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多、小生产者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比印度还低、经历了三千多年封建社会、封建势力比发达国家要浓厚的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缔造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军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整个人类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
在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援助下，中国共产党在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期间，拥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但是，这支武装力量仍旧是服从于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军”，而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军队。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但是其旗号依然是“国民革命军”、组织架构还是国民党军队的架构。这时，南昌起义的部队没有形成共产党领导的独特的军队组织架构，也还没有探索出全新的人民军队建设指南。
亲手缔造了全新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真正首次解决了这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的，真正开创了这一世界历史上前无古人、迄今为止后无来者的丰功伟绩的，无疑是毛主席。
一、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制度下的军队无产阶级化
秋收起义是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旗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由于大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以及我党指挥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严重不足，起义以失败告终。起义失败之后，毛主席决定将兵力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地区。在行军转移的途中，部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于是，毛主席决定对军队进行“三湾改编”。
无论是在攻打长沙的时候，还是在行军途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难以在基层贯彻下去，违抗的违抗、消极执行的消极执行，党在军队基层的领导根本建立不起来；在行军途中，军队展现了打骂士兵等等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旧军阀作风，也展现了他们的逃跑主义倾向、悲观主义情绪等等一系列小资产阶级腐朽作风，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力度、政治训练力度、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力度不足的展现；而且，由于党抓不到军队的基层，党的决策往往脱离实际、脱离广大战士，难以做到党密切联系战士、实事求是的制定路线方针政策。
综上所述，建立党对基层军队的领导、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加强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武装、建立党和基层战士的联系，对毛主席和工农革命军来说，就是当务之急。而真正做好这些的办法，就是“支部建在连上”。所以，后来毛主席讲：“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
三湾改编，毛主席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党代表制度，推动了军队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在军队基层有效贯彻，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军队的领导力度得以强化，党对军队也得以进行有效的政治训练，有效的指导军队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打土豪和建立政权）。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党也得以密切联系基层战士、联系基层实际情况了。
正如毛主席所说：“他（指党代表——引者注。）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党委要对全军进行政治训练。同时，士兵委员会负责在党的指导下实行军队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有了三大民主，可以有效的禁止长官打骂士兵，有利于战士监督上级政治作风和经济开支，也有利于保障战士参与作战经验总结交流权利和军队指挥的建议权。
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三大民主——这是中国军队建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千古巨变；军队也要做群众政治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在群众中发展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和经济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变革土地制度），这更是人类军队建设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千古巨变。
毛主席的“支部建在连上”制度，是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进行的重要创造。和我军的军政双首长制不同，苏军的政工干部虽然在特定时期也被赋予重大权利，但总体上依附于军事主官“一长”。毛主席则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创造了以“支部建在连上”为重要特征的党委领导下的双首长制。“支部建在连上”为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所以，毛主席明确说：“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
三湾改编，是真正意义上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性质革命军队的开端。从这时开始，华夏大地才有了一支和五千年以来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军队都不同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这还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这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二、针锋相对——“党指挥枪”和“枪指挥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的斗争
三湾改编只是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秋收起义剩余军队的组织和性质，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缔造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国革命军队，还是一个尚未彻底解决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
三湾改编之后，毛主席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残余部队上井冈山，“朱毛会师”之后，南昌起义残余部队的严重非无产阶级性质的作风在毛主席面前暴露了出来。面对军队资产阶级性质的严重问题，毛主席指出：“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给林彪的信》）
我军当时多数从大城市暴动的失败环境中走来，逆境中个人领导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个人和党争夺兵权的“自信”所在。所以，毛主席分析认为，这也是党难以在军队确立绝对领导权、党指挥枪制度难以在红军内有效贯彻的第二个原因。
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领我军出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这时，军队内部不服从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抵触革命政治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严重的封建主义军阀作风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流寇主义、主观主义作风等等非无产阶级性质的作风暴露无遗。军队的根本性质、宗旨、任务、原则，我军这时还是认识不清的。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也是严重不力。为了根本上消除这些非无产阶级因素，为了真正意义上缔造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毛主席做了一系列不懈的斗争。
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根本不同的军队建设路线的斗争。在毛主席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就详细讲述了他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相关理论。
毛主席根据我军实际情况，清晰的列出了我军以下十四个问题“(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给林彪的信》），其中很多问题都是关系到军队的根本性质的。
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涉及到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流寇思想和反流寇思想、红军军纪，都涉及到军队的性质问题，也都涉及到军队的宗旨问题（究竟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还是以单纯的打仗为宗旨），也都涉及到军队任务问题（是单纯打仗的土匪流寇，还是要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帮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人民军队）。小团体主义和反小团体主义，涉及的问题则是——究竟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党领导的军队，还是小团体的军队？对时局估量，涉及的问题则是——究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阶级分析法，还是坚持主观主义、盲动主义，不用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武装全军？
毛主席从这几个问题说起，深刻论述了关于反对枪指挥党、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的问题，并逐一详细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同时，这一切问题之中，毛主席最关心的是实现党指挥枪、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军队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所以，毛主席讲：“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给林彪的信》）
毛主席从不为个人争兵权，只为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兵权。面对要设“军委”分散党委领导权的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做了坚决的抵制。同时，毛主席指出了加强党委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在这种极其紧张的特殊情况下完全必要的：“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给林彪的信》）
毛主席写给林彪的这封信，为古田会议的召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成熟、毛主席全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的诞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古田军号——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建设理论的诞生
建设人民军队，毛主席早已成竹在胸。但是，朱德、陈毅并不理解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毛主席要求党对全军实行绝对领导，朱德则提出不同意见。“他（朱德。——引者注。）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毛泽东与林彪》：《从“七大”到“九大”》）
古田会议前，毛主席被剥夺兵权，遭到了极其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之后，中央“九月来信”认可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由于不听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遭到惨败——毛主席回归并整顿军队成了大势所趋、军心所向、众望所归。毛主席紧紧的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出山整军，亲自主持起草了红四军九大决议，正式创立了全新的人民军队建设理论——毛泽东军队建设理论。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主席清晰的规定了军队的性质、宗旨、原则、任务，系统的总结和批判了红军党内的一切错误思想，并深刻分析了这些思想的产生原因、社会阶级基础，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古田会议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建军理论的诞生，更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军队正式诞生。
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正式规定了红军的性质。红军只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服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我们要党指挥枪，不要枪指挥党。所以，“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就规定了红军的宗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服务，为广大劳动群众服务。做不到这些，背叛这个宗旨，那么红军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建党、建军、建国的宗旨，是毛主席的重要创新。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里清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红军不仅是打仗的武装力量，还担负着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建立革命武装、变革土地制度的任务。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还要“做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子”，这是毛主席重要的军队建设理论创新。
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毛主席不仅坚持实行军队内部的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而且“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通过广泛的进行地方党、群众机关对红军党的批评，纠正军队的不足之处，以及明确规定红军任务、军民关系，强化“军民一致”原则的实行。
毛主席所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不仅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原则，而且根据中国军队建设特殊实际情况，严厉批判了军阀主义、封建主义性质的单纯军事观点，纠正了根本背离红军性质、宗旨、任务、原则的错误思想，严厉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流寇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
毛主席讲：“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他不仅揭露了这些错误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并批判了党对军队的政治建设不足之处，提出了党指挥枪制度下的一系列解决办法。
毛主席通过党指挥枪的制度，加强党的组织领导，以严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事纪律严厉打击一系列小资产阶级错误行为；通过党指挥枪的制度，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使军队严格贯彻革命的政治任务、做好群众工作、服务好人民群众；通过党对军队正确的思想领导，抓好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纠正军队中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流寇主义等等错误思想。
通过一系列艰辛曲折的斗争，毛主席终于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在当时世界最多、农民小生产者规模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国家都大、现代化程度比印度还要低、经历了三千多年封建社会、封建势力比帝国主义国家浓厚得多的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缔造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军队这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这是毛主席缔造的前无古人、迄今为止后无来者的丰功伟绩！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建军思想武装，正是因为这支军队是一支执行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正是因为这支军队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这支军队创造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今为止解放人口数量最多、消灭敌人数量最多是军事奇迹，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和敌人差距最悬殊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的胜利，战胜了拥有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数量常备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资金和技术、装备援助的军事势力极其强大的国民党，得以战胜了装备实力远远强于我军的美帝国主义为核心的“联合国军”，得以取得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辉煌的军事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