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澄：马列主义法学精神卓越的革命者代表——深切缅怀郑天翔同志--橘子洲头

【郑天翔同志（1914-2013年）】

2024年刚刚过去，在新的一年的思索中，总是觉得2024年还有一件未了的心愿，久久萦绕于心，那就是对最高人民法院老院长郑天翔同志的思念之情。

2024年11月28日，是敬爱的郑天翔同志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老人家是在2013年10月离开我们的。我几次执笔感怀，想写一篇纪念文章，却又屡拿屡放，难以尽言。新的一年到了，新年的第一篇文章我就写写老人家吧。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精神

在众多纪念郑天翔老的文章中，大家都是感念郑老的革命历程的艰辛与辉煌，或者敬佩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气节，但是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到郑老对马列主义法学精神的坚定维护和与反动势力所做的奋力抗争。老人家一生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政治上、从法律上、从革命精神上来说，他都无愧于这个崇高的职务。在那个马列主义法学精神被遮蔽、被歪曲、被虚无的时期，他晚年为维护马列主义法学精神的奋斗与抗争，使老人家的老革命家的精神形象熠熠生辉。郑老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略风范，勇猛地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精神的传统与精髓。

【郑天翔同志纪念文集（胡澄藏书）】

在十八大之前，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而法律界的公知们也就是法律党们更是活色生香、群魔乱舞。在他们的喧嚣中，马列主义法学精神被歪曲、被解构、被遮蔽、被污蔑，而他们妄图在中国所建构的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

那么，什么是马列主义法学精神的精髓呢？一言以蔽之，法律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表现，是巩固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以国家意志对被压迫人民和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法的形式的确认。这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说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该从政治上来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版，第395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为明确地向资产阶级指出：“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说得更为透彻：“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页）。社会主义法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意志与治理工具。而在法律党那里，最为忌恨的就是这一点。他们所大声疾呼、百般推崇的“宪政”模式，就是要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质与中国的国体性质。他们宣称：“法治就是法律人的统治！”（《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页）并且在那个时期堂而皇之地发布了《法律共同体宣言》以对抗《共产党宣言》。在他们眼中，新时期是“中国正在从政党国家向法治国家的急剧转型之中”（《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4页），他们妄图将“法律共同体”发展成为一种与党和人民对抗的社会力量，也就是他们口中的“法律人的自主性”。在他们眼里，中国共产党要变成这个样子：“中国共产党本身也会不再按照阶级的范畴，而是按照行业团体的范畴来扩大支持者的范围，逐步形成‘全民党’的组织结构。其前景是从一个科层式群众政党变成一个职业性选举政党，基层党务工作者将由雇佣性职员来担任。”（《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页）这就是他们眼中的“宪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规范程序”。（同上，第529页）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习近平总书记的锐利剖析，犀照出了这些法律党与公知们的丑恶嘴脸与险恶用心。

那一时期，这种狂妄的叫嚣与“学理性”的侵蚀，充斥在“依法治国”的声浪之中。就在“法律人统治”的话语权力环境下，就在私有化浪潮汹涌的裹挟下，在经济公知与法律公知的联手做局下，在新自由主义政客的暗中内应下，我们的立法也出现了偏向性，例如有的社会主义法律竟然确认了无产者有自由签订契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权利；而那些窃取的国家、国有企业、集体所有的资产却被法学家们巧立名目认定为“善意取得”，“合法”私有，如此等等！

法律党们张嘴“民主”，闭口“宪政”，用他们的“法言法语”的阐述就是：“宪政性选择需要休克疗法那样的根本变革。重点在于刷新价值观，对权力结构重新进行整体性制度设计。”（《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页）说白了这种“民主”与“宪政”就是消解党和国家的权力和遮蔽被压迫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求自身解放的壮丽历程的工具。因为这种奋斗历程的价值，不符合法律党们口中的“程序正义”，只有按照他们的“程序正义”放弃革命，按照他们的“程序”实行改良，才是“良法正途”！这种恶劣气候，也侵染到了以讲党性、讲政治为己任的党史研究界。随手举两个例子，先举一个中央级的党史权威学术期刊《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有一篇文章，作者竟然以《南方周末》所推崇的公知的论述来论证：“曾经的无产阶级革命解决了民族独立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好人的尊严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第50页）这里我就想问一下，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些翻身解放了的工人、农民以及所有被压迫人民，他们难道没有尊严吗？你要的是哪个阶级的“尊严”？这是党史研究，还是伪史宣泄？再举一个地方上的例子，如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有一篇论证论述“宪政”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竟然说到：“中共建政后，正是宪政的消失，为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等暴政打开了闸门。”（见该文集，第368页）一个首都的党史研究机构所编的论文集，竟然称自己党的历史是“暴政”，这是挖掘史料，还是自掘坟墓？！

【《中共党史研究》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胡澄藏书）】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在这种逆流中，郑天翔同志奋起抗争。

二、革命者的抗争

郑天翔同志是在改开以来法律党、历史虚无主义者、自由主义政客歪曲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工农群众争取权力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史的恶浪中拍案而起、勇猛抗争的法律界的老革命家的卓越代表。

【《郑天翔司法文存》（胡澄藏书）】

郑老以他几十年革命历程中形成的政治敏锐性，深知社会主义法律是中国革命胜利与人民解放历史的权力。他在各地调研中对法律工作者们谆谆教导：“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就是我国的宪法，它把广大工人、农民包括生活在黑暗中的农奴都解放了。毛主席说和平演变时，我还不大理解这个说法。我常想，中央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它过时了吗？社会主义有没有个标准？苏联东欧突变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无产阶级专政从宪法中取消了。马克思曾说，他的发现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也讲，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教导我们用武力夺取政权，修正主义者就是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这就要我们重新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是党的领导问题。无产阶级通过党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多党制，目的就是要搞垮共产党，重新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很有好处。”（《1991年1月21日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处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谈话》，《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63页）

【《郑天翔四论》（胡澄藏书）】

郑老以他几十年革命历程中形成的政治敏锐性，深知经济基础对法律制定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名著《郑天翔四论》之一的《论反腐败》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保卫反腐败的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观点，并深刻地论述了国有企业的十大作用（《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92页）。并在名著《郑天翔四论》之一的《论大好形势》中，对“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在文章的最后，他郑重地高呼——“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高高举起！”

郑老以他几十年革命历程中形成的政治敏锐性，深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权力的合法性的历史作用。郑老在著名的《郑天翔四论》之一的《论依法治国》中，首先就论述了解放以后新中国光辉灿烂的五十年革命建设历程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郑天翔著《论依法治国》部分目录（胡澄藏书）】

郑老以他几十年革命历程中形成的政治敏锐性，深知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对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决定性作用。他在著名的《郑天翔四论》之一的《论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这篇文章中专门列出一节，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这是郑老对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和毛主席所论述的继续革命精神的在当代的弘扬。并且在文章中鲜明地提出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整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这对于一位在革命中受过冤屈的革命者来说，表现出一个真正的老革命家的革命意志与革命精神。

【郑天翔著《论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部分章节（胡澄藏书）】

郑老更为深刻地指出了——“堵塞腐败滋生蔓延的源头，市场万能论！”（《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页）这在当时和当下都有石破天惊的伟大意义。

郑老还立场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我国高校法学教育带来的侵害。他在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们座谈中语重心长地教导：“在我们的理论界，在高等院校内，特别是在文科领域，就是还有逆一股逆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风行在高校内，在国内风行。在国内有人主张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退出，咱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他们就是讲‘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西方市场经济。有人主张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来。因此，‘美国化’即‘西化’的影响在我国客观存在。经济上私有化，否定公有，否定国有，这个风声不小。”（《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38页）他鲜明地指出：“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中国法律体系就废除了，用西方法律体系把中国建设起来，那样就失败了。我们要培养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法律人才，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法律人才。”（《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页）

郑老还旗帜鲜明地在法学理论上同当时的法律界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法律党们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理论文章中深刻指出：“我们的法同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群众的意志的体现。我们经过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长期斗争，这才建立了人民的国家，制定了人民的法。而有了人民的国家和人民的法，人民才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证明的吗？”（《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

接着，郑老深刻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精神。他说：“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观，我们对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法的起源和本质的种种说法，就能辨其是非曲直，看其是否真有道理。例如，有一种说法叫做‘权利本位论’，认为‘天赋人权’（自然权利）是社会存在，社会以权利为为本位，义务、法、国家权利乃至社会都由权利决定，为权利服务。这符合事实吗？否！在原始社会，在氏族制度内部，根本就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许多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后被认为是事关权利或义务的重大事情，那时的人压根儿就不认为这里存在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就像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义务还是权利一样荒谬，一样的不可思议。而当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后，情况便截然不同了。权利和义务的区分和对立已经十分明显。那时候的社会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什么‘天赋人权’实际上是人赋人权。我们不否认‘天赋人权’说在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斗争中的进步意义，但归根结底，此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来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不是什么自然权利本位的体现。”（《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42-343页）

郑老的这些深刻的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国家理论和法学精神。对于以权利为本位搞权利哲学、法律哲学，主张权利、人权、私有权、私人权决定国家权，不承认法的阶级性，鼓吹契约绝对化，并以这种法律观念来推行经济上的私有制，瓦解国有公有制的理论和行为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启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法学思想的想考，感召社会主义法学们起而抗争，有力地防止了西方那一套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法学话语体系向中国立法工作的渗透。

郑天翔同志就是以他的凛凛风骨与勃勃生机和充沛的斗志感召我们百万后学，跟随他奋斗，抵制法律党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侵蚀与腐蚀，支撑着我们走进了新时代。

郑老的奋斗与抗争是对于法学界对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背叛思潮的强有力的阻击。

郑老又是司法群众路线的模范的执行者和弘扬者，他多次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体现深切的群众情怀与共产主义意识。他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法院工作的根本路线。审判人员要走出法院大门儿，到群众中去了解社情民意，深刻体察民情，学会做群众工作。他常常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84年2月至3月，他为了了解法院的办案质量情况，到河南调研36天，先后到了一个高院、4个中院、7个基层法院。他在多个场合都谈起法院要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他说：“我们就是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这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从根据地开始。就有这个经验，现在同志们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就要继续发展这个经验。”他又说：“民事审判为了人民，便利人民，设依靠人民，它涉及不少人，既是法律工作，又是群众工作，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个大问题。要突出一下。”为了方便群众诉讼，郑天翔同志提倡深入群众巡回审判，就地办案，反对坐堂问案，孤立办案的衙门作风。在他的任期内，最高人民法院专门成立了告诉申诉审判庭负责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参见《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这对于当下司法界盛行的法条主义，司法精英意识是一种强有力的批判。

【郑天翔同志深入群众，体察民情（胡澄供稿）】

在资产阶级法学思想的腐蚀下，我们某些立法机构、执法机关把法律当成了发财的饭碗，而一些法律工作者把法律当成了赚钱的工具。这既背叛了革命的法治历史，又背叛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方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人民司法的群众路线制度和工作作风，这就是在解放区形成的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审判作风便利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是为人民服务的。他的司法活动绝不单凭诉状、供词与辩论来进行审判，而着重于实地的调查研究，了解案情的全部真相和充分证据后，才依法判决。因此，他常常根据不同的案情需要而采取必要的就地审判、巡回审判、人民陪审等等审判方式。这与资产阶级的法条主义与司法精英划清了鲜明的阶级阵线。而现在却是诉讼以程序正义为先的借口下，旧的、西方式司法作风在司法界死灰复燃。他们只会机械地搬弄诉讼程序，无视民间疾苦，神话诉讼程序，满嘴“法言法语”，吓唬愚弄百姓。而郑天翔同志的亲身引领，对于当下的司法作风尤其有警示意义。

三、亲切的教诲

在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时期，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被疯狂、遮蔽、歪曲的时候，有人问我：“你还信共产主义吗？你还信共产党的历史吗？你还信共和国的历史吗？”我坚决地回答说：“信！为什么？因为我只见过真正的共产党人，见过真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亲身感受过他们的斗争风范，亲耳聆听过他们亲切的教诲，知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所从事的壮丽事业是什么样的事业。”在这一点上，郑天翔同志给我的教诲让我铭感终生。这里只具体只说两件事。

第一件，那是在2006年，我所在的单位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办公室，想要举办一个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的主任王之鸿同志找到我问，能不能请几位有份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来参加纪念的活动，以增加活动的份量？我说可以。他说你能找谁？我说可以试一试，请郑天翔同志和第一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同志，还有国家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同志。王之鸿主任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说道：“郑老可是副国级领导啊，他能参加咱们这个最基层的党史办主办的活动吗？”我说试试吧。邀请函发出去以后，结果从两条渠道得到了回应。第一条反馈的竟然是当地的公安机关。因为郑天翔同志是副国级领导，公安机关联系我们要提前一天来到会场查看安全环境。第二条渠道是郑老的女儿郑洪回电话，说她陪同郑老参加会议。我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给王之鸿主任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并且向区领导做了汇报。区委主要领导同志听说郑老要来，便把当天要参加的会议延迟，专程来参加党史办举办的纪念活动，这在东城区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纪念会当天，郑老早早地就来到了会场，同时请来的还有柴泽民同志、铁道部原部长刘建章同志、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等几位老革命家。这几位老战友在这个地方相见，他们的情绪分外的好，热烈交流当年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情景。郑老和柴泽民同志曾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工作过。

【郑天翔（中）、刘建章（左）、柴泽民（右）在东城区委党史办主办的会议上，后排站立者左为党史办主任王之鸿，右为区委领导（胡澄摄影）】

在会议休息期间，我们觉得郑老92岁高龄，劝他参加完上半场活动早点儿回去。郑老的女儿郑洪也极力劝父亲回去。但是郑天翔同志执拗地又走回了会场，一直到会议结束以后才起身离去。当我往外送老人家的时候，表示感谢老人家对我们工作和党史事业的支持，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说：“你年轻，你好好干！”郑老的出席，使我们小小的党史办主办的活动有副国级领导出席而提高了档次。区领导也说：“党史办有面子，能请来郑老。”我说这不是党史办的面子，这是郑老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忠诚，这是郑老对革命先驱的敬仰，这是郑老对革命领袖的怀念，这是郑老对无产阶级奋斗历史的捍卫。他老人家是在利用各个场合来宣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存在。

【郑天翔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和他在北京工作的回忆录（胡澄供稿）】

第二件，也是在2006年，我作为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前身）的秘书长与毛泽东旗帜网等几家单位共同操办“深情纪念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逝世三十周年首都老中青年继往开来座谈会”。我们又请了郑天翔同志。郑天翔同志不但欣然答应出席会议，并且还审看了由我编辑的会议手册，并给予悉心指导，指出要把手册中选登的毛主席诗词手迹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在电话中殷殷嘱托。我在编辑会议手册清样的时候，向当时的毛泽东旗帜网站负责人孙永仁同志和石迈同志汇报了郑老的意见。在郑老的关心下，这个手册印制完美，发放到会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

【经郑天翔、魏巍审阅定稿的“深情纪念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逝世三十周年首都老中青年继往开来座谈会”会议手册清样稿封面（胡澄收藏）】

当天（2006年9月3日）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召开。当时还有一个插曲，临开会前，笔者突然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说是在大会堂召开这种会有点儿敏感，希望能够将会议取消。我得到这个信儿以后，非常焦急，就立刻联系我的忘年交、时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的李社建同志交流情况。李社建同志非常坚定地对我说：“小胡，纪念三位伟人有什么敏感？你们按计划好好开，我做好保障服务工作。”就在这些同志们的担当与情怀之下，会议准时召开，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社建同志是毛泽东时代从工农子弟中选出来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从一名普通的服务员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当今，是多么需要这样有担当有情怀的领导干部啊！他虽然退休多年，但我们之间还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在会上，郑天翔同志与前来参会的老领导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宣部原部长王忍之、著名作家魏巍、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等同志亲切交谈，与参会的中青年热切交流。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长丁玲同志的爱人老延安陈明、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郭沫若同志的女儿郭平英、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陈飞龙、刘绍棠研究会会长郑恩波、中国大众文艺学会会长赵铁信、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胡乔木同志女儿胡木英等出席并讲话。

【郑天翔（右）与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会上（胡澄摄影）】

【郑天翔（右）与中宣部原部长王忍之在会上（胡澄摄影）】

郑老是当时参会的领导中职务最高者，当时参会的老革命家中年龄最长者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北京航空学院的老院长武光同志，比郑老还大一岁，已经93岁高龄。

【武光同志在会上（胡澄摄影）】

这些已到耄耋之年的老革命家们不避寒暑，不惮年高，不烦奔劳，不怕成为“敏感人物”，为的就是心中那份崇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是在拼尽全力捍卫他们亲身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共产主义信念传递给青年们。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银华处处照青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红色青年们那涌动的心潮激荡在一起。面对此情此景，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大姐的心潮难以平复，拿起话筒朗声吟诵了一句毛主席诗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年的盛况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郭平英同志（右二）与会议筹办者在会上；左一这位青年当时是毛泽东旗帜网的版主，现在是《主人公》网的站长，独立撑起一片天地；左二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原主任孙永仁同志，他对于红色网站的创建壮大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可惜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右一为笔者】

正是这种堂堂之阵，正是这片正正之旗，正是这股凛凛之气，正是这样耿耿之忠，在那个历史虚无主义妖风盛行的时代，支撑引领我们后来人走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笔者与郑天翔（右）、王忍之合影（姚咏梅摄影）】

我在与老人家合影的时候，老人家看见是我，又郑重地重复说了那句话：“你年轻，你好好干！”

将近二十年的时光过去了，笔者现在虽然已过知命之年，并正当职业壮年之时，因单位顾忌“敏感”而被投闲掷散。但郑天翔同志那句“你好好干”的殷殷嘱托，时时激荡胸膺、激励振奋，不敢稍有懈怠。

五、新时代的回响

郑天翔同志以百岁高龄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据郑老的秘书王建桥同志回忆，郑老对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非常赞同、赞许。这里可以告慰郑天翔同志的是，在新时代领路人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推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地响亮提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这个论断非常赞赏，他说到：“这个论断抓住了党和法关系的要害。”（《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党中央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给了那些叫嚣“法律应该具有无上权威”的法律党们以迎头棒喝，他们的“法律”不能“无上”了，这个“上”就是“党的全面领导”。

在新时代，我们的国家也没有按照法律党们的希望改变国体。《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国家的国体：“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断绝了法律党们欣欣期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西化”、“美化”的迷梦。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党中央的决定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胡澄藏书）】

在新时代，我们的党也没有变成法律党们所希望的那种“全民党”。还是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永葆“自我革命”精神的革命党。

【党报刊登的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胡澄藏报）】

最让人感慨的，还是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寻求民族解放的奋斗中形成的法治历史和法学思想充满着敬意。他在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深刻指出：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边区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则，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