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辛苦一年每人仅分五块钱，党支部书记李永昌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政治思想上的收获非常大，物质上也要算细账；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个革命化的春节，意外救了小社员一条命；在朱家湾待了一年八个月，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谦虚，学会了礼让，学到的东西我受益一辈子！

　　文 | 鲁爱国 整理 | 方延亮

　　五块钱的分红

　　搞完双抢，一天都没歇，就开始挖渠。我们那儿的山，基本上都是花岗石，即使表面风化了，䦆头也挖不动。咋办？得打眼放炮，一米远得放一炮，你算算得多少炮？炸了40里路，抡大锤、打钢钎、安炸药、点导火索，我们都干过。修水库、挖渠是全公社基干民兵无偿干的，受益的是我们朱家湾大队和骆庄大队，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1970年下半年，我们养的鸡也开始生蛋了，老朱帮我们买的那头半大的猪也长大了，长到200多斤后，它也变野了，獠牙长出来了，有一天整晚上不回家。

　　我们那山上有狼，它不怕，满山遍野地跑。过年杀的时候估计有300多斤，杀了一辈子猪的老朱不敢杀，他要我们去三队请个杀猪的，并嘱咐我们说有人要问起他，就说他病了。请来杀猪的，在七八个基干民兵的帮助下，终于把猪杀了。收拾完以后，屠夫对我说，我造孽了，我杀的是头五爪猪，是人投胎的猪，这是农村的传说。老朱买这头五爪猪的时候，卖家养了一年，只长了二三十斤，因为卖家对这个猪不好，所以猪不长肉，老有病。等老朱把它买回来之后，我们对这个猪好，心细得不得了，为了报答，它猛长肉。

　　到年底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终于到了分红的时候，我们五个人每人分了五块钱。五块钱是个啥概念？当时从枣阳坐火车到武汉车票得四块钱，再加上从我们区到枣阳县城几毛钱的汽车票，五块钱就是我们回武汉的路费钱。

　　五个知青都感到很沮丧，垂头丧气的。老歪看到我们这样，便请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永昌来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李永昌把小队的会计带来了，小队会计翻着账本，拿着算盘，一五一十地对我们说：“上半年你们吃粮食用的是安家费，队里不跟你们算账。麦收的时候，你们每个人每月平均吃了60斤粮食，值多少钱？全年你们在保管室抱了多少斤烧柴，值多少钱？队里分这分那，你们五人按五户算，一年算下来你们得掏多少钱？一年中你们的生活所需生产队全部给你们包了，算下来你们每人还能分五块钱。你们不算超支户就不错了。”年底决算以前，李永昌跟会计定了个原则，不管你咋算，小青年不能当超支户。要当了超支户，干一年还要还得倒给生产队交钱，说不过去，不能当超支户，要适当的照顾。但照顾过头了也不对，照顾过头了，相当于剥削别的社员。看着这五块钱有账可查，我们几个知青都低头不语。没话说了。

　　看到这个状况，李永昌说：“五块钱是少了点，但是你们要看到成绩。这一年你们政治思想上的收获是非常非常大的，今年你们五个人都被评为‘五好社员’了。公社团委今年发展了六个团员，你们五个都入了团。再说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你们也增加了不少，刚来时除牛粪，怕脏了裤子，现在脱了鞋，光着脚丫子往上踩，你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一年，你们每个人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别是小鲁的针灸，社员牙疼，他一扎就好；尿床，他一扎就好；肚子疼，他一扎就好。说到他，贫下中农个个敲大拇指，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老歪插了句话，老歪说：“物质收获也不是没有，有。猪杀了，一人带20斤猪肉回家，剩下的腌腌，明年吃。老母鸡一人也带一只回家。‘五好社员’的奖状，共青团的团徽，这些都是辛勤劳动换来的啊。”最后老歪感叹地说：“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就出门挣钱养活自己，不容易”

　　跟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1970年年底，全公社的知青都骚动了，因为68年插队的老三届的知青开始招工了。我们湖北的三线工厂很多，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既然老三届都开始招工了，我们69届离招工也不远了。我跟我的好友计小平商量：既然在农村待不长了，我们就跟农村的贫下中农一起过个春节，行不行？他说可以。其他的三个同学回武汉过年去了，他们帮我们把鸡和肉带回去了。我和计小平留下来，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过年以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里也得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生产队每年是腊月二十五放假，过了正月十五上工。放假后农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砍柴然后挑到集市卖。青壮年劳动力的一挑柴，能卖四五块钱，买点烟酒、糖果过年。那些高中生的一挑柴，能卖两三块钱，交一年的书本费学费够了。

　　二十五号那天，除了我和计小平外，全队没有一个成年男人。我和计小平在家做卫生，准备年货，忽然听到斜对门的付世美家传来救命的呼喊。我们两个人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他的大儿子，躺在床上牙关咬得紧紧的，脸惨白，晕过去了。我问怎么回事，世美的老婆说，估计是偷着喝酒喝多了。我们也闻到他身上的黄酒味大得很。

　　世美的儿子只有六七岁，当时我吓得不得了，束手无策。我说这种喝醉酒的事情我没处理过，大队的赤脚医生也处理不了。咋办？到公社要赶个牛车，路上有很大一截弯路，牛东走得慢，既便送去，可能人也不行了。当时我和计小平决定，我们把它背着到公社，十几里路我们俩换着背，硬是把他背到公社去了。经过抢救，把他救过来了。晚上砍柴的男的都回来了，听说这个事大家都跑来问。

　　世美当时拉着他的儿子功成，要功成给我跪着，认我们当干爹，我们没答应他，因为我们有点看不中那个世美：世美的老婆有公心，蛮能干，跟李双双一样；世美跟那个喜旺一样，人蛮能，但私心重的很。所以我对世美有点看不中。我跟世美说，我说你要真的想感谢我的话，你就教我学炒炸药。我那个时候迷上了炸药，因为开渠的时候，除了军用的黄色炸药以外，就是用化肥炒黑色的炸药。世美是被公社专门派到县城里去学炒炸药的，我想学这个手艺，他始终不教，他垄断了这门技术。我跟他说过，但他始终不教。我救了他的儿子，他没法感谢我，我说你把炒炸药教给我行吗？他还是不愿意教。他找了个理由，他说以后再开渠，再用炸药的时候我再教你。他说的也是个实话，不用的时候咋教？特别是看火候蛮重要，你得在实践当中学。他光用嘴说，还真教不会。

　　救功成的事公社也知道了，也表扬我们了，韩会计专门写了一个通讯报道表扬我们。韩会计知道全公社就我们两个知青没回武汉，在农村跟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往年过年都是过了十五才上工，我们那一年是初二就上山种树去了，林场有好多松树苗。过年以前我们还给每家每户写对联。在农村过了一个年，确实很不错，印象蛮深，这是1971年年头的事。1971年，干农活还是重复的，双抢、割麦子、栽秧，这一套都是重复的，但是1971年我们又修了个水库，那就是我们大队的油坊河水库。我们还参加了一个枣阳县投资的从鹿头到新市之间的战备桥工程。我下乡一年零八个月，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搞工程：修水库、开渠、修战备桥。一直到1971年9月底，我被招工进了襄阳轴承厂。

　　我在朱家湾待了一年八个月，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谦虚，学会了礼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毛主席说的那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确实，这一年零八个月学到的东西我受益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