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102岁生日。102年前，她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空里秘密成立，不被世人所知，不被世界看好，而她却用28年的短暂时间，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进程。而今，她正以9500万的雄壮队伍，昂扬迈步在第二个百年征程。这令她的每一分子，无不为之而感到自豪！

抚今追昔，万念尤忆毛主席。

研究论之，“建党者众，而最为不同寻常者是毛泽东。”现将心得，分从8个方面与各位朋友共享，并欲求指教。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者

中国共产党建党，本文特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建党者，就是指的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人，即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这个地方，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建国后称为兴业路76号。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提出举行纪念建党的活动，但他与当时在延安的董必武只记的是7月份开的会，但开会的准确日子记不清了，所以毛主席就决定把党的生日定在了7月1日。

史料记载，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开会的一共是15个人。这15个人，从参会的身份看，实际上是3类角色：

一是会议代表，是12人。包括：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

二是国际代表，是2人。一个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一个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柯尔斯基。这2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指导者。

三是列席会议，是1人。这1人，即包惠僧，他是陈独秀派来参会的，他的角色定位，应是为陈独秀了解掌握情况的。

现在的党史研究，一般笼统称，出席会议的代表是13人。

除了这13个人外，我觉得还有两个人，也一定要算在建党者中。这两个人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因为，李、陈是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人之一，也是最早筹策成立共产党的人之一，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没有参加党的建党大会，理应也是当然的建党者。

这样算下来，建党的就是15人。这15个人，历史早已给出了结论。

脱党的3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李达，1922年夏，因难与陈独秀一起共事而脱党；李汉俊，1922年，因与陈独秀意见分歧而脱党；包惠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这3个人，显然是未能坚持党的初心。

被开除出党的3人：陈独秀、刘仁静、张国焘。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会议，但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二大、三大陈独秀被选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党的四大、五大，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7月，因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被共产国际停职，1929年被开除出党；刘仁静，1929年被开除出党；张国焘，1938年被开除出党。这3个人，无疑是走上了建党的反面，与党分道扬镳。

当汉奸的2人：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先是1923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随汪精卫投降日军，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逮捕，1946年被处死；周佛海，先是1922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8年随汪精卫投降日军，日军投降后被逮捕，1948年死在南京的监狱中。这2个人，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牺牲的5人：李大钊、邓恩铭、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李大钊，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27年4月28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北洋政府绞杀而牺牲；邓恩铭，1925年、1926年、1928年三次被捕，1931年4月慷慨就义；陈潭秋，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在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何叔衡，1935年2月，随江西留守部队向福建转移时，与瞿秋白等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坚决不做俘虏，在长汀水口附近跳崖牺牲；王烬美，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这5个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被载入史册。

建国的2人：毛泽东和董必武。董必武，在党内的职务，自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召开，11月6日闭幕）始，连续当选为七届、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一中全会（1973年8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行政职务，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最高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1975年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这就是我党的建党者。在岁月的流失中，在革命的大潮中，各自演绎了自己的政治路程，留下了迥然不同的历史痕迹。

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毛泽东参加一大时，不起眼，很土气，更不能与那些北大学生和留学生相比，这实际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而事实则恰恰相反，毛泽东才是其中最为不同寻常的建党者。

二、设若毛泽东加入中国国民党如何

怎么会有这么个设问？又为什么在这里说它呢？我告诉诸君，这个设问是朋友问我的。在这里说这个设问，我以为它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毛泽东这个建党者。

一次与朋友聊天，谈及国共两党历史，他不无联想，奇特发问：“如果毛泽东不是加入共产党，而是加入了国民党，那共产党会是如何呢？”当然我理解，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共产党的其他领袖没有人能胜过毛主席，如果毛主席参加了国民党，那国共两党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设问，显然不具有可考的实质意义。不过，倒也不是完全空幻的无史可论，相反，毛泽东不但加入过国民党，而且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干出了相当的成绩。当然，毛主席参加国民党，与这位朋友的设问不是同一质的。毛泽东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要说到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决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资料显示，参加过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刘少奇、澎湃、恽代英、邓中夏等。

但资料同时显示，毛泽东在这其中的作用又是较为突出的。

一是毛泽东受命参加筹备和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国民党一大筹备，和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件须慎重考量的大事，因为这里面有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所以我们看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求，参加的“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参加，其中有20名共产党员。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被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言。毛泽东在会上的突出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大会选举，其中就有毛泽东。最终，毛泽东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这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二是毛泽东受命参加国民党上海和广州党部与国民党中央的工作。由史料看，毛泽东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到1927年6月宁汉合流为止，即国民党武汉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实际参加中国国民党工作长达三年半时间。

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参加筹备和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两次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先后被派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广东省国民党执行部指导工作。这两个地方，当时几乎是国民党的全部地盘。毛泽东还身负重任，赴湖南省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史料显示，在毛泽东工作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他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建党，成为全国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他接手的国民党宣传的烂摊子，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从有关的资料分析，共产党的建党者，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有3人，张国焘、毛泽东和王烬美。在这次大会上，张国焘和毛泽东同时又被选为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但张国焘没有在国民党中央任职，而毛泽东却担任了国民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中宣部代理部长。我们说，这无一不表明了毛泽东的出类拔萃。

好了。我们再回到共产党建党者这个话题上来，看看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者。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分了前后两段完成的。前段会议，是在望志路106号召开的，时间是7月23日至30日。后段会议，是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召开的，时间是1天，有说是7月31日，有说是8月5日。

从常识想，8月5日更符合实际，因为要转移，要联系游船，还要妥善安排相关事项，又是在隐秘状态下，以那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7月31日要开会是很难的。

为什么要去嘉兴南湖上召开呢？是因为望志路开会的点已暴露，遭到了租界巡警的搜查，在上海再没有秘密地点可以开会。所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就建议去嘉兴南湖上开，认为租船在湖上乔装游客来开会比较安全，同时，为防万一还在船上布置了麻将牌。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后段在嘉兴南湖上开会，不是先前的15个人都参加了，而是只有7个人，但毛泽东是七人之一。是这7个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由于是战乱年代，又是极机密状态下，中共一大开会的任何原始材料都没有保留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党的第一个纲领，也是后来在共产国际档案中保留的俄文本的译本。

也是由于没有原始材料，所以，现在就有人从个别人的回忆录中寻得只言片语，来臆想评价毛泽东在建党时很弱，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极不严肃的。

那么，如何分析呢？我觉得除了上述国民党这个点，还可以看中共三大的点。中共三大，毛泽东是中央执行委员会9名执委之一，排在陈独秀、李大钊之后。同时，毛泽东还被选为中央局委员，在5名中央局委员中排在第二，分管组织并任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工作，与陈独秀一起具名处理中央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第二把手。

这两个点，从时间上说，仅距党的一大两年，这样回溯推及，我们就能看出，毛泽东绝非是很弱的建党者。我的研究，毛泽东恰是一名极为了不起的不同寻常的建党者。他的了不起和不同寻常，在于他在建党前已完备了身心历练，有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其他建党者远不能比的。

三、毛泽东是完成了“向真理蜕变”的建党者

现代有评论说，共产党的建党，与会的13名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就“如同是小知识分子俱乐部”。也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所以并不被共产国际看好。

那么，这13名代表的学业是怎样的呢？大体的归类是：北大学生4人，陈公博、刘仁静、张国焘、包惠僧（肄业）；留学日本4人，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师范学校4人，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在校中学生1人，邓恩铭。正是以这个学业，现在的很多人把北大和留学的人看高了一眼。

但我们不能不说，那时的北大生，不是现在全国统考几百万考生中选拔的尖子，那时的留学生，也不是新中国选优秀大学生去外国的深造者。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认知上忽略了学历和学力的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运动领导人萧楚女，几乎没上过学，完全是自学，但其才学出众，毛泽东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萧楚女就任干事，协助毛泽东编辑国民党《政治周报》，后任“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被称为杰出政治教官。

研究毛泽东，我们说他是极为不同寻常的建党者，正是说他以丰富的阅历，摆脱了小知识分子固有的缺陷，完成了“向真理的蜕变”。这种蜕变，准确的说，就是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志愿，与正确的解释了人类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契合。这种契合，使毛泽东的认知、视野、信仰、意志都远远高于了其他建党者。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大毛泽东17岁的何叔衡要追随毛泽东了。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结合点，就是毛泽东心中原有的强烈的报国志向，在寻找“大本大源”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少年毛泽东就怀有强烈的报国志向。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报考东山高小，他的报国情怀以《言志》作答，一气呵成，竟被校长惊呼“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之才”。在东山高小，毛泽东为自己取别名“子任”，强烈表达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志向。

1911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的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把政见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腐朽清政府。

在这两所学校，毛泽东的学力和学历发生了尖锐矛盾，学校的课程严重的吃不饱，更觉得找不到能实现报国理想所要的东西，所以，各读了半年就都退学了。

引人玩味的是，虽然在校时间短，但两所学校的老师都发现了毛泽东的非同寻常，“实切社会立论”，“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为什么要退学呢？联系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全过程看，就是他心中萌动的要寻找的“大本大源”，在这样的学校里找不到。这一点，在他给老师黎锦熙的信里，是表达的清清楚楚的，他要救国“动天下”，而他认为要救国“动天下”，就要“先动天下之心”，而要“动天下之心”，就要寻找“大本大源”。

毛泽东的这种“大本大源”的寻找，真正的契合是到了北京。

1918年8月，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函约，赴北京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京。他于这年的10月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到次年3月离开，在京半年时间。期间，他与陈独秀进行过长谈，与李大钊进行过长谈，他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12月，毛泽东带领百人“驱张”请愿团进京，于1920年4月离京赴上海。这是他第二次进京。这次在京期间，他读了能搜集到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的书，其中最主要的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由此，毛泽东完成了用马列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认知结合，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觉悟世间法则，“河出潼关”，“风回三峡”，有“大势力”，必有“大抵抗”，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基本规律。

毛泽东后来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历史让我们见证了毛泽东的话，他确实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也无论受到怎样的冤屈，他都毫不动摇坚持信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

从建党说，毛泽东两次进京，又两次离京赴上海，而且两次在上海会见陈独秀，这其中就涉及到讨论建党问题。这也可从蔡和森与毛泽东1920年夏秋的通信中，关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讨论得到佐证。1920年11月，陈独秀、李达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这也是毛泽东1920年入党的由来。

回溯这些建党者，从当时的情况看，虽都积极主张建党，但其情态却是各异的。其中，不乏听得马列主义新概念而一时血涌者，也不乏只把马列主义当作理论研究者，还不乏参加建党的目的并非是共产党的初心者，那些脱党、叛党、被开除出党者，是说明了这样的结论的。

最终，只有完成了“向真理蜕变”的毛泽东，成为了天才理论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四、毛泽东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建党者

建党者的年龄，也是社会上的一个话题。13名建党者，年龄比毛泽东大的有5人，年龄比毛泽东小的有7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45岁，年龄最小的是19岁。13人的平均年龄是28岁，毛泽东的年龄恰是平均数。

在研究《毛泽东精神》的过程中，我曾惊奇地发现毛泽东一生平切的3个28岁，即享年84岁（中国传统计寿），平分为三个阶段，各为28年。第一个28岁，从1893到1921，我谓之“立志”，即毛泽东寻找到“大本大源”，最终立志信仰马列，建立共产党；第二个28岁，从1921到1949，我谓之“奋斗”，即毛泽东毁家兴邦踔厉奋斗，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第三个28岁，从1949到1976，我谓之 “探索”，即毛泽东“继续革命”祛“周期律”，最终避免中国“苏联化”。

我们知道，就在苏联解体的档口，中国也有人提出了类似苏联的解体方案，最终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老同志反对才没拿出来。原因何在？

毛泽东的《讲堂录》写着：“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正是毛泽东“不惜跌得粉碎”，以“身家虽死”之浩然正气，发动触及灵魂的继续革命，得以安国救民。

1921年的春节，刚刚步入28岁的毛泽东，注定要带领全家镌刻在中华民族的丰碑上。

大年三十的傍晚，毛泽东带领着毛泽民、毛泽覃，按照当地的习俗，兄弟三人到父母坟前作了祭坟。

大年初一，毛泽东吩咐全家早早吃了饭，然后召集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和弟媳王淑兰（毛泽民的媳妇）开家庭会议。

无父尊兄。毛泽东先是感谢泽民和弟媳在家打理日子，辛苦操劳，为父母送终。然后就和盘托出了动员全家共赴国难的意见。

毛泽东说，家里的日子难我是知道的，你们不说我也能体会到。而“家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难。”“救家必须先救国，国富民才强。”

毛泽东决定，家里的“田让给又穷又会种田的人去种，房子也让给种田的人去住。”牛和农具送人，欠人家的钱还了，欠家的钱不要了，连过年剩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

就这样，上屋场毛家，人走了，家没了。“国乱民不安生”。毛家的兄妹们，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人。

就这样，在上屋场开家庭会议的人，先是毛泽建，后是毛泽覃，接下来是毛泽民，一个个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著名作家任志刚说：“毛泽东将自己的亲人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加入了共产党，而其他党的建立者多是个人参与，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进出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这就是毛泽东，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建党者，一个“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建党者。

毛泽东有着极高的天分。一位研究佛学的长者，把毛泽东看成是白帝，谓之智慧超群。毛泽东的老师说他，人品好，才学高。我们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相信，如果毛泽东为个人发家奔日子，上屋场的毛家，一定会是中国数得着的富甲一方的望族，然而，毛泽东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把全部的心血，把一家人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一家满门忠烈，弟弟，妹妹，妻子，儿子，侄子，六位至亲的人，先后为国捐躯。

有评论说，这不仅是在建党者中，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曾对我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毛泽东”。是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毁家纾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私心，全家人鞠躬尽瘁死而后，然而长时间遭受污名诽谤，至今仍有下三滥往他及家人身上喷粪，实属邪恶至极，罪不可赦！

五、毛泽东是“紧密联系工农”的建党者

秀才造反，历来被诟病。纸上谈兵，一套一套，实际行动，事不适策。

为什么秀才造反终难成功？因为，旧时的学堂（校）与社会隔膜，读书人（知识分子）不事农桑，与社会底层的民众形同两个世界的人。正如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的， “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道理摆在这，不事农桑，则不知稼穑之理。不知稼穑之理，又焉能号令民众？

共产国际或许有此虑，所以从开始就不看好我党的建党。也或许是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共产国际仍看不出这些建党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希望，所以，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就干脆找了个工人出身的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在共产国际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工人运动的范式。要让中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就要弄一个工人出身的来当领袖。这无疑不是表明，共产国际对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共产党中央是信不过的。

诚然，一个政党的领导核心，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组成，是存在致命弱项的。因为它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在领导成员构成上是缺项的。缺项，就意味着有盲点。

然而，我们研究中共的建党者，在这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毛泽东却是个特殊的个例。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与农民、工人及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有着紧密联系。这在建党者中是极为不同的。

一是他当过农民，多次做过农村考察。毛泽东十四、十五岁时，扎扎实实当过两年农民，耕、耙、锄、犁等全套农活他都会。这是其他建党者所没有的经历。我以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不熟悉农民，是个极大的缺陷。同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还多次搞过农村调查。从资料看，他的农村调查也极具个样，行乞，问佃，访贫困，计算农家收入，帮跳水种菜，了解农民起义，完全沉在农村最底层。所以我们看到，他与农民心无芥蒂，也不相信亩产万斤的鬼话。

当过农民，熟悉农村农民农业，是毛泽东的巨大优势。这一点很重要，以致于后来党的中央还在完全摒弃农民时，毛泽东就已深刻地指出了农民中蕴藏着的极大的革命动力。所以，他在农民中发展了第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创建了第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伟大军队，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村革命运动，彻底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

二是他举办过工人夜校，与工人有着广泛联系。关于毛泽东紧密联系工人，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清楚，这就要说到他举办工人夜校。

1917年至1918年上学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监方维夏老师的支持下，力举开办工人夜校。毛泽东既是老师，又兼任夜校管理职务，统筹工人夜学事宜。他用白话文发布《工人夜学招生广告》，非常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和要求，每必亲躬，事无巨细，夜学工人学员曾达到300多人。

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与城市工人开始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许多工人成为了他的好朋友。“一师附近的许多工人都很熟悉夜学中的‘毛先生’，将他视为好老师、好朋友。”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指导下，学苏联革命的经验，走发动工人运动、进行城市暴动的革命模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也是走在了最前面的。史料介绍，毛泽东组织领导工人仅大罢工就有十次，而且是九次半取得胜利，可谓是党内当之无愧的领导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而毛泽东能如此成功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正是源于他在湖南一师举办工人夜校取得的经验。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天才的毛泽东，“紧密联系工农”，才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他熟悉工人，成功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却发现依靠城市工人运动的路是走不通的，最终他否定了苏联人的革命模式。

他熟悉农民，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六、毛泽东是“当过士兵”的建党者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天才的人，任何的经历，都会是成金的淬石。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天才。

毛泽东当过半年士兵。这在共产党的建党者中是唯一的。这半年士兵，在一般人，可能什么都不是。而毛泽东的半年士兵，正是他走向人类军事历史巅峰的垫脚石。

毛泽东当士兵，说的是他参加湖南起义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湖南省第一个响应。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省宣告对清政府独立。月底，毛泽东到驻长沙的起义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相当于师）五十标（相当于团）第一营左队（每营4个队，即前、左、右、后队）的一个棚（相当于班，每棚14人）服役，当了一名列兵。这时，他不满18周岁。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5日，清宣统皇帝被迫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

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结束，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

毛泽东参军闹革命，是准备上前线打仗的，所以他对出操、上课、操练非常认真，很快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课目。在军营里，毛泽东发现士兵基本是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有农民，有挖煤工人，也有铁匠、木匠等手工业工人。毛泽东与他们的关系很好，和营长及士兵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并与一名矿工出身的士兵和一名铁匠出身的士兵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历史告诉我们，这次半年的士兵经历，很快就显现了效力，他被任命为 “统帅”，统一指挥“三军”缴了北洋军溃兵的械。

1916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新任校长孔昭绶推行“军国民教育”，决定在一师成立学生志愿军。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当选一师学友会总务，负责领导全校的“学生自愿军”。

1917年11月15日，北洋军第八师的溃兵约3000人，由衡阳一路烧杀抢掠溃退到长沙猴子石附近，对学校和长沙城构成危险。校领导决定，学校1千多名师生员工撤出学校避难。毛泽东考虑，一千多人撤离本就不易，而如果一旦溃军占领学校，学校遭到破坏不说，十天半月的，师生员工的食宿亦无法解决。而且毛泽东对“敌情”作出分析判断：他们城外徘徊，是不了解长沙城里情况，一路溃退下来，又慌又累，立足未稳，是可以将他们赶走的。

因此，毛泽东说服校领导，决定以学生志愿军设伏截击溃兵。这样，学校研究决定，由毛泽东任“统帅”，统一指挥全校师生、学生志愿军和一些警察组成的“三军”，实施截击“军事行动”。毛泽东兵分三队，采取半包围之势，居高临下，真枪与爆竹虚实相成，顺利缴了全部溃兵的械，并说服长沙商会出钱，每名俘虏发4块大洋做路费遣返回家。一场即成的兵灾，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就这样地化险为夷了。

这是奇迹，绝对是奇迹。这是毛泽东初次统帅士卒，无论是“军情”研判、地形利用，还是“兵力”调配、战术指挥，都堪称谙练老道，“俘虏”遣返更具创造。这昭示了毛泽东日后的战无不胜。

我想，这样的奇迹的发生，是与那半年士兵经历不无关联的。

这样的奇迹，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事业的进程，越发地演绎和创造。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创建人民军队，实行军队民主，官兵平等，优待俘虏，用短短22年的时间，战胜了国内外一切强敌，生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这样说来，毛泽东的当兵，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这就是毛泽东，一个当过士兵的建党者。他缔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他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他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军事业绩，他成为了世界军事历史上，唯一的，集伟大统帅和伟大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军事家。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毛泽东就是我们的骄傲！

七、毛泽东是“领导社会政治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建党者

共产党的建党者，不仅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而且基本都是参加过学生运动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共产党的生发，最先就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我们知道，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陈潭秋等，都是爱国学生运动的著名人物。

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不仅是爱国学生运动的著名人物，而且可能还是建党者中最早组织领导爱国学生运动的。根据掌握的资料，很多建党者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例如，张国焘、陈潭秋等。而毛泽东不仅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更是早在1915年反对卖国《二十一条》时的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者。

近代史上，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每每是走在共赴国难的前列者。1915年5月，民国总统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湖南迅速掀起反对袁世凯卖国的爱国运动。毛泽东所在的第一师范，是长沙爱国运动中最活跃的学校，一直走在长沙爱国运动的前列。毛泽东更是积极投身其中，参与学生爱国活动的组织谋划，活跃于演讲、请愿、游行等各种的爱国活动。

这场爱国运动，毛泽东警思：“大凡对自己同袍姐妹凶毒欺压的人，对外国列强往往是主和派、投降派，甚至是奴才。”是年9月，他在一师掀起“学潮”，以“二十八画生”征友，要组织团体，砥砺品行，研究学术及改造国家，提出“中国应造出新势力”。

这场爱国运动，湖南历史上记下了冲锋者的名字：方维夏、徐特立、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陈昌、周世钊……。

这场爱国运动，毛泽东也留下了令后人敬赞的四言绝句：“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现在研究，参加建党的13名代表，即使加上南陈北李，要说组织领导社会政治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恐怕就唯有毛泽东了。毛泽东组织领导的社会政治斗争，就是1919年发动和领导了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张敬尧时任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年龄不到40岁，是北洋嫡系中的皖系，当过北洋军队的师长，有枪有权又有钱，是一个贪婪残暴，镇压爱国运动，罪大恶极的军阀（后成为汉奸）。驱逐张敬尧（以下简称驱张），是湖南省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广泛的爱国运动。

毛泽东就是这场驱张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也是他独当一面组织重大社会政治斗争的首次。他组织建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提出驱逐张敬尧出湖南的政治主张。他极富见地的分析研判驱张形势，组织召开各种驱张会议，酝酿筹划，宣传发动，组织协同，联络社会，动员各地群众投入驱张斗争，号召全面开展罢课、罢教、罢工、罢市，并率领100人的驱张请愿团赴京请愿，组织“平民通信社”，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北京政府交涉。

这场驱张斗争，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其社会声势之大，可谓势如千钧、万炮齐鸣，有过之“五四”而无不及。最终，张敬尧的军队于1920年6月26日全部撤出湖南省境，驱张运动取得彻底胜利。

这一活动，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驾驭重大社会政治斗争的巨大能力。这种巨大能力，是其他建党者所不及的，也是一般政治家难以达到的，想想毛泽东在延安与蒋介石的政治斗争，再想想新中国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是不难作出这样的结论的。

我们说，有毛泽东这样的极为不同寻常的建党者，正是中国共产党之幸。

八、毛泽东是被誉为“天下奇才”的建党者

你可以想想自己，入学考试，有几次放榜是第一，而毛泽东竟是凡此都是第一。你再想想自己，有哪个老师会为你辞职或罢教，而毛泽东竟然，既有老师为他辞职，还有全校十多名骨干教师为他罢教。你还可想想，你的作文，有过百分和超百分，而毛泽东竟都有。你还可再想想，作为学生，有谁为你盛赞不已，而毛泽东竟能走到哪儿都无不盛赞。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天下奇才”！

湖南省第一中学举行全校作文比赛，毛泽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500字，而老师眉批和总评就达150字，既给予百分，又谓预前程，“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历观，不是偶尔，所以才叹前途不可限量！

袁仲谦，湖南第一师范老师，有老夫子、老学究之称，从不轻易夸奖学生。而就是这位从不轻易夸学生的老先生，竟认为 “毛生大有颜子箪瓢与范公画粥之风，犹如车胤、孙康转世，”谓毛泽东将来必有“大造”。从不夸人而夸人，是“大造”开了老先生的口。

老师刘策成，是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黄兴交往甚密，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大知识分子。他称毛泽东是“‘思非凡’的天下奇才”。纵论天下的老师，才从天下看毛泽东是奇才。

黎锦熙，北京大学教授，认为，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天下奇才，自然就是包藏宇宙，吞吐天地。

杨昌济，一位学贯中外的大学问家，可谓历尽东西，阅尽沧桑，而他视毛泽东为“拄天的大木”，是“一个难得的奇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在病入膏肓之际，还心系救国，不忘向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他在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言救国，毛泽东就是柱天的大木，是支撑起国家大厦的栋梁。

章士钊，这位教育部长，民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更是看法不俗，谓毛泽东之，“汝之贵，贵不可言。”贵不可言，天机不可泄露也！

不一而足！不一而足！于毛泽东说，这样的评价，可谓是不胜枚举。

那么，毛泽东这样的“天下奇才”，在建党前又有怎样的社会历练呢？

总的说，在建党前，毛泽东已经历练了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完备了一个从政者的基本素养，等待他的只是时机问题。

他涉社会，多次进行农村考察，把实农业大国社会脉搏；他涉军事，服现役，组织领导学校“警备队”，组织指挥“军事行动”，并取得完胜；他涉组织，成立各种社团，新民学会、湖南学生联合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湘潭教育促进会、旅京湖南学会、星期同乐会、中韩互助社、救国十人团、平民通讯社、湖南改造促进会等；他涉社会活动，组织推动赴法勤工俭学，领导开展五四爱国运动，组织和参加过各种的会议，包括社团会议、联系会议、动员大会、声讨大会、游行大会、研讨会、教育会、改革会等；他涉政治运动，提出并联合各界力量驱逐军阀张敬尧。

他涉教育，担任过小学教员，当过小学校长（主事），教授小学历史课程、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失学青年夜校、自修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助理员，他在湖南成立青年图书馆；他涉舆论宣传，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他在期刊和报纸大量发表文章，实切社会时弊，探讨社会改造，宣传进步思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他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更是获得高度评价，被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若干报刊转载。

涉历社会多域，使毛泽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被李大钊誉为“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

天下奇才，又佳历练，这就是毛泽东的极为不同寻常，在建党者中绝对是无人比肩的。

正是毛泽东的不同寻常，由建党到缔造党，他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正确方向，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道路，并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才得以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世界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评价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艰难的道路上，在巨大的牺牲中，在取得辉煌成果的每一过程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中国的明灯，是中国的舵手。”“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是的，杨大师的评价是客观的。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响亮的名字，他是这个党的奠基者，他是这个党的思想者，他是这个党的领路者，他是这个党的缔造者，他为这个党奋斗了毕生精力，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客观结论。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业委员会专家，原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精神》作者