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对毛主席的憎恶与恐惧，犹如当年他们的同类对鲁迅先生的憎恶与恐惧。
笔者几年前购入了一套《鲁迅全集》，发现其中占比最多的竟是鲁迅先生同这些人的战斗，也忽然明白了为何至今没有毛主席的“全集”；而毛主席与鲁迅先生身前身后的遭遇竟又是如此的相似……
1927年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年份，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就在这一年，鲁迅先生和毛主席的人生轨迹均发生了巨大的变轨，在各自的战场开始了殊死的搏斗。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在遭遇挫败之后，毛主席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放弃进攻大城市的决定，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尽管在接下来短短几年时间里，毛主席开创的这条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瑞金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政权，然而，来自同一阵营的掣肘甚至是背后的冷箭却时时刻刻在阻碍着毛主席。
毛主席不仅要不断地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还要时刻面对那些“下车伊始哇啦大叫”的特派员的横加干涉和指责，甚至一度连“老伙计”朱军长也不理解他……机会主义路线最终葬送了红色割据的大好局面，红军被迫转入长征。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先生南下厦门；1927年1月，鲁迅先生又辗转来到大革命中心的广州；在中山大学执教仅仅三个月后，“四·一二”发生、大革命失败；4月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的鲁迅先生愤然辞职，于10月落户上海。
此时的上海由一个工业城市变成了蒋介石的新型封建专制政府的第二首都。在反动派的心脏，鲁迅先生由职业教授学者转变成为自由撰稿人和左翼作家，成为操“投枪匕首”的文化战士。
在离开广州赴上海之前，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鲁迅先生便表达了联合创造社（1921年成立的新文学团体，大革命失败后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愿，答应全力支持恢复《创造周报》并领衔署名在报刊公开刊登恢复启事。
然而，鲁迅先生到上海不久，创造社并不复刊《创造周报》，却创办了《文化批判》，批判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鲁迅。在当时上海“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后期创造社搞起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后期创造社的几位青年新锐作家公开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将鲁迅先生扣上“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人道主义者”、“隐遁主义者”等帽子大加批判，否定鲁迅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
来自“同一营垒”的伤害让鲁迅先生倍感痛苦，甚至一度产生回新文化的旧战场北平，去利用北京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的“避世”念头。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污蔑鲁迅先生“拿卢布”，“同一营垒”的教条主义者则攻击鲁迅先生为“托派”。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道：“在鲁迅先生的发展的途中，也遇到过几次危机，很可能使他退隐于‘艺术之宫’或‘学术的殿堂’。”
不过，坚韧的鲁迅先生最终并没有因为来自“同一营垒”的伤害退隐于“艺术的殿堂”，反而以博大的胸怀尽量接纳这群二十岁出头的“教条主义”愣头青；一面顶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威胁，同反动派进行着殊死较量，一面努力纠正文化战线上的种种机会主义错误。
“说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就真的懂马克思主义么？”1928年，在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的同时，鲁迅先生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1929年底，鲁迅先生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在自由盟主办的几次讲演中，鲁迅先生反复强调文艺的社会性、阶级性和真实性，传播正确的革命文艺主张；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开口便语出惊人：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九十年后重新思考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就会发现，鲁迅先生是多么得有预见性。而从“左翼”变成“右翼”的，又岂止作家群体？
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后面，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作家的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这与12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张简直不谋而合。
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先生与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丁玲等左联党团书记都相处得很好，鲁迅先生还拿出自己的稿费为左联提供经费，左联当时在文化战线上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然而，1933年秋二十多岁的周扬担任党团书记，夏衍、田汉都上升到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位置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又在左联内部卷土重来，与周扬关系密切的左联成员不断对鲁迅公开批判或施以冷箭。至1935年底开始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双方的矛盾才彻底激化，最终导致左联的悄然解散。
周扬等人主张的“国防文学”，一则其实不过是宗派主义者打击异己的工具，两个口号摊开讲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二则是王明等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体现。
不必回避的历史事实是，自《孙文、越飞宣言》开始，国产国际和苏联就将援助中国革命的重点倾注于国民党，甚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蒋介石的整个空军都是苏联援助的，那时的美国还在给日本卖军火和石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估计，日本帝国主义以及背后支持它的其他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苏联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仍将军事援助的重心倾注于蒋介石。
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整个中共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贯彻了莫斯科的这种有失偏颇的立场。“国防文学”口号不过是对这种立场的进一步贯彻。
一二九运动，蒋介石的残酷镇压让鲁迅先生根本不相信一个专制、腐朽的政府会成为真正的爱国政府。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不去依靠千百万奴隶自身觉醒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蒋政府和一批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政客、屠夫身上，可能吗？
1935年1月，经过遵义会议的斗争，长期遭受排挤、打击的毛主席，终于打败了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教条主义者，重返中国革命舞台的最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达到陕北；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坚持对蒋介石作必要的谴责和揭露的主张，与鲁迅先生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1935年12月5日，已是身心俱疲、卧病在床的鲁迅先生写了七律一幅赠给许寿裳，这也是鲁迅先生生平最后一首诗作。诗曰：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所指就是1935年秋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事，鲁迅先生曾去电祝贺，“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首诗写出了鲁迅先生愤慨、苦闷与悲凉的心境，但黑暗中又寄托了巨大的希望，鲁迅先生把希望最终寄托在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工农红军”身上。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里写道：鲁迅先生与毛主席，一个是文化革命的总司令，一个是人民革命的领袖，他们其实是“同一类”人——始终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立场，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始终站在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立场，旧中国的新生与希望在他们之间星火相传。
屹立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潮头，鲁迅先生与毛主席同样地同时担当了旧社会的破坏者和新社会的创立者的重任。所不同的是，鲁迅先生最终没能等来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一天，而毛主席亲手缔造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以至于后来人更多的是看到鲁迅先生的“尖酸”、“刻薄”、“一个都不宽恕”的破坏者形象。
真实的鲁迅先生正如《这样的鲁迅》一书结语部分所总结的：
他体验着自己的苦痛，更关心世人的艰辛；
他不留情面地解剖别人，又时时更严苛地解剖自己；
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论敌，但又全面地看待区分哪怕是一个群体甚至一个人不同时期的优劣差异。
他爱青年，不希望他们无谓牺牲，但青年中的世故者又让他痛心；
他有深邃的思想，却愿意为文学青年做琐碎的编辑工作；
他劝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却又精心写下《中国小说史略》；
他担忧娜拉出走以后无路可走，又担心世人庸居于自己的屋檐下不思进取；
他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他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
而坚持真理、坚持革命的毛主席又何尝不是“矛盾又统一的”呢？
为了真理、为了人民，鲁迅先生与毛主席同样不惜“开罪于昔日的战友”；为了真理、为了人民，他们同样在身后都遭受了巨大的非议和污蔑；但是，因为他们的光明、磊落、无私，他们同样没有一个私敌。
只是因为他们的功绩都是巨大的，巨大到敌人与他们比起来好比“萤火之于日月”，迫使敌人同样不得不伪装成他们的同伴，把他们变成无害的神像……
然而，在他们留下的一篇篇充满生命力的文字面前，这又是敌人岂能轻易得逞的？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总结出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一是政治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二是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三是牺牲精神，他在民族危机关头，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向。
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段话，更是对鲁迅先生最精准的概括：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这样的鲁迅先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只要人间还有不公，就总还需要有人敲钟、呐喊。
鲁迅死了，鲁迅精神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