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失败之后，大伤元气的红四方面军被迫西进康北舔伤裹创。此间，张国焘在不得不考虑“北上”的同时，又再次打起了“西进青、新”的主意，还派出邵式平、余洪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队走不通”……
在这个时期，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北上”的议论和呼声，也越来越大。张国焘的个人权威，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潜在或非潜在的挑战。比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康北前拟定的《康道炉战役计划》，原本是旨在“继续扩大南下胜利”且“向康定进击，以首先消灭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1]，但徐向前、陈昌浩等在执行过程中强调的却是“应先取道孚……开展新方向的发展”[2]。而据刘伯承回忆，当他率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作为先遣队从丹巴出发前将“南取康定”为主的原计划改作“北进道孚”时，就连张国焘的亲信、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都未予阻挠[3]。虽然此后张国焘仍然坚持“决以主力首先灭李抱冰取康定，为将来向西北发展的准备”，甚至还以严厉口吻声称“反对可能因此次行动所引起的失望消极的情绪”[4]，然而在3月间红军总部拟定下达的《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中，他的那个“决取康定”的企图，还是变成了“相机取康定”，而且还被追加上了“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道路”[5]……
1936年4月中下旬红二、六军团抵进金沙江畔，张国焘在派出罗炳辉等率红三十二军前去接应后，又拟增派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主力南下雅江地区，以“相机消灭雅江李[抱冰]敌”，并要徐向前前去统一指挥[6]，而徐向前回电的口气却是相当地不客气：“我军是否想在雅江附近与敌决胜负？”甚至还明白无误地表示：“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7]。
——那个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似乎是再也听不得见不得有人再提“南下”了。
年前草地分裂后，张国焘曾经另立了自任“主席”的“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主席原为朱德）。而在红二、六军团进至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6月初，在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压力之下，张国焘也不得不宣布“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8]”，几天后又宣布取消了自己另立的那个“临时中央”[9]。
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曾经回忆道：“当时军中有些干部已多少看出张国焘领导错误的地方，也有些不满，虽然不是有组织与自觉的反对，可是已有不团结的现象存在着。例如在职干部不愿意工作，要求去红大学习，要求调换工作等现象，虽然还不是普遍的，但在甘南及到会宁会合后，却不断的发生，三次北上过雪山草地时，新剧团小鬼骂张国焘机会主义，战士偷着骂的更多，只不过未向上级汇报罢了。”[10]
张国焘的个人威望，的确已经降低到了自他执掌这支红军主力以来的最低点。
20世纪60年代初，陈昌浩在一次谈话中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曾说过：“中央的到达陕北和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动，想到我们过去反党反中央是大错特错，那时与张国焘在思想上开始有距离。……张国焘是不准备北上的，看到我们朱总、二方面军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那时是七月，再不走就迟了，草地也不好过了。实际上北上的意见以前已经占优势，四、五、六月份就已经开始准备，三次过草地的准备是很充分的”[11]。
“北上”看来已是势在必行。
然而北上之后是向西还是向东，尚有操作空间。于是，张国焘又打起了“西进青、新”的算盘——6月10日，他在以“朱张徐陈”名义给“陕北同志”的电报中提出：“我们拟于6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可达夏、洮。二方面军大约六月二十号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进”，“你们主力似不宜出天水，宜偏北”[12]。到6月中旬，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直属队和部分部队率先启动了北上的行程。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孜会师时，他已率部进至了杜柯河下游的“下偌科”（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吾伊乡一带）[13]。
6月19日，党中央复电张国焘等，明确反对红二、四方面军“向夏洮西北行动”：“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并详列了相关理由[14]。几天后，红二、六团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合，而会师后红二、六军团首长“谋求党内团结”的表态，也使张国焘很难再作他想。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张国焘还希望争取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站在自己一边，对由此增加与党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也曾派人往红二、六军团送《干部必读》，乃至个别约见红二、六军团干部，不料碰到的却基本上都是钉子——个别人虽然一时被忽悠，经朱德总司令谈话后也立即转变了态度。
张国焘还不死心，在与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且同为党内元老的任弼时单独谈话时，又提出“六军归我指挥”、“二、六军换首长”、“另派政委”等等要求，却均为任弼时所拒绝。张国焘又派周纯全向任弼时传话：拟召开两军干部会议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在中央苏区积极批判过毛泽东却有着很强党性的任弼时当即对周纯全坦言相告：惟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基础上才能一致，明确表示反对召开两军干部会议，理由是“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而当张国焘继续要求召开两军联席会议时，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则一起向张国焘设问：开会谁作报告？发生争论由谁作结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甚至直接了当很有底气地对张国焘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会上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的态度尖锐起来，我不负责任。[15]”……
张国焘是不得不怀揣着别别扭扭的复杂心结，踏上了北上行程的。
说张国焘是“别别扭扭”地踏上北上行程，那还真是没有冤枉他——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到达求吉寺时，这位“张主席”又故伎重施，想如同年前一样掉头西返，在西北局求吉寺会议上提议改道西去。其“复杂心结”，当然还是不愿与中央会合，继续寻求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
时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傅钟回忆道：
在救济寺[引者注：即求吉寺]会上讨论北进计划时，张国焘却对原拟的北进岷、洮、西的计划，只是在口头上说一说，而不做实际部署。相反，却提出要部队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16]这遭到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原来，二方面军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过去青海的路，因为根本无路可走，也走不出去，就没有再声张。现在看到部队已和党中央愈来愈近，就又提出这种计划来。朱总司令细心分析，判定事关全军的战略方向，不能走西去的路。任弼时同志也说，有三条理由不能西去。一是两广事件的发生，说明国民党内部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别的矛盾尖锐了，对蒋介石的现行政策是个摇动；第二，我们和一方面军会合，突破张学良的“围剿”，陕甘宁三省会成为我们抗日前进的根据地，结束我们的流动；第三，红军主力配合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黄河以西处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会上，同志们对任弼时同志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张国焘看势头不对就放弃了从齐哈玛过黄河的企图。[17]
而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怀揣如此复杂心结的应该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应该说，有相当多的“复杂心结”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年前闹僵了，分手了，分手后还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狗屁不是，这边还另立了一个中央！现在哩，还真让人家说着了：“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的！”这回要是两边儿一照面儿，咱是羞也不羞恼也不恼？都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血性汉子，都是尸山血海拼出来勇冠三军的沙场战将，就那么轻易认输？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谁不想是骡子是马咱走着瞧遛着看？！如此等等情绪搅在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适的能够重新证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机会，其迸发的动力也是很强劲的……
不愿意南下愿意重新北上是一回事儿，愿不愿意与党中央重新会合又是一回事儿——西路军失败的亲历者黄火青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经言及，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甚至西路军残部向新疆前进的途中，还有相当多的干部认为“南下是正确的”。[18]
而且，这种心结一旦与山头宗派情绪掺和起来，也大有成倍放大其负面效用之虞……
作为后人，我们在进行相关历史研究时，没有必要刻意回避这些就连张国焘在内的诸多当事人也并不讳言的情结。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一种惯性，“告别昨天”和“拥抱明天”之间，还横亘着一个“承前启后”的“今天”！消除“昨天”的惯性，是一个渐进磨合而不是截然分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一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这也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怕”的心态也勿需讳言和回避：怕被上“路线纲”，怕被党内斗争“清算”！想当初，我们从通南巴千里转战欢天喜地来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来的好些中央大员却一拉下脸子就指责我们“军阀”、“土匪”、“逃跑主义”。现在哩？我们落了难，走了背字儿，要再遇上他们，被损了骂了可能还算是轻的，要是再“开展党内斗争”予以“清算”，那……
如何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自保，恐怕是当时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都在掂量的事情。
正是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态，为张国焘在北上途中乃至会师之后的“故态复萌”，为后来西路军“未能克服张国焘路线”，提供了得以生长的情绪环境和思想基础。
注释
[1]《康道炉战役计划（1936年2月上旬）》，《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取道孚和坚守铜炉房阵地致董振堂等电（1936年2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张国焘关于决取康定为向西北发展作准备致邵式平电（1935年3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1936年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张国焘、朱德关于迎接红二、六军团的部署致徐向前、王树声电（1936年4月20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24～第10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徐向前关于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张国焘、朱德电（1936年4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朱德等关于军委、总部等组织仍恢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旧制致各军首长电（1936年6月3日7时～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1936年6月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1～第8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程世才：《西路军的材料（1945年2月）》，《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第411～第447页。
[11]《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2]《张国焘、朱德、陈昌浩等准备向夏洮西北行动致中央电（1936年6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 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在1936年6月14日的日记称：四方面军直属队当日“由炉霍出发……”，《红军长征日记》第242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敌我情况致李先念电（1936年6月28日21时）》中称：“向前已到下偌科”，《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宜北出甘南致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电（1936年6月1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072～第10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2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张提议“从齐哈玛渡黄河”之说存疑待考：张国焘有可能在会上提出过西进的设想，但不太可能是“从齐哈玛过黄河”，因为这意味着要重新返回到草地那头。参照刘伯承的相关回忆，这次会议上张国焘道出的西进设想有可能是经甘南的郎木寺去夏、洮刘伯承在1961年1月26日谈话中称：“他（指张国焘）是往西。一次是想从汉中去，二次是想从青川、平武去，三次是想从下边大雪山弯着走，还曾经想从玉树到西宁，到阿坝又想从草地去，四是从北彝喇嘛寺，五次是临洮，六次是西路军”，其中的“北彝喇嘛寺”有可能就是指的郎木寺（地名）的“格尔底寺”，从该寺与求吉寺的相对地理位置上看来，张国焘在求吉寺会议最有可能提出的西进路线就经过这里。（《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7]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73～第7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黄火青回忆录》第137～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