不彻底，故苏区党代大会仍被上海中央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在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长达2万余字的长文，批评这次党代大会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严厉声讨“右倾机会主义”。临时中央则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示……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代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使赣南会议《政治决议案》的起草者王稼祥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的起草者任弼时，既感到了压力，同时又难以理解，只好唯心地表示服从。
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的论点出自任弼时。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任弼时则认为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强调社会调查是忽视理论教育，片面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和“事务主义”。后来任弼时曾坦率地不止一次地就此事作检讨和自我批评。
在延安整风时，他承认：“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我对于中央指示及(指责)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说：“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毛泽东对任弼时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
在是否执行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三人团”内部产生了分化
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叶坪，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7日，苏区中央局7位委员毛泽东、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合影留念，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根据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告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年轻的王稼祥，成为红军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同时还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及其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建制;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及总政委的职务也不复存在。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民委员会也宣告成立，以毛为主席，项、张为副主席。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到达瑞金，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顾作霖任中央局宣传部长兼少共(共青团)中央局书记。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为贯彻“国际路线”和王明的“进攻路线”，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红一方面军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并再次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随后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攻打赣州的问题上，“三人团”不得不遵守临时中央的有关指示，拒绝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2年1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王稼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三人团”中，任弼时是在苏区中央局做组织工作的，王稼祥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兼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顾作霖在苏区主要是主持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及宣传工作。任弼时和王稼祥已为今天的读者所熟知，而顾作霖则鲜为人知。
顾作霖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党的政治活动家，曾任共青团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山东、江苏等省的团省委书记，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少共中央书记。在中央苏区，顾作霖兢兢业业地主持着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顾作霖决定出版机关报《青年实话》，《青年实话》最高发行量达到2.8万份，仅次于《红色中华》，成为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报。
对于中央苏区的大打“AB团”以及酿成的“富田事变”，顾作霖一方面多次公开表示必须坚决肃清“AB团分子”，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究竟哪些人是“AB团分子”，他没有轻易表态。顾作霖在负责处理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时，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31年11月的一天，任弼时通知顾作霖来见他。
在任弼时处，顾作霖看到吉安特委书记报来的一份指控万泰地区前共青团负责人张爱萍为“AB团中央总团部青年总团长”的材料。任弼时和顾作霖都知道，张爱萍自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曾数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后来调到军队工作，负伤后调去做青年工作，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顾作霖奉任弼时之命，到万泰地区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证明吉安特委的“指控材料”毫无事实根据，终于使张爱萍免受“左”倾错误的迫害。
1933年4月，中共闽赣省委成立后，顾作霖出任省委书记。在反“罗明路线”中，顾作霖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犯了错误。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年轻的顾作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由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尚未康复，中央决定顾作霖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4月中旬，在广昌决战前，由朱德、博古、顾作霖等人组成了前敌委员会。虽然在检查部队准备工作时，顾作霖总是和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但在4月26日的野战政治部部务会议上则忧虑地表示：“敌我力量这么悬殊，怎么进行‘两条道路的决战’?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进行决战。”已表现出和博古等人不同的观点，这是很难得的。5月28日，顾作霖不幸病逝，年仅26岁，过早地走完了他短暂而充满战斗的一生。
至于任弼时和王稼祥两人，态度则有很大的不同。王稼祥在随毛泽东在前方指挥红军时，就逐渐感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性，坚决地支持毛泽东。任弼时则仍执行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在1932年6月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在前方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7月21日，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奔赴前方，后方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则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时的立场和做法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而在此时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则有些尖刻，与临时中央保持一致。“三人团”中的任弼时、顾作霖和王稼祥，在如何使用毛泽东的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王稼祥积极支持周恩来关于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的建议。在8月上旬于兴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得以恢复。
后来部署军事计划时，在后方主持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时和顾作霖(项英、邓发于8月下旬已赴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扩大会议)和前方的周、毛、朱、王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任、顾不同意前方的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的部署，屡次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给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鄂豫皖和湘鄂西两苏区以直接援助。双方频繁地进行电文往来，各陈利弊，互不相让。最后，焦急与不满交织的任、顾，于9月27日提议在前方召开一次中央局会议。在项英和邓发从闽西返回后，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此之前，中央局后方成员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程度，而在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打破了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
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毛泽东展开激烈的批评。最后，后方成员建议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指导总责，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实际上要把毛泽东调离红军的指挥岗位。周恩来从大局出发，不同意这一提议。
在这次不公正的会议上，王稼祥力排众议，勇敢地站了出来，第一个明确支持毛泽东。他坦率地说：“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非亲非故非友，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们认为是‘小团体’，或者是‘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王稼祥从王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直言不讳的发言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震撼。
会议最后还是决定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因不能取得大家支持，不同意助理，于会后去闽西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会后，顾作霖和项英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未能将这次斗争展开是调和、模糊了斗争战线”。任、项、顾、邓四人还联名致电中央，控告周恩来在批评毛泽东时的“温和态度”，“在斗争中不坚决”。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免去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迫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
作为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任弼时对于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
1943年11月，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至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还检讨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任弼时的思想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一点我们无须否认。与任弼时同为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贺龙，在1961年谈到任弼时曾诚恳地说：“任弼时同志(在湘赣苏区)执行‘左’倾路线，一到湘鄂川黔他就转变了?不能这样说，那么他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接受?也不能这样说，他接受了，但改得是很慢的。”
“三人团”中，顾作霖早逝，王稼祥先于任弼时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之处，积极支持毛泽东，尤其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并在会后和周恩来、毛泽东组成了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中央“三人团”。而后来转向支持毛泽东的任弼时，在党的“七大”后，成为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