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又身染重病的毛泽东，仍然撑起病体，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又一场思想战线的斗争——批孔。
众所周知，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此之后，特别是在农村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这个主要矛盾。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毛泽东决定把批判的武器交给人民，发动全国性大批判的群众运动，其批判的矛头也是针对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在这场大批判已经进行了多年，毛泽东感到全国“安定团结为好”的情况下，却要再次掀起一场针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大批判呢？
事情是由林彪事件引起的。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在林彪的住所发现了许多记录孔子语录的读书卡片，卡片上还记录着林彪的读书心得，还在林彪的家里发现的林彪亲笔书写的一条横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件事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他意识到，尽管从五四运动以来，对封建思想的批判没有停止过，但是这种曾经统治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如此根深蒂固，其影响仍然不能低估。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浪潮中孕育诞生的，又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在其成长的整个过程中所秉持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就是几千年来维护“上尊下卑”封建等级制度的孔孟儒家思想的核心，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统治阶级都是用这个道理来治理百姓；而“造反有理”则与此针锋相对，是一切革命者举起起义大旗必定要呼喊的口号。
问题在于：当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共产党的干部成了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还承认不承认“造反有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呢？
与毛泽东有几十年深交，德高望重，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深刻地指出：“官国”传统在中国有很深厚的土壤。他所说的“官国”传统，就是指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特权思想和特权作风。他说，这种传统在中国有很深厚的土壤，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这种“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国民党就是继承了这种传统，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一样的统治者，最终逃脱不了被人民推翻的结局。那么，处于掌权地位的各级共产党官员又该如何呢？
其实，毛泽东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在共产党刚刚执政七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对封建残余的担心主要放在那些没有经过民主革命考验，主要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怀着不纯动机混入干部队伍而大行官僚作风的那么一批人身上。三年困难时期，以信阳事件为典型案例的官员横行霸道欺压民众的恶劣事件暴露出来，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的判断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由此他判断：“要有一段时间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党的高层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使毛泽东关于防止政权变质的关注集中到领导层的层面。他认为必须抓主要矛盾——“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对于这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同战斗过的“老革命”，毛泽东认为他们的问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而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他说这些人“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因此，毛泽东最初发动全国人民的大批判时，高举的旗帜是“灭资兴无”。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些“老干部”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触及灵魂，“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林彪事件以其惊心动魄的表现特点，震撼了全国人民，也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的巨大危害性。
这种封建意识由于几千年来得到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精心维护推广，具有十分完备的形态，在官员与民众中都有着极深厚的影响。这种上尊下卑，“尊卑有序，贵贱不愆”的思想，强化了等级制和官员的特权与专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借助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成为培育官僚贵族阶层的丰沃土壤；同时，又用“老子英雄儿好汉”之类口号掩饰下的血统论与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待遇，乃至鼓吹“天才”“超天才”之说，为特权的世袭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以“克己复礼”为道德准则，维护等级制度下的社会秩序及人身依附关系，磨灭人民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和关心国家大事的主人翁态度，让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好官”“清官”身上，当官僚统治的“顺民”。
所以，毛泽东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在资本主义已经在全世界普遍发展的现代条件下，这种复辟不会简单地恢复封建地主所有制，但极有可能发生中国特定条件下的，与封建意识形态即“官本位”文化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复辟——官僚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个批示中所指出的，会出现一个与人民大众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毛泽东晚年的批孔并不理解，有的人还称之为“瞎折腾”，直到社会现实使人们感受到了切身之痛。在伟人离开我们之后，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以升官为人生追求的价值观重新在社会上和官场上蔓延开来；官员对上极尽谄媚之能事，对下则趾高气扬；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黑幕多有曝光；老百姓受冤屈而无法申诉的情况屡屡发生；谢觉哉所说的“官国”传统在许多方面又死灰复燃了。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大量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情况，成为中国反腐败的一大重点。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就在眼前。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当年伟人的批孔是多么意义深远！
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召唤下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披荆斩棘奋斗了一生，把中国带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而在他革命生涯的最后时光却再次高举起批孔的大旗。由此可见，中国要扫除封建思想的影响，卸掉压在中华民族身上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真是任重而道远！
最后，我们应该读一下毛泽东自己对他批孔的说明，是对他的侄子说的。他说：
——我们现在说的批孔，用鲁迅的话说，是批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梳妆打扮过的孔子，并不是专指老夫子本人。孔子本人，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老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人一样，都对中华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都同样值得我们尊重纪念和学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