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徐向前在其回忆中却称，当时他就对朱张陈此案不以为然，且颇有“微辞”——

　　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引者注：即西北局朱、张、陈9月13日的建议），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占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1]

　　如徐向前所述，当时他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的“微辞”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

　　㈠北局朱张陈9月13日建议的“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占不了便宜”；

　　㈡“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住”。

　　然而我们在朱张陈13日建议及同一天里张国焘致徐向前、周纯全电报的原版文字中，无论如何都读不出“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或“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图来：朱张陈策划的“三军协同作战”，实际上就是一次袭扰迟滞敌军的行动——“截击交通与解决资材”，动用兵力及规模都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的意思……

　　那么，徐向前的“微辞”，究竟是对什么有感而发的呢？

　　如果我们能够确认徐向前的这些“微辞”的确就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话，那倒更像是针对中共中央领导人于1936年9月14日18时致西北局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内容——也就是中共中央将“分攻宁、青”变作“合取宁夏”的那个电报的内容。

　　9月15日，收悉了西北局13日建议后的中革军委复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更进一步强调：“彼此意见大致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之。”[2]

　　同日，中革军委还致电西北局，建议“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迟则界石铺通渭大道有隔断之虞。”[3]

　　中央这两天前前后后三个电报，有两个字强调得最多——主力！

　　这也是中央部署与西北局朱张陈建议最大的不同之处——这才更像是要组织“决战”（其实中央并无此意——几天后中央即有专电释“决战”之疑），这才更像是“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其实也不是，当时中央部署说得很清楚——虽然后来因形势及敌情变化作出了改变：“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敌军之任务”）！

　　而中央的这个“部署调整”，与张国焘对“西进”执着纠结的心态，肯定是对不上榫头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1936年9月15日19时，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提出了一个向相反方向行动的建议：

　　朱、张、陈：

　　A、据二十三年度甘省建设月刊载，永靖之莲花渡有浮桥和渡船，各县人口河州二十七万、靖远六十一万、古浪十三万、民勤十三万、永昌五万五千、凉州二十万。

　　B、建议我军出青马敌后，宜速集兵取或围河州，抢莲花渡，便尔后行动。敌骑宜活动地区，我步兵不便游击，应速扩展骑兵活动。

　　C、已令宏坤大部集磅[榜]罗永辛，九团两营今日出动，令芳赶回集山丹。

　　D、已令先念派一个团往首阳集、汪衙，九军特（务）团不知住何处，已令王全齐集大砦子待命抵挡王均。

　　徐[4]

　　这个建议比较简洁扼要，基本上没有言及战略方针问题。可以认为，这是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建议者是根据自己所处环境以及能够得到的信息，所作出的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行动方向选择的建议——建议者本人一直在前线，并没有直接参与西北局朱、张、任、陈与中共中央之间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酝酿磋商。

　　《历史的回顾》中称，徐向前的这个建议，是针对西北局朱张陈13日电的内容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通报共产国际指示及相应部署调整的电报都是发给西北局朱张任或朱张陈的（有的电报包括贺龙、刘伯承），所以笔者暂时还无法确认：正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在如此动议之前，是否已得悉中央部署调整的基本内容？其动议究竟是针对中央部署而提出来的？还是如其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所言，是针对朱张陈“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之建议”而提出来的？……

　　然而，徐向前这个建议的确是出自于中央部署调整传达至西北局之后（考虑到收译电文的时差，这个“部署调整电”不一定能在15日就传达到了当时正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

　　随即，产生了两个后果：

　　其一，如果远在漳县前线的徐向前确实不了解中央“部署调整”及调整缘由，由此带来对中央的误解进而结下的难了心结，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二，徐向前的建议，马上被怀揣着小九九的张国焘利用了。

　　张国焘，他变脸了！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滞阻胡宗南部西进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第362页）和《中国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695页）将该电签发时间误判作“1936年9月13日”。

　　[3]《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15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4]《徐向前对作战部署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电（1936年9月15日19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